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金刚:朱熹历史观中的“理势”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9 次 更新时间:2018-12-30 10: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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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金刚  

   内容提要:“理势”是朱熹分析历史问题的基本框架,他强调对待历史问题要兼理、势,结合价值与事实进行判断。理势含有内在的秩序与趋势,这与“不得已之势”只强调客观层面有所不同。朱熹在使用理势分析问题时,主张把握价值、事实两方面的当然性与必然性,即要看到“理势之当然、必然”,在此基础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理导势”,用价值引导现实的发展方向。总之,朱熹是在理学的框架内讨论“势”,这是其理势观与以往势论不同的显要处。

   关 键 词:朱熹  理势  不得已之势  理势之当然  理势之必然

  

   “历史演变的性质”与“历史演变的基本规律”,是中国古代历史观中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在传统的历史观中,“势”以及与“势”相关的“事势”“时势”“理势”等范畴与这两个命题密切相关。朱熹在讨论相关问题时,也经常使用与“势”相关的一些范畴,特别是“理势”①这一范畴。“理势”在朱熹的历史观中具有独特的意义。理势关系是其理气关系在历史观中的具体化,处理的是历史中“变”与“不变”的问题,尤其是价值选择与历史变化的关系。理势关系还涉及历史变化中规律、法则如何起作用这一问题。朱熹强调要从“理势”的角度把握具体的历史情境,看到理势之自然、当然与必然,进而在实践中“因时、顺理、乘势”,做出合理的判断与行为。朱熹说:“天下之理,其本有正而无邪,其始有顺而无逆,故天下之势,正而顺者常重而无待于外邪,而逆者常轻而不得不资诸人,此理势之必然也。”(《四书或问》,见《朱子全书》第948页)在他看来,正是因为“天下之理”的本然状态是“有正而无邪”的,因此表现于天下发展的趋势或天下的整体形势,正者不需要借助别的力量,而邪者则常常需要依傍其他的力量而保有自身。理如此,势也当如此。“理势”这一概念突出了在具体情况下现实趋势与价值的关系,将势的必然性与理的必然性二者结合起来。总的说,“理-势”的分析构架在朱熹那里具有深刻的理论意涵,它连接了事实与价值,表现了朱熹内在于历史事件本身对历史和事物的分析和把握,揭示了普遍原理在具体历史情境下的运用与呈现。

  

一、“以理势度之”


   朱熹常用“势”和“理势”对历史或各种情态、现状进行判断和分析,这是其“理势”观最基本的用法。在面对具体情境时,他用“以理势度之”“顾其理势”“理势甚明”等表示判断性的说法进行分析。这种兼“理势”的判断模式涉及经典解释、政治原则和历史事实多个方面。

   在政治原则方面,朱熹从理势出发,对政治行为做出判断。如《与陈丞相书》中言:

   盖不惟元老大臣所以告君之体当然,顾其理势攻之于彼不若导之于此之为易,诵众人之所己言不若济其言之所不及者之为切也。(《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见《朱子全书》,第1133页)

   在朱熹看来,劝诫君主,应该直接从君主之心术入手,而不应该只在“外缘”做工作。能够直接开导君主之心术,无论从道理上还是从现实来看,都比直接揭示小人之恶更为容易,也更切中要害,所谓“顾其理势攻之于彼不若导之于此之为易”。(同上)“顾其理势”这一说法表明,“理势”不仅包含“当然”的价值性层面,也包含现实性层面;对问题的判断,不仅是从孤悬的应然出发,而是把价值与现实结合,内在于现实自身的趋势、形势对问题进行判断。“理势”的思考框架相对于具体问题而言,不是以价值为抽象原则,而是把价值安顿于情态之中做出判断。

