温铁军:去依附:亿万农民救中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71 次 更新时间:2019-01-02 22:3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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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 (进入专栏)  

  

   2018年12月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召开的“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温铁军教授发表了题为《去依附:亿万农民救中国》的演讲,以下为速记稿整理的演讲内容。

  

   一般“三农”问题都是垫底演讲,感谢复旦大学的安排,这次没有安排垫底演讲。我今天要讲“50”“80”“10”三个年代阶段发生的故事,原来想把这三个阶段基本过完再讲,今天正好借这样的机会跟大家做一个扼要汇报。“亿万农民救中国”跟我们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是直接相关的,感谢上午洪银兴老校长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讲话,让我们讲好中国故事,接着是姚洋做了一个非常简短但是深刻的批判,包括史正富对有关供给侧改革的政策体系做出的批评。

   这些都是上午内容中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也发了很多(相关内容)到我的团队群里边,让大家重视复旦大学释放出来的信号,我们的理论体系需要重大调整,我现在做的分析是尝试比较客观地讲好中国故事。

  

亿万农民第一次救中国


   大家知道,1948年有一个重大政策变动,也就是以美元作为货币依据改掉了原来法币制的主权货币体系,外汇制的货币发行体系就崩溃了(4个月左右),民国因此进入恶性通胀,从而导致财政不能持续,于是现代财政和现代金融的失败导致了其军事上的失败。所以,在共产党打国民党军队的时候,一个连队能够让上万国民党士兵交枪,是因为国民党没有钱了。

   我们在民国的时候没有财政也没有金融,打个白条就可以了,当年解放战争的时候给农民打的白条有的到70年代还没有还,直到2007年才还上,这些事情都过去了。但是那个时候没有金融这些东西,我们靠农村包围城市,但是进大城市必须要有明确的管理。

   军队打垮了可以不算,但是工业、教育、街道、警察全部要靠财政维持,我们党首先遭遇的是接管大城市之后严重的财政赤字,赤字率高达70%,意味着财政不可维持,将要破产。为了保证财政开支,我们怎么办呢?答案是增发货币。国民党在失败逃离大陆的时候,把所有的外汇全部带走了,所以当时第一大危机就是通胀,通货膨胀率非常高,按常理这个新政权会垮掉。

   1947年,我们确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提出要发展私人经济,但是在严重通货膨胀的压力之下,任何企业都没有利润可言,所以脱实向虚不是现在发生的,1940年代已经发生了经济脱实向虚,炒作成了客观规律。那么该怎么办?按照一般理论是不可挽救的,但是幸亏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农民人口占88%的国家,1947年开始了土地改革,这一次激进的改革(土改)意味着88%的人口不用国家管了,恢复了小农经济,结果是亿万农民救了高通胀危机之下的财政。

   具体为什么?因为一旦土地到手,农民都要进行简单再生产,至少要维持他的下一个生产周期;同时还要追求扩大再生产,就是追求土地扩大,农民尽可能向国家交售农产品,恰逢共产党正在城市打白米、白面、白布“三白”战役,私人资本家在跟共产党争夺天下,共产党从农民那里得到了大量的“三白”,用于平稳市场,通货膨胀被压下来了。靠什么?就是靠大量农产品的供给帮助共产党压低了物价,同时农民吸纳货币,最终这种通胀压下来了。这种故事没有讲过,所以讲好中国故事要从头讲起。

  

亿万农民第二次救中国


   我们再讲1980年代的改革。刚刚讲到了财政,中国经济50、60年代是被封锁的,就变成了一个完全依附的时期,其中有红利和成本,所以普遍贫困是维持完全主权独立的国家所带来的制度成本。但是从70年代开始,中国利用尼克松访华之前放松对中国封锁的机会,开始调整工业结构,引进外来技术,这样就造成了引进外资的成本,即100多亿左右的负债。

   70年代任何引进外资的发展中国家包括拉美和亚洲的国家,都普遍出现了债务危机,中国也同样出现了,直接表现为1978年、1979年财政赤字突破200亿。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没法进行任何投资,甚至连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投资都不够。于是出现了大面积的就业不足,这个时候又让步政策,让我们回城。我们那一代人遭遇了几次大变故,80年代那次就是大回城,但是回城后无业可做,无业、无家、无老婆,我们那代人的遭遇就是大危机的代价,因此催生了改革。

