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缪尔·莫恩:抵制“法律人治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3 次 更新时间:2018-11-07 23:4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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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莫恩  

   翻译:汤心仪

   民主党人为阻止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奋力一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在一名女性指控曾受到卡瓦诺的性侵犯之后。经过昨天的事件(译注:10月4日,联邦调查局报告证明,受到性侵指控的卡瓦诺实际上是清白的),卡瓦诺通过提名几乎已成定局,现在一切都取决于自由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决定如何对美国司法机构受右翼控制的硬性事实做出回应。答案显而易见:美国理应是一个民主国家,而不是一个帝国。

   卡瓦纳大法官参与的投票中,平权法案将会是首要事项;堕胎权利也很可能将被废除,问题不过是它会被一次性推翻,还是逐步被取缔;第一修正案将继续为经济权力服务;其余的宪法法律将捍卫商业利益和公司。这种境况在一个世纪里都未曾出现过。

   这让我们回想起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错误和我们的机会。上一次法院变为富人和强者反对政治多数的工具时,罗斯福与最高法院进行了对抗。1937年3月,民主党一争取到足够的政治意愿,罗斯福就告诉美国人民,是时候“将宪法和法院自身从法院中解救出来”了。

   但是,是宪法以及对它的长期解释将我们引领至如今的境况,将大众的统治变为精英统治,将民主变为法治。正因为宪法,民主党必须在一个政治体系中进行战斗,在这个体系中,少数族裔担任了总统职务—这在我们一生中就发生了两次。由于对高级司法系统的崇拜,民主党人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有着无限权力的机构,它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大多数对事情有着不同处理方式的美国人。

   众所周知,我们的制度赋予宪法法官极大的权力来做出巨大的政策决定,因此美国人最近才不得不经历这一全国性的闹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场闹剧中,对于法律本身的关注消失了,因为先后受到关注的焦点是性侵是否曾发生、恰当的调查方式是什么、司法“气质”是否重要等。但是,之前关于提名的争战就已经将候选人们的实际法律观点推到了焦点之外。

   罗伯托·昂格尔(Roberto Unger)曾写道,美国的特点是“一心一意地关注高级法官及他们的选择,将其视为民主政治最重要的部分。”这种症状在左派和右派中都有反映,并且他们在几十年内选择“以改进解释之名义,从法官那里获得公民政治未能提供的好处”。然而,在民主国家,应该由人民制定自己的法律。早在左翼未能阻挡卡瓦诺之前,这种长期司法战略的局限就很明显,这也意味着现在进步主义唯一能采取的的行动就是重申民主。

   考虑替代方案。面对最高法院未来几年坚实的保守派多数,毫无疑问,许多人都希望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成为新的关键一票,他们将像对待安东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那样,引诱他成为“中间派”。但罗伯茨将远不会像肯尼迪那样时常变卦。对于更激进的人来说,像罗斯福所做的那样控诉“宪法的背叛”似乎很有吸引力。然而,上一次以民主的名义进行的宪法革命,发生于罗斯福新政的鼎盛时期,最终为其后五十年的非法司法授权做出了铺垫,部分原因是它只是推动了法官承诺保持克制。

   面对敌人掌控下的最高法院,进步主义者唯一的选择就是着手长期计划,为了多数决原则,重铸基本法律在社会中的角色,使法庭失去影响力,以及在适当时机改变不民主的宪法。这就要求学习上一代保守派的做法。正是保守派盗用了最初由进步人士提出的“我们正在在经历‘司法政府’”的说辞。保守派说服美国民众,无论法律文本如何表述,是左派而不是右派时常利用宪法法律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而事实恰恰相反。进步主义者需要收回他们失去的掌管权。要做到这一点,他们需要放弃常规的与高级司法机构勾结的做法。如果进步人士想要避免依旧困扰他们的司法激进主义的耻辱,他们必须接受民主及其风险。

   即使右派更为频繁地借助司法命令达成目的,自由主义者也花了很长时间才放弃用法官权力来将他们的偏好制定为法律。这在关于隐私权和所谓的“实质性正当程序”的决策中最为显著。从赋予妇女堕胎权利的罗伊诉韦德案,到使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奥贝尔格费尔诉霍奇斯案, 作出此类选择时,自由派与卡瓦诺的前任肯尼迪大法官结成了联盟,他们在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上促进同性恋和女性的权利,从而捍卫独立于国家控制的个人自由选择(虽然这个理论在大多数法律领域主要是服务于商业利益)。左派在乎的先例(如罗伊案)受到威胁甚至可能被推翻,这正将成为沉痛的打击,没有人会庆祝这一结果。但如果它无论如何都会发生,那么现在是时候转向民主战略,来保护我们所在乎的事情了。

   比起威胁法庭通过各种经包装过的计划,左派更好更大胆的选择是支持改革。通过议会立法剥夺司法管辖权、利用手段阻止司法机构审议关于堕胎或平权行动相关的案件,这些方式即使在现行法律原则下也不会明显违宪。实际上,右派多年来一直使用这些立法阻止移民和囚犯进入法院。习俗和先例的其他变化也可能削弱司法霸权。例如,通过压力下的选择或通过法律的强制,可以推动最高法院成为一个咨询机构,尤其是当法官们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时。这些步骤将使得进步主义者能将他们的案子带到群众中去,从而为他们的政治诉求赢得多数人支持,哪怕是在他们已经因失败而放弃了的地方。

   即使基础研究已证明法官有党派属性,美国仍然期待高级司法机构代表国家的原则和价值观行事。实际上当法官有权决定具最重要的问题时,这种党派关系的影响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宪法的神话很难实现。“给法官授权将有助于实现进步主义者追求的结果”,这种观念不过是已然落空的美好愿望。在各级立法机构中,利用民主权力而非司法机构的法律文化,是现在取得进展的唯一途径。事实上,一直以来就是如此。

   翻译文章

   Samuel Moyn , Resisting the Juristocracy , Boston Review, October 5, 2018.

  

   网络链接

   http://bostonreview.net/law-justice/samuel-moyn-resisting-jurist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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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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