   关于具体的历史问题,朱熹也常从“理势”出发对事件进行判断,这其中讨论较为突出的是“封建”问题。《孟子》作为“四书”之一在朱熹那里具有重要的地位,然而对于其中对“封建”问题的论述,他却不太同意,认为“先儒说孟子所论乃夏商以前之制,《周礼》是成王之制,此说是了。但又说是周斥大封域而封之,其说又不是”,“封建”“只是夏商以来,渐渐相吞并,至周自恁地大了……便如柳子厚说样,他是各人占得这些子地,先王从而命之以爵,不意到后来相吞并得恁大了”。(《朱子语类》,第2208-2209页)在这点上他同意柳宗元的说法,认为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所致,周代分封有其现实考虑,即“当时封许多功臣亲戚,也是要他因而藩卫王室。他那旧时国都恁大了,却封得恁地小,教他与那大国杂居,也于理势不顺”。(同上)“于理势不顺”,也就是从政治秩序与现实情势两方面都讲不通。但如果按照先儒所言,周初把其他原有国家社稷移走进行分封,在道理上也是讲不通的。

   朱熹对于周初封建的理解,一是强调当时“事势未定”,也就是强调当时的历史形势,另一方面也考虑“理”的层面,看是否符合价值——移别国社稷无此理,而屏藩之国相对弱小也不符合“理”。朱熹这里的态度,与那些泥于经典、揣测古制的做法是十分不同的,他看到了“历史事实”与经典记述之间的可能的“裂隙”,而这一裂隙在他那里又并没有导致历史与价值的截然对立,“理势”的构架展示的是内在于历史事实的价值运用,强调的是历史发展所要遵循的法则、规律。

   这里还需指出一个问题,即“事势”“时势”与“理势”这些同样是对历史事实做出判断的范畴,在朱熹具体使用时是有一定差别的:“事势”“时势”更多强调客观的现实层面,“理势”则是兼顾价值与现实,包含了具体情境中的价值问题,涉及“时措之宜”这一向度。除了“必然”之外,“理势”还强调了理对于现实的规范意义。另外,“事势”“时势”等“势”的范畴,有“不得已”的意味,而“理势”在具体应用上与“不得已之势”有区别,它更强调某种情态之下的理序以及可作为的一面,这是朱熹“理势”观最重要的内涵之一。

  

二、“理势”与“不得已之势”

  

   关于“理势”与“不得已之势”的区分,较为突出的例子依旧是关于“封建”问题的讨论。柳宗元的《封建论》用“势”来解释“封建”向“郡县”的过渡,强调秦之后采用郡县制的必然性。在柳宗元看来,“封建”并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由于当时的形势“不得已”而采取了封建制。柳宗元的这种解释强调了现实的客观性对历史进程以及制度的影响,“势”代表的客观因素的决定性超越了圣人的主观性因素。对于柳宗元的观点,当时和后世都有不同的看法,如北宋苏轼、苏辙兄弟就十分赞同柳宗元的观点(参见《苏轼文集》,第157页),而南宋与朱熹差不多同时的叶适就与柳宗元的观点相反,他在《治势》一文中更强调圣人对于历史进程的影响,强调圣人对“势”的把握以及主观能动性。(参见《叶适集》,第637页)相较于二者,朱熹的观点较为“折衷”,在“封建”问题上有其独特分析,他同样用“势”去分析问题,却更强调“理势”,通过理势的构架实现价值与现实、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朱熹赞同柳宗元从“势”的角度讨论“封建”,他说:“子厚说‘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亦是。但说到后面有偏处,后人辩之者亦失之太过……且封建自古便有,圣人但因自然之理势而封之,乃见圣人之公心。且如周封康叔之类,亦是古有此制。因其有功、有德、有亲,当封而封之,却不是圣人有不得已处。若如子厚所说,乃是圣人欲吞之而不可得,乃无可奈何而为此!不知所谓势者,乃自然之理势,非不得已之势也”。(《朱子语类》,第3303-3304页)在朱熹看来,柳宗元把封建看成是“势”造成的有其合理性,只是某些问题说得不够全面,后人对柳宗元的批评也过分苛刻了。在朱熹看来,“封邦建国”之制自古便有,圣人是依据“自然之理势”而封国的,圣人的这种行为是圣人公心的体现。圣人、先王按照一定的原则进行分封,并不是迫不得已或者是出于私心的考虑,也不是像柳宗元所讲的,圣人想要混一天下而不得,不得已采取了封建制。在朱熹看来,圣人行封建所遵循的“势”是“自然之理势”,而不是“不得已之势”,在这里朱熹区分了两种“势”,而如果能够因循价值、按照应然的价值秩序,就不会有这种不得已的情况发生。封建有难制之势,而循一定之理则可以制,他举了古今之例对理与势的这种张力进行分析。从朱熹的整个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理势”包含价值与现实(主观与客观)两个层面,而且在理势这一构架之下,这两个层面是交织在一起的,而不是侧重于某一方面,更不是只看到现实的不得已而任用私智。