   所以改革不是谁拍脑袋拍出来的,是应对危机的产物,这些各位可以注意我的文章,都有解释。那么为什么这次又提出了农民救中国?因为就和毛泽东当年土改一样,邓小平也给中国农民分了一块地,内容是一样的,但叫法不同,那次是土改,这次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些话没有人听得懂,但内容一说大家都懂,就是又土改了,给农民分地了。

   这次的差异是什么?主要是解放了农民的生产力,因为第一次土改时农民人口占88%,第二次土改农民人口占85%,土改后,农民有吃有喝不找你,政府不用管农民了,农民自己玩自己的。当时中国外债转化成严重的财政赤字,造成赤字就没有扩大再生产的可能,放了农民(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造就了农村、恢复了百业兴旺,农民的人口和农民劳动力都在大幅度增加,政策放开了以后,大家看到的不仅仅是粮食生产发展,更重要的是出现了百业兴旺。乡镇企业兴起并快速发展,数量有2700万家,创造了巨大的对城市工业的拉动,就是内需拉动的增长。我们现在讲的三驾马车内需驾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那个时候。谁干的?中国农民干的。

   第二次转的时候,农民转向了多业态的乡村复兴,然后带动了城市化,这些拉动了中国内需的增长,这是中国这么多年唯一一次内需拉动型的增长。我们讲四十年改革的时候讲的更多是92年以后的事,92年以前呢?因为有过一次88年的滑铁卢,所以就不再讲80年代了,仅仅把80年代归结为家庭承包,不讲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城镇化的发展,80年代内需拉开城镇化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尽管中央强调城镇化,但却没有人真正把城镇化当成中国故事中的重要内涵,它发生在什么时候?80年代。伴随着乡镇工业发生起来的乡镇化,这个就讲到这里。

  

亿万农民第三次救中国


   然后再说说2010年代,我们现在在干什么?我们连续强调了5年的城镇化,一个人进城能带动20万的投资,如果3亿农民都进城呢?如果真的实现了70%的城镇化率呢?那就是120万亿的投资。所以当时会认为中国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但很少有人注意到,我们从07年就开始强调转型了,转向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意味着中国沿着资本主义的道路走不下去了,我们现在变成了世界最大的污染国。尽管我们现在是产业资本和生产总量最大的国家,但是按照大类算,三分之二的产业是外资供给的,产业资本中至少1万亿美元以上是外资。政府常说我家大门常打开,张开怀抱等你来,资本是来了,但那不是你的。刚刚史正富老师分析的中国M2总量很大,是不错,但中国因为外资变成了世界贸易最大的国家,有意义吗?

   所以我们从07年就提出了生态文明的理念,现在是以生态文明为指导性,生态文明中最主要强调的是自然多样性与人类社会文化多样性之间的有机整合。自然多样性在城里有体现吗?比如说上海就没有,上海是一个地面不断沉降的城市,克服不了自然对它的伤害。真正能跟自然多样性有机整合的就是乡村社会,我们去年正式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是十九大贯彻落实生态文明转型的举措和战略,以什么当成转型的对象呢?就是乡村振兴。所以,希望大家把我们的乡村看成国家向生态文明转型的载体。

   面对当前中美贸易战,无论转换成什么都得练好内功,夯实基础。那么基础在哪里?就是乡村振兴,中央高度重视乡村振兴,当时开会,习近平带领所有在家的领导上会,各种政策向乡村倾斜,并且指出乡村振兴是21世纪中国发展潜力最丰富的领域,这是有深意的,也是有所指的。为此,我们已经开始转变以往的数量型增长,乡村怎么样进一步完成中国自主货币体系的货币化,和自主资本体系的资本化。一定程度上,用乡村来吸纳现在增发的货币,就是习近平讲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2010年以后的转型也就得到了软着陆的基础。这就是中国农民第三次救中国。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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