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国华:关于金庸研究的一点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3 次 更新时间:2018-11-03 20: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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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国华  

  

   在本文正式开始之前,我们先要澄清一下“金庸研究”这个概念。本文所指称的“金庸研究”与金庸先生亦即查良镛先生的籍贯、家谱以及生平无关、甚至与其政治评论、历史研究也毫无关联,仅仅是指对金庸十五篇武侠小说的研究。我们不赞成采用“金学”这个术语。将金庸研究冠之以“金学”的美名,与其说反映了学者们开辟了个伟大学科领域的雄心,倒不如说是将商品社会推销商品的包装策略移用到严肃的学术研究上,以图产生广告效应。一位武侠小说家所写的小说,是否能带动一门学科的建立,在做出肯定的答覆之前,我们应该关注的,并不是急急推出招牌来,而是先要看看自认属于金字招牌下的货色如何。很遗憾,姑且不谈质量,即便只谈数量,把包括《点评金庸》之类的专著都计算在内,金庸研究的专著至今也不会超过二三十种。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鲁迅研究。自二三十年代至今,专著、论文汗牛充栋,不知几十倍几百倍于《鲁迅全集》。鲁迅研究有自己吸引了无数精英人才的鲁迅学会,有高质量的《鲁迅研究月刊》,可从事鲁迅研究的专家学者们也从来没有呼吁过要将鲁迅研究升格为“鲁学”。并且,这丝毫没有降低鲁迅研究在整个中国人文科学研究中的领先地位。因此,鉴于“金学”一辞意味著一种华而不实的学风,本文弃而不取,仍然使用“金庸研究”这一概念。

  

  

   金庸研究中,存在着两种不太正常的倾向。一种倾向是将金庸武侠小说贬得一无是处。有人认为,新武侠小说的出现,“是一种反常倒退,使人感到迷惑的现象”,有人斥责它“审美情趣低下”,去年《中国青年》杂志,有人发表《给金庸先生上课》的文章,今年《中华读书报》上,则有王彬彬先生认为“金学”云云,实在是“神魂颠倒,日夜不分后的一种胡说。”这种评论者并没有或很少对金庸武侠小说进行客观地分析,在痛斥金庸小说是精神鸦片时,并不具体指出何以是精神鸦片,在使用的措辞上面也太咄咄逼人。这些评论与其说是一种科学的、理智的学术探讨,倒不如说是自认真理已非我莫属后的种情绪化反应。结合当代社会文学作品愈来愈来沦为商品,金庸小说本身成为书商竞相逐利的宠儿这种情势,这些评论者不避锋芒,发出不同的声音,其用心和勇气当然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从效果上来看,这除了引起金庸憎恶者的短暂快感和金庸迷的逆反心理外,很难产生什么积极的成果。这类评论者之所以不愿更细致详尽、具体而微地研究金庸小说,可能还因为他们心目中存在着一种文学等级观念。武侠小说作为俗文学的一支,他们不屑一顾。我们认为,雅俗文学固然有优劣之分,但对雅俗文学的研究并无高下之别。况且就事论事地说,金庸武侠小说得到上至达官贵人、博学鸿儒,下至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不同层次人等的欢迎,这就证明了金庸小说至少是一个产生广泛影响而不容忽视的巨大存在。探讨并评价其影响的正面和负面意义,乃是文学研究者不可忽视的责任。仅仅居高临下地“给金庸先生上课”,而不是站在批判理性的立场上全面检讨金庸武侠小说的得失,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

   然而,更值得关注的是与此截然相反的另一种倾向,有些评论家将金庸小说称赞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王一川先生在重排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座次时,将金庸排到第四位,冯其庸先生说:“在古往今来的小说结构上,金庸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金庸是当代第一流的大小说家”。章培恒先生认为金庸小说成就要超过姚雪垠的《李自成》。写了六部金庸研究专著的陈墨先生认为“金庸的小说与《石头记》(《红楼梦》)同属中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小说作品。”他认为金庸小说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北京大学于1994年授予金庸先生名誉教授。在授予仪式上,严家炎先生说:“金庸小说的出现,标志着运用中国新文学和西方近代文学的经验来改造通俗文学的努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果说‘五四’文学革命使小说由受人轻视的‘闲书’而登上文学的神圣殿堂,那么,金庸的艺术实践又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文学的宫殿。这是另一场革命,是一场静悄悄的进行着的文学革命。金庸小说作为二十世纪中华文化的一个奇迹,自当成为文学史上的光彩篇章。”

