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清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对上海民间慈善组织的处理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3 次 更新时间:2018-12-05 01:1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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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清华  

   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对传统慈善组织的社会功能及其影响力有着清楚的认识。1949年上海解放后,中共和人民政府为了充分发挥和利用原有慈善组织来进行战后重建和恢复生产,通过组织渗透、集中利用资源以及建立新的社会福利机构等方式,逐步将传统慈善组织纳入人民政府的管理之中,并最终将其消融于无形,有效地化解了人民政府与慈善组织之间的矛盾;同时利用和接管了历史上积累下来的慈善资源为新政权服务。慈善组织的处理,减少了新政权整合城市基层社会的阻力,为人民政府进行城市基层社会清理与整顿提供了便利。

   关 键 词:中国共产党  人民政府  慈善组织  处理

  

   明清以来,中国民间建立了许多慈善组织;进入近代以后,又受到欧风美雨的影响,在传统慈善社团继续发展的同时,许多新式慈善组织亦应运而生①。然而这一具有深厚历史人文传统、在社会上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事业却在上个世纪50年代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除了中国红十字会、中国福利基金会等少数几个具有社会福利性质的机构通过改头换面得以保存下来以外②,其他绝大多数慈善组织都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烟消云散。目前学界在探讨慈善组织消亡原因时主要强调两点:一是认为在经历了长期战争之后,慈善组织本身资源枯竭,无力继续维持③;二是认为传统慈善组织“行善积德”等理念具有浓厚的“封建意识”,具有“先天落后性”,不适合新社会的要求,因此被改造、取缔④。另外,研究者一般认为1950年政务院出台接管接受美国津贴的教育、宗教、慈善团体的政策是新政权处理慈善救济组织的开端:此前政府与慈善组织合作共处,此后则转为政府对慈善组织的接管和改造并最终迫使其消亡⑤。但仔细研读档案史料,我们发现这些解释存在不少漏洞,难以自圆其说。本文以上海慈善组织在中共接管和改造前后的经历为例,来对该问题做进一步探讨。

  

一、1949年以前上海民间慈善组织


   上海地区有记载可查的最早的慈善组织是建于明洪武七年(1374年)的养济院,该院一直经营到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因火灾而毁,存世时间长达434年⑥。此后各类慈善组织逐渐在上海兴起,开埠以后,更是获得了更大的发展机会,19世纪50年代上海“善堂林立”的现象就给王韬留下了深刻印象⑦。梁其姿认为明清两代上海设立的善会善堂为39个⑧,而梁元生认为到清朝末年,上海的善会善堂实际超过50个⑨。

   到20世纪30年代,即使经历了辛亥革命及其后北洋时期的混乱,上海的民间慈善事业依然一直在发展。1930年前后上海的慈善组织大概有120个⑩;到1942年抗战时期,上海依然有140多个民间慈善组织在发挥作用(11);1947年登记在册的上海慈善组织有100家左右(12)。1949年12月,新成立的上海市人民政府民政局初步调查称上海慈善组织仍然有100多个(13)。1950年,民政局对全市社团进行详细调查,结果显示当时尚存“社会福利救济”团体99个,另有具部分慈善救济功能的同乡会29个、会馆山庄51个(14)。

   近代上海慈善组织有两大特点,一方面是并不讳言“内外有别”的社区型小善会善堂的大量诞生,这延续了传统慈善组织自清代中后期的发展趋势(15);另一方面是超大型慈善组织的出现和发展,这是与近代上海都市社会紧密相关的一大特色。进入20世纪以后,上海最主要的慈善组织如同仁辅元堂、仁济善堂、上海慈善团、闸北慈善团等都如滚雪球般不断扩大。并且这些组织还在1927年成立了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作为慈善界自我管理的机构和相互联系与沟通的桥梁,也成为慈善界的代言人,在民国时期的上海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6)。

   而且每遇非常时期、非常事件,上海慈善界都会进一步联合起来,共同采取行动应对。1936年底,随着局势日益紧张,国民党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召集上海慈善团体负责人黄涵之、屈映光等组织成立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简称慈联会)。上海主要慈善组织基本上都参加了慈联会,慈联会办公地点就设在上海仁济善堂内(17)。1937年7月上海市社会局局长潘公展又联合各慈善机构组建上海市救济委员会(简称救委会),进一步将慈善团体、各同乡会等社团的救济功能联合起来准备进行难民救济工作,会址仍然设在仁济善堂(18)。因此,抗战爆发前夕,上海仁济善堂同时有4个救济组织在办公,除了仁济善堂本身以外,还有1927年成立的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1936年成立的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以及1937年7月成立的上海市救济委员会。

   这些机构虽然有不同的牌子,具体组成也不完全相同,但是主体部分都是上海原有的民间慈善组织,实际办事人员也主要是上海慈善界领袖及各社团办事员。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上海的难民救济工作主要由这些组织领导进行。同年11月,上海华界沦陷,参加慈联会工作的政府工作人员撤离;政府组织的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上海市分会,也将难民救济工作交由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办理,机构更名为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难民救济分会。此后,上海慈联会成为上海难民救济的主力。从1937年8月到1940年,慈联会先后设立难民所50多个,收容救济难民50万人以上(19)。而且,在集中力量救助难民的同时,上海慈善界自身的业务也在勉力维持,因此难民大部分被遣返或安置后,慈善组织又将主要力量投入到了日常救助活动之中(20)。

