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中国改革40年若干规律性问题认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49 次 更新时间:2018-12-09 08:2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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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修泽 (进入专栏)  

  

   摘要: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不应为了从成绩中寻求慰藉,更不应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把改革继续推向前进。中国改革具有若干规律性:一个根本:超越“物本”与“权本”,把人的解放和发展作为改革的根本;两相结合:社会主义一定要与人类共同文明的市场经济结合,并适时由1.0版向2.0版的“高标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进;三维生命体:超越传统的“工业文明”思维,构建“天地人生命共同体”;四方文明包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上,寻求“特”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共”的包容与交融。


   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年,需思考一个命题:我们回顾总结到底为了什么?不为了什么?

   面对中国下一步更为艰难的改革,不应为了从成绩中寻求慰藉,更不应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以便承前启后,把改革推向前进。

   说到“把握历史规律”,使人油然想到中国古代大思想家荀子的名言:“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荀子的“常”指的是常规、规律。他告诫我们,倘适应“常”治国理政,则吉祥;反过来说,违反历史规律盲目治国理政,则肯定凶险。可见,把握“常”(规律)是关键之所在。

   揭示中国改革开放的“常”(规律)是艰巨的,也是笔者难以胜任的。本文只是结合自己的学术研究,提出几点对中国改革规律性问题的认识。

  

一、一个根本:超越“物本”与“权本”,把人的解放和发展作为改革的根本


   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质是什么?笔者认为是人的解放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曾提出,在新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并称这是“新社会的本质”(1848)。1894年,恩格斯在给《新纪元》创刊号的题词中强调,除了摘出这句话(“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以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恩格斯为什么唯独摘录这句话?为什么特意申明除了摘出这句话以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这个题词,可以说是恩格斯积其一生之体验得出的最重要结论。

   笔者对这个命题情有独钟。1986年,曾向教育部高校青年研究基金项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人本经济学”的课题申请。经过多年努力,出版了人本经济学的著作《人本体制论》。“人本”针对什么?一是针对“物本位”,二是针对“官本位”。

   “物本位”和“官本位”,是传统经济体制和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两个要害问题。正是这两种“本位”的影响,形成了“金钱奴役”和“权力奴役”的“双重奴役”。“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下,人的主体性被集权所压制;在原教旨的市场经济模式下,人的主体性被金钱所浸蚀。”起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深层说,就是要摆脱“人的主体性被集权所压制”和“人的主体性被金钱所浸蚀”的双重奴役,以人本为导向来促进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按照此观点,笔者认为,总结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成绩,第一位的,恐怕不在于经济总量的大幅度增长或“翻几番”,也不在于中国进出口总额和外汇储备的大幅增加,甚至也不在于中国经济在世界竞争力排行榜上位次的上升,这些无疑都是重要的,但是笔者第一位看重的,在于人的自身发展及其在现代发展体系中主体作用的发挥。

   正是基于这种思想,在中国改革开放20年(1998)时,笔者从“中国改革与人的发展关系”的角度进行了总结,在《独立的人格力量与自主的经济力量初露端倪》一文写道:“可以这样说,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中国人民尤其是其中的先进部分,开始以独立的人格力量和自主的经济力量登上中国经济舞台”。“回顾20年的历程,最突出的,我认为就是独立的人格力量和自主的经济力量在中国大地的崛起。尽管这种力量还很幼小,还只是‘初见端倪’,但是它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是不可估量的。”今天,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年,笔者依然坚持认为首先应从这个视角审视改革。

   从这个视角总结,我们就会看到:“中国在改革之前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集权体制的弊端,最根本的一条‘是消磨人性’,是对人的自由发展的否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关系、同时也解放人的自身的新纪元。”

   这里有几个标志性事件,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对这里讲的“改革”,人们注意到了,这是很可贵的;孰不知,这里同时写道:“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这一点同样可贵。

   同样,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首次作出新的论断:“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此,非公有制由“体制外”正式进入“体制内”,这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和实践的突破,人们也注意到了。孰不知,十五大报告同时首次写入“尊重和保障人权”,并在此后将“尊重和保障人权”正式写入宪法。这一点同样是带有“突破”意义的。

