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学总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09 次 更新时间:2018-12-10 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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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稻葵 (进入专栏)  


【编者按】11月14日晚,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第十三讲在公共管理学院报告厅开讲。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创始院长李稻葵就“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学总结”主题发表演讲。讲坛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主持。哥德堡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国情研究院客座研究员郑京海作点评。本文根据李稻葵教授现场发言整理,内容已经李稻葵教授本人审定。


尊敬的各位来宾,鞍钢教授,老师们、同学们,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就这么一个重要的话题跟大家近距离交流,网上的网友虽然不在现场,但是通过现在的技术我们实现了时空上的零距离。今天我想与大家交流的题目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济学总结》。

首先为什么要从经济学层面总结改革开放40年呢?如何从经济学层面总结改革开放40年呢?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可以初步怎么探讨呢?最后我也会谈一谈从改革开放40年来看我国经济学的学科发展。我也再次强调,这个话题我坚定的认为对经济学圈子之外的朋友们也有重要意义,对进一步改革进一步开放也有意义。


一、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成就

我想非常快的把改革开放历史性成就跟大家回顾一下。

首先我们看一下中国经济在世界中的比重,中国经济历史上包括今天我们到底有多么的重要。在我们的研究之前有人做过这方面研究,很可惜是一个英国人,在荷兰大学工作了很多年,替法国一个组织OECD做了一个报告,他的发现是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曾经经历过两个高峰,一次是1600年。

公元1600年是什么年代呢?明末,1644年满人入关,吴三桂开了大门,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满人入关,1600年就是明朝后期。这个时候他说是第一次高峰期。第二次高峰期他认为是1820年,他的计算达到了全球GDP的20%左右。1820年由于其他国家出现了并且不断的推广工业革命,因此中国经济的比重在全球经济中是断崖性下降。当然改革开放之后历史性的恢复,5%恢复到今天的15%,如果按照购买力评价的话到20%甚至是25%左右。

这是麦迪逊的研究,大家反复引用,我们认为这个结论有问题,所以花了13年时间,去专门查到底历史上有多少粮食产量、生铁产量、铜产量、纸张产量、煤炭产量等等,跟麦迪逊结果完全不一样,因为他是拍脑袋。他去世前我们跟他有很多电邮联系,他说他是假设人均GDP是多少然后乘上人口,他在欧洲不可能查那么多历史资料。

重新计算后,我们发现历史上中国只有一次高峰就是1600年,明末我国的经济活动量占到了全球的将近38%,从此以后中国经济在全球中的比重逐步下滑,1820年断崖式下降。因此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见证的中国经济的崛起是400多年以来的第一次,不是大清鼎盛时期以来的恢复,是过去400多年以来的第一次。所以非常实事求是的讲,我们今天所见证的确实是我们中华文明的一个历史性的400多年以来的第一次复兴。

我们还发现1700年之后就下降了,我们也发现我们的人均GDP从明末开始逐步的下降而不是上升,因为人口的上升速度远远超过资本和土地的扩张速度,那是其他的,暂时不表。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占GDP比重,从1980年的2%,按照市场汇率算,到了本世纪初到了10%,现在是15%,而英国工业革命后英国经济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始终占到4%以下,它的工业革命前更低是0.5%左右,所以我们的经济崛起比当年英国工业革命如果纯粹按占经济比重而言的话是意义更大,因为人口多。

我们还和德国进行了比较,和美国的经济起飞进行了比较,我们发现我们的崛起速度比起美国当时的崛起平稳多了,美国经济增长波动非常大,经济好的时候能够达到将近15%,经济不好的时候增速是-8%,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平稳。

我们还和前苏联最好的时期进行比较,和韩国、新加坡、台湾进行比较,总的来说我们过去改革开放40年经济增长在全球比重增长速度是历史上其他国家没有先例的无法比拟的,同时整个经济增长速度是相对比较平稳的。

从历史角度看,各国都有巨大的波动。中国相对比较稳定,我们都是在正增长区间,波幅比他们低多了,我们做了更多细致的统计分析。物质产品的量也是在全球占的比重非常大,钢铁45%左右,水泥65%,家电30%,工业设备工业机床工业母机世界第一,汽车包括卡车和轿车大概是全球的1/3左右。农村的下降贫困率、大学生人数、婴儿死亡率、百姓人均寿命,这些鞍钢老师在他的讲座中讲的非常全面。