   上海慈善组织历史悠久,慈善界领袖也大多都是上海的头面人物,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21);而且许多慈善组织拥有庞大的产业,如上海慈善团在1930年拥有的不动产价值即达到878万元之多,另外还有股票、债券以及存款等若干;其当年各类收入高达20万余元(22)。此后该团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到1944年6月,即使受到战争的严重破坏,该团拥有的不动产总值仍然高达1946.5万元(23)。到1950年6月,该团仍然有现金6884万元(人民币,旧币),另外拥有三层楼房259幢,二层楼房495幢,平房163间和土地数百亩,其他财产若干(24)。其他慈善组织的规模虽然比不上上海慈善团,但如仁济善堂、新普育堂、闸北慈善团等机构规模也相当可观。中共地下党在解放军接管上海之前就组织编辑了一部接管手册——《上海概况》,其中也注意到上海慈善组织在上海社会救济方面的作用(25)。因此,在中共接管上海之前,上海慈善界就是一个拥有较多资产、有自身组织系统和力量、并具有相当大影响力的社会集团。

  

二、理顺与调整慈善组织关系


   在长期的革命过程中,中共对于社团的力量与影响有过深刻的体会和认识。毛泽东年轻时即提出要实行“民众的大联合”,并且提出民众的大联合要以“民众的小联合”为基础。而所谓民众的小联合,在毛泽东看来,实际上就是要先建立各种各样的小社团,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组建各级小社团的上级社团,即“大联合”,最后由各类大联合再组建“中华民众的大联合”(26)。可以说,此后毛泽东的革命实践始终都在坚持走建立“民众的联合”的道路,因此他对由人组成的“群”或“会”、“社”这类组织向来非常重视(27)。在中共革命过程中,组建或渗透、掌握各类社团组织,成为其动员民众参与革命的重要手段。中共早就认识到“人群能互助,个人才得安全;团体有幸福,生活才能改善”,因此“离了‘群’而欲解决一切问题,无异春宵异梦!”(28)而把单个的人组织成“群”的方式,无疑就是结成各种各样的社团,即各种各样的“小联合”,然后在此基础上组建“民众的大联合”。

   如前所述,上海民间慈善组织数量众多且历史悠久,在近代上海社会发展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慈善组织大多数秉持“民胞物与”理念,积极行善,救助众人,因此也深受社会欢迎,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中共在革命过程中深知上海慈善组织的力量,并积极利用慈善组织来从事革命活动。尤其是抗战爆发后,中共地下党开始有意识地通过慈善救济社团来从事革命活动。如赵朴初、周林等人通过著名的仁济善堂收容难民,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利用由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组织的“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开展难民救济和教育工作,组织难民参加新四军(29)。中共同时通过统一战线团结上海慈善界主要领袖,如邀请上海慈联会主席王一亭等人加入由地下党组织的联谊会等(30)。中共江苏省委还专门成立了难民工作委员会,通过慈善社团来组织难民参加抗战,这些活动便利了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抗战时期的恢复和发展(31)。

   为顺利接管和建设上海,并在战后重建中充分发挥上海慈善组织的力量。内战后期,上海地下党加强了对慈善组织的各项工作,积极开展对慈善界领袖人物的统战工作。1949年4月25日,解放军兵临城下之际,中共地下党与上海宗教慈善界领袖赵朴初等人联系,组建上海临时联合救济委员会(简称联救会或临救会),努力将上海宗教慈善团体联合起来,为上海的解放出力。联救会会址设于云南中路35号佛教会馆中,实际上也是仁济善堂的产业(32)。上海仁济善堂、同仁辅元堂、中国红十字会、儿童福利会以及中国福利基金会等十多个慈善机构参与了该组织的活动(33)。联救会由颜惠庆任主任委员,黄涵之、李思浩为副主任委员,赵朴初为总干事,李文杰为副总干事(34)。联救会主要领导人颜惠庆、黄涵之、李思浩、赵朴初等人都是热心慈善事业的上海头面人物,但该委员会也包括了陈巳生等中共地下党员,另外赵朴初、李文杰等人都与中共关系十分密切。赵朴初的大学同学、中共地下党员梅达君具体指导联救会工作。

   解放军进驻上海以后,联救会进一步扩充,增设总务组、物资组、救福处、儿童组等,其中最重要的救福处下设救福组和遣送站,处长由共产党员樊玉琳担任。上海市军管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后,联救会的工作重点就是与民政局和公安局配合,收容遣送灾难民回乡(35)。1949年5月前后,上海难民多达180万~200万(36);而疏散难民回乡,“以增加农村生产而减轻城市负担,以便于准备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是中共在解放战争后期就已经确定的基本方针(37)。因此上海市军管会成立后,一边着手接管上海各机关,一边即开始进行难民收容遣送工作。市政府要求联救会参与难民收容遣送,同时“号召福利慈善公益团体在本身条件允许下协助政府遣送无力回乡难民。”因为是“协助政府”工作,所以需要先与各区接管委员会取得联系,在区接管会的安排下进行难民收容遣送工作(38)。许多慈善团体腾出房屋设立收容所,或者出钱出人参加由政府组织的难民调查、收容、遣送工作。

1949年8月,上海市委书记饶漱石在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正式提出建设新上海的六大任务,明确要求“疏散上海人口”(39)。“疏散难民回乡”成为上海人口疏散的首要工作,为此,8月27日,市政府专门成立了上海市疏散难民回乡生产救济委员会(简称疏委会),由政务接管委员会副主任、市民政局长曹漫之任主任委员,工商界和宗教、慈善界赵朴初、周贯五、贵延芳、杨秉儒为副主任委员,另外聘请各界名人担任委员职务。疏委会设立经济筹划、生产计划、疏散遣送和宣传教育4个专门委员会,同时设有秘书处等办事机构,另外在各区接管委员会建立区疏委会和各区工作站,由此组成了一个覆盖全市的组织机构(40)。疏委会完全由市政府设立,由市政府直接领导,同时也吸收了部分与中共关系密切的慈善界人士参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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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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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党史研究与教学》2018年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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