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氚:隐性网络自组织

——互联网集体行动中的组织状态和治理困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2 次 更新时间:2018-12-25 02:04:53

进入专题: 互联网集体行动   隐性网络自组织  

陈氚  

   内容提要:传统认知中,中国社会是一个缺乏社会组织的社会,但在互联网时代,社会组织形态发生了变化。本文聚焦互联网集体行动中的组织形态,提出网络集体行动中存在着“隐性网络自组织”的形态这一理论假设。受到网络社会中速度和时间变迁的影响,隐性网络自组织在特定事件激发之前呈现出一种隐性状态,同时呈现出“个体行动者集合”和“组织”的临界状态。受到特定事件的激发,网络自组织的形成是一种瞬时结构化的过程,时空的压缩和社会互动情境的提前建构,使网络社会中个体行动者完成时间趋近于零的结构化,瞬间发挥传统组织的功能。隐性网络自组织的存在,模糊了传统意义上个体与组织的边界,是国家网络社会治理的难点和重点,也是网络社会中权力结构变迁的体现。

   关 键 词:互联网集体行动  隐性网络自组织  瞬时结构化  网络社会治理  internet collective action  implicit network self-organization  instantaneous structure  network social governance

  

   在互联网发展的初始阶段,互联网上的群体和聚集被视为虚拟空间的产物。学界早期的研究大都聚焦于互联网空间中社群的独特性,将解释的重点建立在网络社会行动虚拟性、符号性、超时空性等独有特征上。而随着现实社会中,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日益融合,尤其是在互联网空间中的行动者聚集成功地塑造了“占领华尔街”运动、“推特革命”等国外社会运动以及一系列国内的群体性事件之后,曾经的虚拟空间的现实影响逐渐显露,愈发紧密地与社会现实中的实践直接关联。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在这种网络社会的空间融合背景下,社会的自我组织形态产生了哪些新的变化,如何在与传统组织与网络(network)理论框架的对话中解释有可能出现的新型社会组织形态。

  

一、互联网集体行动中的组织结构

  

   进入新千年以来,世界范围内依托互联网发生的集体行动乃至社会运动不断出现,而进入到改革深水区、社会矛盾多发阶段的中国社会,与互联网相关的网络聚集和现实空间群体性事件也并不罕见。如果我们按照蒂利和塔罗的概念框架,将集体行动定义为为了共同利益或计划而做出的协同努力,那么上升到政治和抗争层面的互联网集体行动可以被视为互联网抗争政治,[1]而互联网社会运动则是指组织化程度更高,政治或其他目标更加明确的反复运动。中国社会的互联网事件往往介于单纯的集体行动和集体抗争之间,既存在着为汶川地震祈福、为天津爆炸事故网络募捐等非对抗性集体行动,也存在着为争取地区性环保利益的厦门PX事件、京沈高铁维权等日常抗争事件。这些网络集体行动背后往往并没有传统的社会组织作为支撑,而且大都呈现出“依法抗争”的维权特征。[2]

   国内外关于互联网集体行动的研究,大都关注互联网作为中介工具,在社会成员集体行动乃至社会运动的过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在社会运动研究的传统中,社会动员机制是集体行动得以成功的重要环节。在网络社会来临以后,这种动员工具从传统的业缘、地缘、亲缘等网络转变为互联网提供的人际关系网络。张文宏等学者提出,互联网提供了一种弱关系,这种弱关系构成的网络可以进行各种资源的动员。[3]也有学者提出,互联网为集体行动的参与者提供了一种集体的行动和认知框架,使得集体行动成为可能。互联网为社会集体行动起到了一种助燃剂的效应,或者在抗争中形成了运动企业家群体,消解虚拟组织进行社会抗争的风险,等等。[4][5]卡斯特则通过对突尼斯、埃及、西班牙、美国等地的案例描绘了互联网发挥作用的具体机制,首先互联网传递了人们对于某种特定的社会不公正的愤怒,通过互联网为中介的沟通机制,人们开始共享信念和认同,战胜恐惧从而采取集体的行动。[6]但是,笔者认为,互联网的工具论,亦即强调互联网发挥情感传递、价值认同、资源动员这些作用十分必要,但仍然是将互联网视为现实社会之外的技术工具,我们应当意识到,在社会现实空间和互联网空间融合的理论视野下,互联网正在成为现实的生活空间本身和现实的社会结构本身。在这种工具常态化以后,有必要将视角转向结构的层面,重新看待所谓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结合后的新的结构形态,考察这种新的结构形态和集体行动之间的逻辑关系。

   网络集体行动的出现,尤其是在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下,为我们描摹了这样一种现象,在越来越朝着疏离化、原子化方向发展的现代社会中,在被普特南等当代社会学家比喻为一人独打保龄球的年代,社会民众因为特定的事件、共同的利益、价值观或者其他诉求,迅速地在虚拟空间乃至现实空间聚集,形成一种行动意义上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近似地发挥了社会组织的功能,却不具备组织的形态。[7]这是在网络化时代后出现的重要转变。值得深思的是,在众多学者看来,中国社会尚且是一个大政府小社会的社会,社会组织——尤其是民间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在中国的发展面临着重重困难和障碍。而从社区社会资本的视角来看,中国的城市社区,往往具有居民参与社区互动意愿度低下,社区活动与社区管理脱离职业群体的趋势,造成了社区社会资本的匮乏。但是,这一传统认知,或许将随着未来网络社会的到来而遭到挑战。互联网带来了新的社会组织方式,使得社会民众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重新联合起来,这是一种社会组织形态意义上的变革。

  

二、隐性网络自组织的形态

  