我们个体的自由度也是迅速扩张。经济发展最终目标是什么呢?无非是每个人能够得到自由的发展,所以改革开放40年以来经济自由度大幅度上升。

我在清华毕业的时候1985年要分配工作,不服从分配是要受到纪律的制裁的。现在可能有些同学们羡慕我们那个时候有工作分配好,可是你没有想到分配到一个你不喜欢的工作很痛苦。现在你们有择业的自由,有择居的自由,你去一个城市说是清华大学毕业生,户口应该没有问题了,农民工虽然户口没有完全解决,但是至少在异地工作的自由度有的,市场交易的自由度也有。

我们读书的时候还要工业券还要粮票,现在经济交易大幅度自由化,资产的拥有程度也是巨幅提高,我们300万亿的房地产资产由百姓拥有,这在改革开放初期不可想象。

市场经济思想深入人心。这个不用强调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还要加深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我们学者往往比较喜欢简单化的用市场经济的思想去认识一些社会问题,比如医疗、养老、教育,往往好心办坏事,但是不管怎么讲,市场经济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不需要在这个领域做很多工作了。另外我们深度融入了世界体系,这是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成就。


二、为什么要从经济学层面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最根本的变化,现在我们的官方表达叫做百年未遇的格局变化,这个变化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美国的统治力相对下降,美国之外以中国为代表的一系列国家相对参与度和影响力在上升。

美国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拥有了上一个世纪,上一个世纪称之为美国世纪一点不为过。1894年美国工业产值超过英国,但是美国没有做好当领导的准备,毕竟美国是一个大陆型国家,三面环海,自给自主,自然条件非常好,而且美国的国民性用已故的哈佛大学政治学学者亨廷顿的说法是,美国的国民性用中国的话翻译叫“小国寡民”,我这个翻译也许稍微夸张一点,但是实际不夸张。

他讲美国的国民性不是1776年独立战争形成的,是1620年五月花号船从英国9月份启航11月到达波士顿普利茅斯港口,那个时候形成的。这批人是清教徒,在英国受迫害,寻求一个新的世界,寻求一个按照自己的理想创造的世界,笃信上帝,要与世无争,只对上帝虔诚,这就是美国的国民性。这是引用自亨廷顿去世前最后一本著作《我们是谁》。

但是美国1894年工业总产值超过英国的时候还没有准备,始终认为自己是小国,不用介入全球的事情。一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以后美国才走上国际舞台,搞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搞了世界银行,搞了当时提出了ITO国际贸易组织,不是世界贸易组织,才搞了这个机构。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人提出的这个,但是美国国会枪毙了一半,把ITO枪毙了,把国际贸易组织枪毙了,不同意,最后没有办法只搞了一个关贸总协议。这就是美国人1945年以后才走上历史舞台。

所以我们习惯的美国国际主义是1945年之后才形成的,它的特点是东西海岸的精英组织的。现在不行了,现在美国中部老百姓造反了,搞了半天我的利益牺牲了,搞了半天我没有工作了。你华尔街玩的很好,高科技玩的很好,我中间的就业没了。所以特朗普个人可能声称是虔诚的新教徒,但是行为上看不像,他代表的是中西部利益。

因此现在美国是分裂的,美国中期选举之后中部的红色是共和党,两岸是民主党,这是美国的百年变局之根,美国人不想当领导了,“王道”退化为“霸道”。“王道”是啥?打个比方,鞍钢老师他是“王”,我是给他服务的,我讲的越热闹他越高兴。什么是“霸道”呢?我一讲的不对他马上跳上来说你下台,这叫“霸道”。

美国今天是“霸道”,他不想当王了,你的体系建立起来的你不想玩了,WTO现在否决了,WTO的核心机制,七个裁判,像足球裁判,七个裁判三个缺位只有四个。四个人怎么开会,二比二没有决议了,WTO瘫痪了,美国否认那三个裁判,足球踢不起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朗普退出了,还威胁要退出整个联合国,还要威胁北约说你们要付钱,一切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这是“霸道”。

美国现在是新内战,我称之为是思想的新内战,根本原因是美国政治体制没有与时俱进,我们也有责任,没有和美国讲清楚我们的故事和自己的理论,我们也有责任,没有跟美国讲清楚我们怎么回事,让他们与中国为敌。

第二是世界格局变化是什么呢?是新兴市场国家正在崛起,经济实力大为增强。以中国为代表的,印度现在也开始了,而且这些国家金融深化了,以自己的货币发债了,很多国家是不用美元发债,用自己的货币发债,对美元依赖度已经下降了。