   在朱熹看来,柳宗元那里的圣人是“缺位”的,先王只是屈从于事势的不得已,甚至圣人对历史的发展完全没有意识,没有料想到后来的吞并,这样的看法是他所不能接受的。在他看来,面对客观的历史形势与历史发展趋势,圣人所遵循的是“自然之理势”,并能把握这一理势,圣人并不是屈从于“不得已之势”。理势本身具有这样一种含义,即内在于一定情势与趋势,价值具有其实现可能,而面对一定之“势”,具有用价值引导“势”的可能。这一点与“理势”所含有的法则、规律等含义密切相关,而这一法则、规律也就是这里所提到的“自然之理势”表达的一个基本内涵。

  

三、“自然之理势”


   与“不得已之势”区分的“理势”是“自然之理势”,朱熹有时也讲“理势之自然”。这一“自然之理势”,首先是与有意的“故欲”相区分的,即“自然之理势”排除了某种人为的目的性。(《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见《朱子全书》,第1864页)

   在中国哲学传统中,“自然”本身就是与“人为”相区分的,无论是儒家传统还是道家传统,都具有这一意涵。在朱熹那里,“自然”的一个最基本含义就是不假人为,不“安排布置”,凡一切具有人为的刻意安排布置,都不属于“自然”,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对“私智”的反对。朱熹将“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解释为“天理之自然”(朱熹,第237页),即可见自然的此种含义。《孟子集注》引程子之言:“中不可执也,识得则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着则不中矣。”(朱熹,第357页)“自然”直接与“安排”相对立。这一意义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是很普遍的,而“理势之自然”就与“我”之刻意作为相区分。在朱熹看来,人在交往之际,贤愚不同所以交往之道也不同,如何对待具体的对象,在理和势上都有不待安排而自然如此的方式方法。这里的“理势之自然”,含有人际交往当中的基本方式和方法,具有内在于理势当有的规定性和秩序,是人所要遵循的法则和规律。

其实,即使不是使用“理势之自然”这种表述,单独用“理势”去分析问题,就已经含有了一定的秩序和规定性。我们前面分析过“以理势度之”这一问题,理势之所以能衡量问题,自然就预设了其中具有的相关规定性。在与胡广仲讨论“天地之间无一物无对而孤立者,道亦未尝无对”时,朱熹批评湖湘学者所言的“性立天下之大本”说,认为“大抵天下事物之理,亭当均平,无无对者,惟道为无对”,而湖湘学者对于事理与道的理解,有刻意安排的味道,在这种安排下,“左右偏枯、首尾断绝、位置重迭、条理交并,凡天下之理势一切畸零赘剩侧峻尖斜,更无齐整平正之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见《朱子全书》,第1904页),“理势”变得不齐整,与事物之理应有的状态不合。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首先,是刻意安排理解的“理势”不符合“理势”的应有状态,亦即理势自身排斥“安排布置”,这里没有讲“自然”,但依旧可以看出理势自身含有的“自然”意味;其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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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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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 2017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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