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江永:论大选后安倍的修宪政治及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6 次 更新时间:2018-12-16 23:17:35

进入专题: 日本大选     日本国宪法     安倍晋三     修改宪法     中日关系  

刘江永  

   内容提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日本国宪法》实施70周年之际宣称,将在2020年东京举办奥运会之年实行新宪法。安倍为长期执政,最终实现修宪政治目标,决定于2017年10月提前举行众议院选举并获胜。围绕修宪问题,日本各种政治势力将继续较量,总体形势对安倍更为有利。安倍意在通过修宪或制定新宪法,最终在历史问题、天皇地位、自卫队运用、靖国神社、国旗国歌、国内统治等问题上,彻底瓦解体现日本战后和平进步势力所有主张的国内法基础,为根本改变战后体制、全面推行右倾化大国路线确立国家根本大法。尽管日本修宪未必会马上导致军国主义复活,但修宪后的日本国家战略走向及其对亚洲安全带来的影响,值得密切关注。

   关 键 词:日本大选  日本国宪法  安倍晋三  修改宪法  中日关系

  

   2017年5月3日,是《日本国宪法》施行7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安倍晋三作为日本首相,为日本右翼修宪团体组织的修宪造势活动发表了约九分钟的视频致辞。①安倍在致辞中首次宣布,要从举行东京奥运会的2020年起实行新宪法。②作为日本首相公开宣布修宪时间表,这还是第一次。这表明,安倍决心在2018年9月连选连任自民党总裁,从而执政到2021年9月,并在任内实现其修宪政治目标。

   安倍晋三曾吐露心声:“我以为,建立新国家、国家样态、国家理想,这一切的一切就是宪法。我要亲手改写宪法。”③2017年6月24日,安倍首相又在神户市发表演讲称:“希望在日本宪法施行70年的本年内,由我党站在前头,迈出历史性的第一步。”关于宪法第九条,安倍重申将在“保留第一项和第二项的同时,讨论宪法中自卫队的意义和作用的修正案”。④

   然而,安倍的上述修宪主张一公布,便遭到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等自民党内一些政要的抵制与抨击。以安倍为首的自民党在2017年7月东京都议会选举中惨败。安倍内阁支持率因“森友学园”低价购地丑闻、“加计学园”违规新设兽医系事件曝光而大幅下滑。于是,安倍为巩固执政地位,进而实现修宪,于同年8月改组内阁,一个月后又宣布提前举行众议院选举,并于10月22日赢得第48届大选的压倒性胜利。大选刚一获胜安倍即表示,要与第二大在野党“希望之党”联手,就修宪问题不分朝野,努力形成广泛共识。

   安倍任内取得大选三连胜,这在自民党的历史上还属首次。未来四年,日本仍将是自民党当政的时代。如果安倍2018年连选连任自民党总裁和日本首相,势将孤注一掷,全力推进修宪。安倍的修宪政治进程,以2020年为目标已开始倒计时,并随时可能进入冲刺阶段。从一定意义上讲,安倍的修宪政治是在运筹一盘统筹当代日本内政外交的大棋。因此,我们不能轻言日本无战略,或许只能说安倍谋划和推行的是一项与亚洲邻国愿望相反的大战略。因此,如果试图从战略角度研究日本,就不能不全面深入研究安倍的修宪政治。

   外交不仅是内政的延伸,而且可以为内政服务。日本修改宪法不仅将决定日本的国家走向,而且会深刻地影响日本与亚洲邻国的关系。要正确认识当前和未来的中日关系,就不能不深入了解日本的修宪问题。关于本次大选,日本国内外已有诸多分析,本文不拟赘述。本文研究论述的重点是,安倍修宪政治的目的何在?其实质和动因是什么?安倍修宪政治目标的“理据”是否成立?自民党修宪草案有哪些问题值得关注?2017年10月日本大选后安倍实现修宪政治目标面临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是什么?一旦安倍实现战后以来首次修宪,将对未来日本的国家发展模式(国家样态)、内政外交及中日关系产生何种影响,也值得继续关注。