如果20年前美联储像今天这样连续八次加息,而且要收回自己的流动性,开始把国债券卖出去把现金收回,那新兴市场肯定倒霉,到目前为止只有阿根廷、委内瑞拉、印度尼西亚稍微受点影响,总的面上影响不太大,为什么?发生变化了,新兴市场国家可以发自己的债了,和以前形势不一样了,这是第二条,他们金融深化了,对美元依赖下降了。

第三是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比如像匈牙利、波兰、捷克,我把他们归为新兴市场国家,他们这些国家现在对中国感情很好,中国一搞16+1,每年去一趟,他们很高兴,他们骨子里对美国不满,捷克总统泽曼进博会都来了。匈牙利总统欧尔班更是强烈,经济虽然好得很,但是政治上对美国很不满。

第四个变化是什么呢?一批发达国家也发生了变化,其中最深刻的一点我要强调的是德国。大家没有意识到,德国在崛起,这个世界不要老说中国在崛起中国在复兴,已经复兴的是德国,只不过德国人不愿意讲,德国人一战二战打败了,谁敢讲民族主义?

德国人牢记历史的教训,从来不敢讲,唯一敢释放一点民族情绪的就是世界杯以后得了冠军,欧洲杯得冠军庆祝庆祝,庆祝完了马上回来说我们是欧洲人,我们是欧洲一体化,这是德国人的心态,不管是对是错,这是德国人的心态。

但是事实上德国的经济如日中天,德国在崛起。德国现在把荷兰的很多企业都纳入自己的供应链,意大利北部的经济,捷克和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这一片全是德国人干的。德国人现在学乖了,没有领土要求,不搞传统的领土认证,只要日子过得好,只要波兰允许我去买房子就行了。德国人躲在欧洲之后,躲在欧元下面在崛起。

日本现在也在寻求新同盟,实际上日本对中国从骨子里还是希望改善关系的,日本想要脱离美国百分之百控制的局面,这是安倍的心态。

为什么我们要从经济学总结?因为格局在变化,我们要讲清楚自己的实践,讲清楚自己的理论。

像WTO这些体制在大大削弱已经瘫痪了,IMF的权威度和能力都相对下降了,世界银行不就是5000多亿美元的资产吗,国开行2万亿,国开行加上进出口行6000亿美元在海外的沉淀资产,所以世界银行相对作用在下降,IMF也一样,就6000亿美元的武器弹药,而且现在很多打光了,所以世界银行现在成了啥了?

我开个玩笑,可能讲的有点过头,大家包涵。成了论坛的参与者,什么论坛都来,中国搞论坛马上过来,G20马上过去,成了一个论坛观点的表达者,自己的实力相对下降了。

为什么下降?是没钱吗?不是,中国愿意给钱,中国给他不要,我们要给世界银行追加投资他不要,为什么不要?美国人不同意。美国人说你要了不是把我的投票权稀释了吗?所以美国不愿意注资其他谁也别注资,这就成了目前的尴尬局面。所以我说世界经济和贸易正在形成三大集团,一个北美包括墨西哥加拿大,一个欧洲德国是中心,一个中国,这是三个集团在逐步形成。WTO衷心希望能够做起来,但是我有点怀疑,美国不配合。

为什么要从经济学层面总结改革开放40年?

一是应对国际格局,这么一个格局下必须讲清楚中国的模式是什么,中国的道理是什么。另外我们必须把改革进行到底,现在我们要追问一个问题,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有人讲改革永远在路上,很对,没错,非常支持。但是总得稍微描述一个终极目标。美、欧、日、韩的经济体制适合未来的中国吗,我们未来的目标是什么呢?总得要描述一个。

不谈大的国家治理,鞍钢老师谈国家治理,我谈经济,简单一点,我们的经济体制得有一个目标,不能老在礼堂老搞装修,天天搞不完,大概什么样子,给一个效果图也行,不能老是在装修,这恐怕不太合适。你越讲不清楚别人越要怀疑你,你在中国要干吗,是不是要恢复到以前的计划经济,这怎么办?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要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应对WTO的困境,应对西方人对我们的质疑,说你搞的不是市场经济,你玩的是权贵资本主义、老朋友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所以我们不能让他们给咱们贴标签,自己的话讲清楚,这是很重要的。话语权不能缺位,但是话语权不只是讲故事才能讲出来的,中国的故事要讲好,故事的背后是什么呢?是理论。