   面对互联网集体行动中体现出来的组织形态,如果我们用传统的组织与网络理论的概念框架审视,则会发现,在一些集体行动中体现出来的互联网空间与现实空间结合的组织形态,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现实组织,也不是仅仅停留在虚拟层面的虚拟组织,同时,相比社会科学中的“网络”概念,又有所不同。

   在网络时代,新的组织形式发生变化,网络社会中存在的介于传统组织和传统网络结构之间的一种类组织形式,我们将其称之为“网络隐性自组织”。这种网络隐性自组织,在互联网中生成。在特定的时间发生之前,处于一种隐性的状态,没有固定的传统意义上的组织形态和组织结构。但是,一旦特定的事件出现,这些潜在的准组织可以迅速通过互联网转化为一种互联网组织,发挥传统组织的功能,在社会运动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运动中,正式社会组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中国的互联网集体行动中,正式社会组织的角色往往表现并不明显,推动集体行动的是一个个分散化的、去中心化的行动者。例如,在天津爆炸事故之后的网络微公益活动中,真正发挥作用的行动者是基于微博这一社交结构的用户,每一个普通的网友在参与活动前,并不属于某一特定的慈善团体或者组织,但是在特定事件的激发下,每一个微博用户都有一种潜在的可能构成临时性的社会组织。在厦门、北京、江苏等地的环保抗争事件中,也并没有明显的社会组织或者环保组织对所有集体行动负责,或者有能力完全组织起来如此众多的参与者,而是每一个民众通过手机、网络论坛等信息中介,迅速统一了行动的目标和行动的方式,在现实空间中聚集起来。在前互联网时代的社会集体行动中,如果没有组织的参与,很难实现集体行动的目标的一致,集体行动资源的整合与调动,往往沦为盲目的乌合之众式的集体狂热。而在互联网时代,这种在没有传统社会组织在场情况下的集体行动,却可以具有明确的目标指向性,惊人的行动一致性,甚至可以通过现有的互联网场景进行各方面的资源调动,并且与现实中的利益诉求或者价值诉求紧密相连。

   在互联网时代的集体行动中,传统的社会组织的功能被一些新的聚集形态所替代。这些通过社交网络、信息平台构成的新的行动者集合往往没有预先固定的组织目标,也没有定期举行的组织活动和传统的组织结构,甚至不能称为互联网之中的组织或者虚拟组织,因为很多聚集在特定的激发事件发生之前并不存在,但却在实践需要的时候发挥了组织的作用,不能用传统的组织概念来概括。

   那么,社会科学中的“网络”的概念能否完全概括这种新的组织形态呢?对于互联网时代的社会结构问题,卡斯特引入了“网络”这一概念。这里的“网络”并不是特指互联网,而是指代一种特殊的结构,网络状的结构。在卡斯特看来,当代的社会结构是一种呈现出网络状态的社会结构,各种资源、要素、行动者之间的联系成为社会的重要特征。[8]较早将“网络”与“组织”的关系研究引入到社会学中的是鲍威尔等人,在经济社会学领域的研究中,鲍威尔提出,“网络”结构是对传统的经济组织结构的一种替代。这种替代体现在从市场交易到国家经济治理的一系列经济行为之中,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9]而格兰诺维特在嵌入性的论述中,也提出与市场—等级制理论相比,社会关系网络同样会在市场交易行为和等级制组织之间发挥作用。[10]阿德勒和本科勒等人进一步提出了对等共创生产的概念,互联网时代的网络“提升了个人的实际操作能力……令他们可在与其他人的松散联合中做更多事情,却不受价格体系或者传统的社会和经济组织的科层制模式的限制”。[11]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实际上将网络的概念更进一步扩展,从人际之间的关系扩展到人与物之间的联系上。[12]按照ANT的视角,手机、计算机、信息沟通技术装置与人之间构成了一种网络意义上的联结,成为这个时代的行动者集合。

   按照穆勒的总结,我们可以将现有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网络”划分两大类别,一类是鲍威尔和本克勒意义上的网络组织,这种网络是人为设计的网络,为了替代组织发挥相应的作用;另一类是事实上的网络,可以称之为关联集群,是指在无边界的行动者集合中形成的一种事实上相对稳定的关系模式。[11]

   概括而言,以往的网络组织和网络关系模式的概念,均是一种静态的描述概念,忽视了一种新的动态变化状况。在互联网社会中的运行速度不断加速的背景下,在打破了地域、时间、经济等成本的限制后,如果网络的建立可以瞬时发生,网络组织的形成时间可以无限趋近于零,网络社会结构处在一种流变的状态下。

   网络集体行动发生时,新的通讯技术和社会交往结构可以使这种由网络联通的行动者集合状态迅速转化为有边界的类组织,发挥组织的作用。组织目标、组织的行动方式乃至组织的资源调动都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产生。行动者集群与网络化的组织可以迅速地进行转化,从而发挥出组织的作用。不同于传统社会科学中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互联网时代的这种自组织形态呈现出一种在组织与行动者集合之间变化的动态状态,呈现出多重状态,其状态会受到突发事件的影响。而这种在结构的流变中才能确定组织结构的特性,正是鲍曼意义上的流动的现代性的具体体现,也是我们试图将后现代社会理论引入到对网络组织的描摹中的一种尝试。

  

三、隐性网络自组织形成的速度与时间


隐性网络自组织的动态流变的这一特性,依赖于以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沟通技术所缔造的新的时空背景。在前互联网时代,行动者集合和组织之间尽管同样有可能相互转化,但是,这种转化的速度与今日不在同一个数量级上,因此,在观察者(作为学者的研究者与作为政府的监管者)看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互联网集体行动   隐性网络自组织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社会思想与理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4163.html
文章来源:《教学与研究》 2017年11期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9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