   现在,虽然中国尚有几千万贫困人口,但在人的生存和发展权方面是有明显进步的(特别是减贫事业),当然在人的自尊和人的能动方面尚有差距。习近平同志2007年在《之江新语》中讲过一段话:“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此处所谓“文化的人”并非一般概念的“文化人”,而是有特定含义的非物化的人性化的人。此处讲的“单向度”的人,来自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一书。按照马尔库塞的阐述,“单向度的人,即是丧失否定、批判和超越的能力的人。”“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地位提高了的奴隶,但仍然是奴隶。因为决定奴役的‘既不是顺从,也不是艰苦劳动,而是处于纯粹工具的地位,人退化到物的境地’。”现在,相比之下,“人退化到物的境地”(“物本”)有所缓和,但是,“官本”还是比较严重。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年之际,应该从“能动的、全面的人”的更高向度考虑问题。

   下一步瞄准什么?按照中共十九大的精神,应紧紧抓住落实“三权”一是人身权。这次长春长生疫苗事件引起举国震惊,表明人们对人身生命权的关注何等强烈。二是财产权,特别是民营企业的财产权。要严格保护产权,善待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近来,社会上有人发表了一些否定、怀疑民营经济的言论(诸如“消灭”论、“离场”论、“新公私合营”论等等),是完全错误的。笔者在《包容性改革论》一书中曾提出“共同基础论”。强调“产权体制创新:包容‘国有’与‘民营’”,国有与民营都该看成共和国的‘亲儿子’”。中央民营经济座谈会重申“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三是人格权,保障“每一个”个人人格的独立、平等和开放。

  

二、两相结合:社会主义一定要与人类共同文明的市场经济结合,并适时由1.0版向2.0版即“高标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进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似乎是一个老命题,前40年的改革也有文件可循,然而,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在中国并没有完全解决。“结合论”是一个需要持续关注、继续探讨的问题。

   1979年春改革开放启动之后,当时中国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问题,即到底是继续按照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或计划经济体制的变形“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惯性运作,还是另辟改革新路?如果走新的体制之路,那么,其理论依据是什么?此时笔者曾参与国家重点项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研究”(谷书堂教授主持),就遇到关于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即形象地说,社会主义让不让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这个“媳妇”进门的问题。

   我们的“老祖宗”是坚决不让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这个“媳妇”进门的。他们有句名言:“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那么商品生产将被消除”。“消除”论讲得斩钉截铁。在“老祖宗”看来,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格格不入、水火不容的。

   起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变迁史上的一个创举。它不拘泥于上述“老祖宗”这种“消除”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体制模式,而是大胆地让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媳妇”进门,同时又不照搬当代某些发达国家排斥社会主义制度的模式,而是用中国人的世界观和高超智慧,把社会主义(中国制度之“特”)与市场经济(人类文明之“共”)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个“特共一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纪念改革开放40年之际,很需要用现代经济理论和经济哲学,从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战略角度,理性地阐明现代中国为什么会造就出“这样一种”而不是“那样一种”经济体制样式,为什么实行“这样一种”而不是“那样一种”经济形式和经济关系,它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它的历史突破点在哪里。

   倘要简要概括历史突破点,在改革开放40年中,突出的有“两次开门、两大战略认定”:

   第一次开门,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率先开了“商品经济”之门。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随后,80年代的经济改革迅速展开:国有经济领域: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到施行两步“利改税”和股份制改革;个体经济:从“限制”到“允许”;私营经济:从“非法”到获得“合法”地位;“三资”经济:从点到面展开。改革的春潮涌动起来。

   但是,历史发展是曲折的,1989年下半年之后,中国的理论界和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怀疑甚至否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错误思潮,改革出现挫折。在此背景下,1992年的邓小平南方谈话及随后举行的中共十四大作出第一个战略认定:确立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按照其内在逻辑,经济体制改革以旺盛的生命力继续开拓前进。

第二次“开门”,2001年中国加入WTO,向世界打开“参与经济全球化”之门。中国政府按照入WTO的承诺,采取向国外投资者放宽市场准入等举措,中国经济逐步走上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路程。而经济全球化则是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市场化。由于各种原因所致,一段时间内改革陷入胶着和停顿状态。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出第二个战略认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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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界》201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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