就像我说你看好莱坞电影,阿诺德·施瓦辛格多厉害,给你一个故事讲出来你看的很精彩,人家故事的背后有一个理论,你看完了电影怎么总结呢?正义最后会战胜邪恶,在正义战胜邪恶的过程当中不妨使用一点武器,短期内可以不听警察的,短期内可以抗击一下政府,最后还是赢的。这个故事背后是一个理论,鼓励大家对抗邪恶,而且不惜用一些短期来看非法的手段。所以好莱坞背后有理论,我们不能只讲故事,我们要把理论讲出来。

还有一条,这是更高的要求,要为世界奉献中国智慧,这是我们国家领导提出一个要求,确实也是。为什么要贡献中国智慧呢?我国从公元500年前是古文明国家之一,但是我们是另一个体制,是另一套文明,我们必须讲出自己的故事,确实和人家不一样,这是我国智慧,因为我们的根不一样,我们的根和西方人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讲鬼神,敬鬼神而远之。

有人说你这个不好,没有信仰。我说信仰是啥,我对老祖宗尊重也是信仰,凭什么非说你是信仰我不是信仰呢?所以必须要用国际通用的语言解释中国的实践,要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操作层面可复制的经济学理论,这是我的关键词。不能只说中国特殊,这不行,人家不信你。


三、如何从经济学层面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

首先必须要厘清成功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把失败的教训当成经验。要搞案例调研,要有反事实推断,假如当时没有这么干会不会有其他更好的方案,这是严谨。还要厘清过渡性安排和稳定的制度安排,这个要厘清,不能把过渡性的东西作为永远的。这是第一条,成功和失败的教训要分清。

第二条是要有比较宽阔的国际视野,国外以及历史上是怎么做的,我们怎么做的,我们与他们有何不同。第三条最后的评判标准,我个人认为就是人家国际上的教科书会不会因为我们的经济实践和我们的理论而适当的改变,这是最终的标准。以前关于这个事我讲过,后来很多网友说你天方夜谭,妄想改变人家的教科书你胡说。

2008年第一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哈佛大学教授曼昆在讲经济学原理的时候学生罢课,拒绝听,说你说的事和窗户外面发生的事一点关系都没有。还有人说我上了你的课感觉非常尴尬,好像还没有工程系的学生解释的清楚,人家比我解释的清楚,上了你的课反而解释不清楚了。这是一个事实。

第二个事是此时此刻英国主流经济学家已经发起一场运动,要重新写教科书,而且居然英国财政部出钱支持,他们是网上写,很多人写,就追求包容性经济学原理,而且在全世界各地推广,而且还办了学习班,南非和葡萄牙。所以我说的事不是天方夜谭,是正在发生的事,我们不能抱着过去二、三十年美国的教科书,说你说的不对,美国这是金科玉律,是改变不了的,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是不了解西方,真正了解西方要知道他想什么,正在产生什么变化,为什么变化,这才是真正了解西方。所以我反驳一下上次讲完了之后网民对我的意见,也感谢网民对我的意见。


四、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学总结之初探

简单探讨一下,这是一个重大的工程,我们下个月初会发布一个中英文报告,也请来了很多的诺奖获得者给我们点评。我非常简单的梳理一下四件事我们认为值得总结,他们是在国际商应该说带有普遍意义的,也具有一定的可复制性。

我先梳理一下已有的工作,我们是搞学术研究的,不能说我是第一个,绝对不是,之前很多前辈很多学者也做过很多研究,我们要向他们致敬。谁做过研究呢?钱颖一、许成刚他们曾经写过中国特色分权式改革,指中国为什么改革成功,是因为1958年毛泽东提出要分权,不要搞太死,因此中国是分权式改革,可以做实验。有道理非常好,但是有一条你这个是中国特色人家怎么学,人家不能重新回到1958,重新请一个毛泽东,这个无法复制。

第二林毅夫反复讲新结构经济学比较优势。这个有道理,确实中国改革开放走了一条符合自己比较优势的道路,政府也发挥了很多作用,不断帮助企业走比较优势的道路。但是我觉得跟西方人讲似乎可以讲多一点,比较优势早知道了,好像还有什么新东西还有什么新特色,经济学上新东西大卫李嘉图讲过了。