  

一、日本修宪动向为何备受关注

  

   世界各国大都根据本国国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制定或修改本国的宪法。这无论从政治学或宪法学角度看,都不足为奇。许多国家宪法的修改,并未引起国内长期的政治争论及国际社会的关注。

   然而,日本修改宪法问题则完全不同。这是由于,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决定了或反映了近代以来日本的国体与政体,代表着日本不同的国家战略模式。迄今,日本有两部宪法,恰恰反映了两个不同的时代背景,书写了两部不同的日本历史,给日本带来截然相反的命运,对亚洲邻国造成迥然不同的影响。如今,由于安倍晋三首相提出了修宪的明确时间表,围绕战后日本宪法是否修改及如何修改的问题,已超出以往日本国内右翼保守势力与左翼和平势力较量的范畴,正成为日本全体国民都必须面对和认真思考的重要的现实问题。这自然也会引起国际社会特别是日本亚洲邻国的高度关注。

   (一)日本宪法的重要性与战后以来修宪与护宪之争

   日本第一部宪法,是1889年2月由日本第一任首相伊藤博文率领起草、明治天皇钦定、1890年11月施行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又称明治宪法。其中规定:日本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正是在这部明治宪法下,日本形成军国主义的天皇制国体和政体,不断对外侵略扩张,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策源地,最终战败投降。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半个世纪中华大地的血雨腥风、生灵涂炭,都是在明治宪法下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暴行造成的。而近代日本则是在明治宪法下,从崛起壮大,加害邻国,走向惨败崩溃的。

   日本第二部宪法,是二战后日本在美军占领下于1946年8月在日本国会通过、同年11月3日公布、1947年5月3日施行的《日本国宪法》。因其中第九条规定“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等,故又被称为“和平宪法”。这部宪法是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战败投降后,在盟军最高司令部(简称盟军总部,GHQ)起草的宪法草案基础上,立足于反省战争的和平理念形成的。它彻底否定了明治宪法规定的日本天皇制统治,强调尊重基本人权、主权在民,不以国家权力发动战争,以及政教分离等理念。正是在这部世界公认的和平宪法下,二战后日本才走上和平发展道路,重新回归国际社会并与邻国建立起外交关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日本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并保留了天皇家族的象征性存在,从这一点上看日本的国体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但战后日本的政体则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日本历来奉行对外结盟的外交模式,但结盟未必都会导致对外侵略或战争。关键在于日本是在什么样的宪法下奉行结盟政策。正是在明治宪法下,日本先后两次参与甚至挑起世界大战,而且都与结盟有关。例如,1902年的日英结盟后发生日俄战争,以及1940年结成德日意法西斯同盟导致太平洋战争。二战后,在和平宪法下的日美同盟则没有导致日本对外发动战争。战后以来,日本在和平宪法框架内走和平发展道路,避免了在动荡的世界重蹈战争覆辙。未来的问题是,一旦和平宪法被颠覆,在新宪法下的日美同盟及日本的结盟政策会否令日本再度变为亚洲邻国的加害国。

   冷战后,美国在中东地区发动多起局部战争和政权更迭的“颜色革命”。美国的北约盟国积极参战。继之,中东地区国际恐怖主义泛滥,“伊斯兰国”出现,难民潮袭扰欧洲各国。参战的美国、北约盟国沦为国际恐怖袭击的重灾区。近年来,比利时、法国、德国、英国、美国等国恶性恐袭事件频仍。然而,同样是美国盟国的日本则得以偏安一隅。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日本得益于和平宪法而没有行使所谓“集体自卫权”,直接参与美国发动的各场局部战争。据日本共同社2017年4月29日问卷舆论调查显示,关于日本战后为何没有在海外使用武力的原因,有75%的受访者认为是“因为有宪法第九条”。正因如此,和平宪法深得民心,日本爱好和平的人民引以为豪,70年来没有修改。