文一老师讲过市场经济制度本身是个公共产品,需要政府提供。这个有道理,总结的很好。北大的周黎安老说是地方政府搞选拔赛,让各个地方政府进行PK,谁GDP搞的好谁就提拔,政治就对经济发展感兴趣了,很好,有道理,但是能不能普遍化一点,因为别人说我学不来,印度财政只有两级,到市一级就上级拨款了,而且我地方干部是选出来的,上级提拔不了,我怎么学你这个东西,学不了。这个东西有中国特色,但是很难跟外面讲,别人听懂听明白了,但是还是学不了。

再有北大姚洋老师说搞中性政府,我们的政府不搞利益集团,没有利益集团,代表全人民,这个和鞍钢老师说法不谋而合,叫做人民政府。这个我想有道理,但是跟西方人讲,他听明白了但是也学不会,说我学不来,没有这个历史,搞不了共产党。这怎么办,别人听明白了,但是很难复制。所以我们需要创新,我们需要更多的理论和实践结合,需要普遍意义的总结,需要可复制可操作层面的研究。

有四件事经过分析,在中国有普遍性。

第一个是经济要发展必须要帮助新企业的创立,尤其是要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

怎么调动呢?不光是搞锦标赛,还有一条非常重要,你的税收,多搞点短期内间接税。什么意思?你的税收直接来自于企业,不要主要对百姓收个人所得税。以前我们改革早年,今天很大程度也是,地方的税收和你的经济发展是密切结合的,因此政府必须要给企业帮忙,这件事是很简单道理。

美国的税主要是来自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这是对老百姓收的,对企业不怎么收,企业所得税从33%降到21%。我们这只要企业一开工就收税,当然我绝对不是说收税高很好,要适当对企业收税,而且这个税是交给基层政府,这样基层政府有积极性帮助企业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讲的这个直白一点粗俗一点,好像男孩子必须得对女孩子有想法,政府必须得对企业有感情才行。

第二个是宏观调控。

这方面也有心得,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宏观怎么调控的?我们宏观调控两大类,经济过热时候一定要削减项目,强制性的,通过经济手段甚至行政手段要压缩重复建设的一些项目,这方面中国有很多经验。西方有没有经验?一看西方的企业多好,西方企业行业自我调节,其实不完全。

比如美国航空行业,70年代末完全放开了,折腾40年今天才开始逐步进入稳定。过去40年美国的航空行业总是过分进入,总是有航空公司破产,这个过程明显太慢了,30年才搞定。我们纺织行业产值过剩,90年代政府强制性不能扩张。我们的钢铁行业刚刚搞完,钢铁行业过剩产能的退出,就要采取一些手段,强制性命令,加快产能布局。

因为没有政府直接调控的话,企业家怎么想,我们可以写一个微观经济学模型博弈论模型,叫做消耗战,反正我扛着,我只要能扛到最后我有现金流,我就是赢家,你们扛不住你们下去。如果这个行当里有10个企业,我借了钱扛,最后熬成3家了我就牛了,不就是美国航空公司的故事吗?人人都想扛,航空公司为什么扛了这么久?航空公司占了一个便宜,我们都是先买机票后坐飞机,不赊帐,经常交了钱还不坐飞机,钱给他了。所以航空公司一边破产一边不差现金流,这就悲剧了,社会资源浪费了,这点得学习中国,适当的要限制他的进入,或者强迫一定的企业退出,而且政府要给一定的人员安置。

第三条是有管理的开放。

我们的开放是政府有超前意识的开放,我举个例子,因特尔做芯片的,早在大连投资了,按比较优势中国人搞什么芯片,造汽车都嫌早了,做纺织,搞什么芯片。但是你想想看,为什么要吸引因特尔过来,为什么1988年开始搞汽车,这么穷的国家搞什么汽车,做鞋帽算了。为什么?

超前开放目的是让我们学习,虽然你不跟我搞合资,我看看也行,我派两个经理过去给你当管理也行,我看完了之后知道搞芯片需要这么个流程,那个芯片在里面要走一个月才能出来,原来这么回事,原来需要这么多资金,我吃不了猪先看猪跑也不差,再学习怎么养猪,我得这么干,这是我们积极的超前的开放,而且是促进学习。

我们的目的是学习学习再学习,而不是仅仅那点比较优势,正是有了学习我们经济才不断升级,我们才有企业家知道怎么去维护客户的关系,企业家怎么能够搞人力资源管理,我们的工人知道怎么样上班守规矩,我们地方政府知道怎么按流程办事,学习是我们对外开放的重要经验。

第四条是关键市场的培育。

重点是两个,一个是房地产市场,从无到有,1990年开始,1990年还是福利分房,到今天搞出了300多万亿人民币的资产,这可是真金白银,当然它的问题还有很多,但是毕竟是18年搞出来一个这么大的市场,这也不简单。这里面有政府重点扶持的,早年土地的使用怎么转让,比国外效率高。

还有金融市场,金融市场也是重点市场培育的,很早开始一边搞实体经济,一边搞金融,1984年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分开了,之前本来银行和财政部是一家。然后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分家,商业银行里拨出政策银行,政策银行再去开发银行不断发展,商业银行不断改制。金融深化这个过程的本质是以本币为基础的金融深化,让老百姓心甘情愿的长期持有金融资产,然后企业和政府拿了资产才能搞基础设施建设,才能办企业。

金融深化,我们粗算150万亿的金融资产是百姓持有的,同时这些钱逐步的布局到了各个行业去,中国为什么能够搞这么多基础设施建设?背后是金融深化,光靠财政钱怎么够,这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菲律宾也可以学,谨慎管理好自己的金融,让老百姓有一个比较稳定的预期,愿意持有货币,你才能一点一点干这个事情。


五、从改革开放四十年到中国经济学学科发展

我们首先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的历程,严复是北大之前的校长,他是经济学乃至西方社会科学引入到中国的功臣。严复早年是福建人,当过水手,后来去英国海军学院学过,后来开始搞科学,开始翻译,翻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王亚南,1901年生,湖北黄冈人,是第一次和郭大义(音)翻译了《资本论》,还自己照着《资本论》写了《中国经济元论》,非常不容易,在抗战时期坚持写书,文革初去世,自学成才,很不容易。陈岱孙,清华大学的骄傲,早年清华大学本科预科出去,然后读书,老师是美国当时经济学家,本科的导师叫康芒斯,毕业之后去哈佛大学做论文,写的是麻塞诸塞州的公共财政,写的很细。回国以后做清华大学经济系系主任,一直到1997年去世。这是第一批老先生,把西方的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引入中国。

孙冶方,也是老同志,也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入中国,当年孙冶方仔细研究苏联政治学,毛泽东有段时间拉着孙冶方和邓力群仔细研究,花很长时间,毛泽东跟他们一块学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程。毛泽东还做了很多笔记很多批示,你们查一查邓力群的回忆文章,毛泽东对他那本教科书还是有很多批判的。

再往下就是我们更年轻的一代。

严复是上上世纪初生人,19世纪生人,王亚南和陈岱孙都是上世纪初生人,00后,孙冶方也是00后,再往下就是30后老前辈。厉以宁、吴敬琏,这一批也是引进了西方的的现代经济学思想。现在当然情况不同了,这些都是改革开放,厉老吴老都是改革开放引入了西方政治经济学思想,也指导了我们的改革开放,但是刚刚我说了,我们现在面临新使命,需要把实践总结好,变成普遍意义可复制的经验介绍给西方。

怎么做好这个工作呢?

第一从认识论出发,所有的经济学理论必须来自于实践,不能凭空想,从模型里推不出来的,所以必须面向实践,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就把实践搁进去了。

第二要从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这个大脉络里面梳理出一些经验。我要简单回顾一下过去近300年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发展基本规律,要好好梳理,要对照中国现实做一些思考。我想把英国工业革命和亚当·斯密的理论我们做一个比较,英国工业革命之后的经济实践和亚当·斯密比较,英国工业革命前后,还有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和马克思理论,马克思经济思想我们做一个对照,再把德国意大利经济崛起和当时他们的经济思想做一个对照,我们把奥匈帝国的没落和奥地利学派做一个联系,我们把美国经济崛起和当时美国经济思想做一个对照,最后日本经济崛起和当时的经济思想,我们很快来梳理一下。

首先英国经济发展早期政府干预相对比较少,但是坦率来讲英国政府也是帮助当时资本所有者办了很多事,包括圈地运动,政府是帮忙的,虽然政府表面没有干预,实际上是帮忙的。

当时的经济学论文,大卫·李嘉图包括亚当·斯密,他们讨论核心东西是什么呢?土地问题,他们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地主是坏蛋,地主收了地租因此资本家的利润就少了,工人的工资基金不变,资本家的利润是在地租和利润之间分配,地租高了利润低了。当时实际上政府在帮新兴的资产阶级,不能说政府没有干预。