   这部和平宪法也是战后日本对国际社会所做的一种承诺。正是在此基础上,中日两国结束了战争状态,妥善处理了台湾问题,搁置了钓鱼岛主权归属认知争议,于1972年实现了邦交正常化,确立了中日两国和平友好的信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战后日本的和平宪法,在客观上也构成中日两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重要基础之一。中日邦交正常化45年来,每当中方出现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担心,日本友人都会向中方表示,日本有和平宪法,绝不会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这曾经令中方许多人感到放心,增进了相互信任。然而,未来这些则可能伴随日本修改宪法而消失。

   二战结束以来,在日本主张维护和修改和平宪法的斗争持续至今。各种争论不仅在日本朝野、社会各界不断展开,而且在执政的自民党内部也时有发生。日本右翼保守势力与和平进步势力及有识之士,都出版和发表了大量著作、文章,表达各自关于修宪与护宪的主张。这实质上是日本右翼保守势力与和平进步势力之间的一场长期的政治较量。较量的核心问题涉及日本如何对待历史和未来走什么道路。

   尽管安倍首相称修宪是自民党成立的初衷,一些日本首相也持有修宪主张,但除了鸠山一郎和安倍晋三以外,大多都表示自己任内不修宪。长期以来,日本政府和主流民意对和平宪法表示认可和遵守。包括明仁天皇作为日本国的象征和国民统一的象征,也对战后和平宪法表示尊重与恪守。不少日本民众对宪法第九条限制日本参与战争的规定可能被修改,深表忧虑。2005年以来,日本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等有识之士组成护宪的“九条会”,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伊藤敬一等人组成“日中友好九条之会”,还有“科学家九条会”和“女性九条会”等,积极开展市民护宪活动。因而,尽管日本右翼保守势力执著地推动修宪,但日本国内长期以来难以形成修宪共识,这部宪法也一直未做修改。

   安倍强调修宪是自民党建党以来的一贯主张,其实不然。战后以来,在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内围绕宪法问题大体有四派主张:一是以吉田茂为代表的“亲美反共尊宪派”;二是以鸠山一郎为代表的“脱美自立修宪派”;三是以岸信介为代表的“亲美反共修宪派”;四是以中曾根康弘为首的“亲美友华修宪派”。在野的日本共产党和前社会党则堪称“脱美和平护宪派”。从1955年至1980年,被称为自民党“保守本流”的吉田茂路线,在遵守宪法第九条的同时坚持《日美安全条约》,这两点在一些日本学者看来,是包含内在矛盾的“战后日本外交两大基轴”。⑤

   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日本经济实力增强和大国主义抬头,主张“轻军备、优先发展经济”的吉田茂路线受到冲击,被以中曾根康弘为代表的“亲美友华修宪派”所取代。冷战后,伴随日本政治右倾化泛滥,以岸信介政治传人为首的“亲美反共修宪派”开始得势。例如,21世纪以来,森喜朗、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先后掌握了日本党政大权和在国会中的“独大”地位。安倍所属的“清和会”(现任会长细田博之)现有国会议员在众议院占58席,在参议院占37席,是目前自民党内最大派系。安倍晋三2013年再度执政后便把修宪作为志在必得的最大政治目标,修宪被纳入《自民党2014年度运动方针》。安倍内阁一方面要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在国会内支持修宪的势力,另一方面要确保国民投票能获得过半数赞成修宪。这堪称当前乃至今后两年安倍施政的重点和日本政治较量的焦点。

   (二)安倍修宪意图的根子与历史认知问题有关

日本形形色色的各种政治决策,追根溯源,说到底还是由持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决定的。例如,如何认识上次大战的性质,一直决定着日本安全保障政策领域的判断与走向。修改宪法也不例外。包括“战后70年谈话”在内,安倍首相一直回避明确表示过去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他曾宣称“侵略定义在国际上还未确定”,关于战争的性质主张交由专家判断。因为其内心对殖民统治、侵略等用语并不认同,是持“否认论”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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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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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日本学刊》2017年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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