同时英国殖民扩张,同时贸易与资本输出,他强大,他的工业品有竞争力,搞资本输出。但是同时经济危机,我们总结几乎每七八年发一次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主要是从金融开始,而且工人贫困。

马克思《资本论》里大量的篇幅记录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那个里面大量的工作是实证工作,是细而又细的。马克思查了大量的英国监狱的记录,马克思查了国会的记录,马克思查了英国的监狱营养水平和一些工厂的营养水平,发现很多工人的营养水平还不足监狱水平,意思是工人太惨了,所以才有后来的理论。

英国的这段历史产生大卫·李嘉图替资本家讲话,认为经济发展得靠资本,进而产生了后来的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为工人讲话。马克思说的很明白,我政治经济学是替工人说话的经济学,经济现实和经济思想是配套的,马克思说经济危机,确实是每七八年发生一次,马克思说这个制度玩不下去了,你老发危机,确实是这么回事。

英国的贸易政策开始是保护的,英国开始有部分保护,比如造船业,亚当·斯密时代英国对造船是保护的,英国规定在亚当·斯密时代说有和英国搞国际贸易的英国公司必须用英国制造的轮船,为什么?如果没有这条英国造船业就输给了荷兰,英国造船业输给荷兰的话军舰就造不出来,说的多直白,你看《国富论》,但是到了1849年英国的制造业强大了,不需要保护了,放开了,就把这条去掉了,非常非常符合现实,所以经济实践和经济思想是配套的。

德国意大利是第二波工业革命的国家,后来者。德国意大利怎么玩的这个游戏呢?德国意大利19世纪20年代开始搞,但是没有统一市场,当时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呼吁要搞统一市场,一直到1871年德国才统一,统一之后这个时候德国人干什么呢?政府保护政府干预,德国没有搞自由市场经济,搞的是政府保护,才有了后来的工业,如果不去保护的话被英国人干掉了,就搞不了工业了。

同时,政府出钱帮助铁路建设,政府和私人企业家一块搞建设,也是政府干预的,很多扶持垄断企业等等。所以对应德国和意大利的崛起是什么呢?是德国历史学派,李斯特早期的德国历史学派,后来还有施莫勒他们讲其针对的对象是亚当·斯密,他们认为亚当·斯密完全不对,经济发展必须要和历史结合,他骨子里讲的是要政府干预,骨子里讲的是不能只有贸易。

很可惜,为什么德国历史学派不流行呢?因为德国人起来之后搞了一战二战,给全球带来了伤害,谁还学你,你虽然经济发展了,没有人办好事,这个老师虽然很牛武艺很强净欺负学生,把学生打怕了,学生还学你干嘛?当然战后德国人搞了社会市场经济,政府要有一定的干预,把市场经济的劣处要干掉。

意大利一样,早年意大利经济搞的很好,全球第一条高速公路是哪里?意大利。谁干的?墨索里尼,墨索里尼把意大利搞的工业化了,搞的非常好,但是为什么墨索里尼用的是德国的东西为什么不说意大利经济思想呢?你是法西斯,没有干好事。

奥地利学派是一战之后奥匈帝国解体了,维也纳成了一个无所不有的自由世界,各种艺术家,各种学者,非常热闹。这个时候他对德国反抗,德国干的是统一政府干预,我就要反抗你,奥地利人对德国有敌对情绪,这个时候才出现了奥地利学派。我们现在很熟悉的边际效用,微观经济学都是从这来的,认为这个是基础,强调一切从个人理性出发,每个人都是理性的,所有的经济理论必须尊重个人自由,它的根基是当时的奥地利意识形态。

奥地利学派后来对美国影响很大,美国经济起飞了,靠的是贸易保护,美国人开始搞的是贸易保护,美国的崛起是贸易保护出来的,美国南北战争的结果是主张贸易保护的北方,主张自由贸易的南方,一直到上世纪2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最大的税收是关税,不是其他的税收。猛收关税,这个是他经济起步的原因之一,所以美国在二战前仍然还不是国际的。

它的经济思想现在不那么提了,叫康芒斯,我开始讲的陈岱孙的本科生老师,他主张制度学派,他认为政府必须要介入市场经济,要帮助工人维护利益,否则制度玩不下去了,工会很重要。但是这个学派美国人现在也不认了,你问康芒斯是谁一般美国人不知道,还有凡勃伦,凡勃伦是芝加哥大学,偏社会学派,他认为人的很多消费都是奢侈型的都是过度消费。

美国二战前还有克拉克,克拉克奖被称为小诺贝尔奖,比经济学诺贝尔奖还难得,以前两年一次,现在变成一年一次,而且每次只能选一个人,而且一般来讲谁得了克拉克奖之后一定会得诺贝尔奖。他实际上是强调边际效用,把奥地利学派弄来了。

从道理上讲,我们知道熊彼得、弗里德曼,这些人都是从奥地利继承来的,美国从思想根源来讲是从欧洲来的,凯恩斯、亚当·斯密、奥地利都影响了美国,从思想上讲,汉森是哈佛大学教授,搞的凯恩斯学派,把凯恩斯引进来。萨默斯是萨缪尔斯的侄子,他们思想来讲奥地利学派影响比较大,凯恩斯学派也有点影响,但是越来越小,主要是奥地利学派。

我总结四条,中国经济的实践如果要想产生真正的具有长远影响力经济理论和思想的话这么四条必须要满足。头三条是学者之外的。

第一条是持久、公认的经济发展成功经验。如果搞一半摔跤了出现金融危机了谁还学你,比如现在不太谈日本人的了。

第二条是必须惠及世界的经济发展。不能像德国一样把自己搞强大了打别人,这样不行。“一带一路”倡议如果真的让一些非洲兄弟发展起来的话我们经济学思想就更容易传播。

为什么上个世纪60年代很多的前殖民地国家,包括印度,都去搞计划经济呢,一个重要原因,他们都是被英国人欺负的,都是前殖民地,对宗主国有一定的意见,我凭什么跟你学,我要跟你不一样,因为他是被人家欺负过。印度很多左派,印度经济学家左派为主,反抗英国。我们的经济学如果要在全球流行起来的话,一个必要条件是我们的经济发展一定要惠及到其他国家,不能只是我好你们不好,这不行。

第三经济实践的可复制性。如果你老强调我们是共产党,我们是统一思想的,我们是有革命传统的,人家说我复制不了,我们这没有党校,我们这没有中央委员怎么办呢?中国人是牛,我学不了,这就没有普遍性了。

最后一条要有活跃宽松的学术氛围。这是维也纳给咱们的启示,维也纳那个时代很厉害,学术繁荣,维也纳心理学、艺术、物理学都是很厉害的。

最后要避免两个误区:

第一个不能讲中国经济学。从前我在早年个别场合讲过这个概念,现在我觉得要仔细考虑,不能是中国经济学。马克思研究的是英国,马克思说我研究的不是英国经济学,我讲的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一般规律,亚当·斯密说我研究的是苏格兰我看的是爱丁堡我看的是格拉斯哥的情况,但是我不是格拉斯哥经济学,不是爱丁堡经济学,不是苏格兰经济学,也不是英国经济学,就是经济学,所以不能按国界分,我们要提炼普遍性。

第二避免从外到里。我总结的东西如果必须要获得现在美国主流杂志承认,那么我们永远干不出来,就好像如果你想设计一个新的时装,这个时装和现在的不太一样,你说你去巴黎去米兰搞个展览,人家把你踢出去。你要有一定的距离,有自己的时装展览,你玩到一定程度之后别人才来认你。这个东西不是我说的,是库恩讲的科学的革命,科学的革命必须要造反,必须要有一帮人在内部不满造反才行,才认同新的东西,这是库恩的说法。

所以我的观点是要坚持从中国实践出发,还要坚持对外开放和交流。

最后总结一下,四句话。

第一改革开放40年要从经济学层面上总结。

第二要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层关怀的角度进行总结,你得回到终极问题,经济发展是干嘛的,社会发展是干嘛的,你得回到终极关怀,这才能够有普遍意义。

第三改革开放40年基本经验的初步总结是合理协调政府与经济的关系,刚刚我说的四条还要进一步深化。

第四中国经济学学科发展站在了一个新的发展起点上,如果说我们前辈们,他们把西方主流的现代经济学思想引进来,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现在我们站在一个新的起点。

我们重要的工作是把自己的实践总结好,把自己的理论总结好,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可复制的理论,这样子才能更好的反过来指导我们的改革开放,指导我们的实践,同时也能在国际上赢得理解甚至支持,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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