   上述评论往好处说固然表现了敢于挑战陈见的学术勇气,然而,这类最高级或极高级赞词却又因为其明显缺乏推敲未免显得是故作耸人听闻之谈。即以北大名教授严家炎先生的文学革命论来说,就令人期期不敢苟同。在西方,人们可以赞成说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是一场文学革命,现代主义对传统文学是一场文学革命,却大概没人会赞成说大仲马的小说是一场文学革命,即使我们承认有些评论家所说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被鲁迅先生一个伟大的身影所掩盖,我们也不能说《鲁迅全集》是一场文学革命。诸如诗歌、戏剧上的成就鲁迅先生很难和郭沫若、曹禺等人比美。即使范围小一点,称金庸小说意味著小说的革命,也完全与事实不符。金庸小说革命的对象是谁?他创造了什么全新的文学观,开辟了什么全新的题材?他对同时代或下一辈大陆甚至港台小说家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他的创作技巧比之前人有何超越和突破?除了我们再将范围缩小到“武侠小说”之内,我们是无法对上述责难做出肯定的答覆的。所谓文学革命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假如我们同意金庸小说有其不容置疑的研究价值,那么,我们如何正确地认识它?一笔抹杀固然是意气用事,无限拔高又何尝是成熟的表现?我们认为,既然金庸武侠小说具有雅俗共赏的特征,那么,我们不妨可以从雅俗文学两方面来进行探讨。就雅文学方面来说,我们主张应以衡量雅文学的批评标准来衡量金庸武侠小说,从而对其文学成就进行基本估价。就俗文学方面来说,我们侧重研究文学接受情况,也就是金庸武侠小说为何能风靡海内外华人世界?作为具有民族特色的民族寓言,它折射出何种信息?以及,在对民族心理的把握和表现之中,金庸武侠小说发挥了何种作用?最后,作为大众文化的范本,金庸武侠小说在当代商业化社会中,具有何种积极、消极意义?这两方面的问题中,以后者对金庸研究具有更为根本的意义,也具有更广阔的研究前景。但是一方面,本文的篇幅不允许同时探讨这两个问题;另一方面,承认金庸武侠小说俗文学的基本属性是研究金庸武侠小说作为民族心理批评的大众文化批判范本的一个前提,所以,本文仅仅探讨第一个问题,即以雅文学的批评标准来衡量金庸武侠小说的价值。

   首先必须指出,我们这里提到的批评标准其性质是客观的。一部文学作品是否伟大,应该是由其内在的审美内涵、形式、技巧等因素决定的,与外在的销售数量、读者数目无关。许多人坚持认为金庸的读者数以亿万计,包括海内外华人世界的各个阶层,因此金庸小说应为一流小说。事实上王一川博士将金庸置于老舍等人之前,上述意见就是其理由之一。这种观点部分地得到接受美学的支持。然而,这种理论的荒唐就像是说因为麦当劳销量世界第一,因此它就是天底下最好吃的食品;因为全世界牛仔裤穿的人最多,所以它就是天底下最高级的服装。大仲马、柯南道尔的读者比卡夫卡、乔伊斯的读者不知多多少倍,但稍有文学常识的人决不会认为前者比后者伟大。雅俗共赏并不是评判一部文学作品高下的尺度。实际上,雅俗共赏这一现象严格说来就根本不存在。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大家都喜欢看《哈姆雷特》,但对于处于不同文艺鉴赏力的人来说,其阅读经验是完全不同的。反过来,对于像金庸武侠小说或者诸如推理、凶杀、言情小说这样的俗文学,大家都可能被其密集的情节,跌宕的悬念所吸引、所感动,这可以是金庸小说作为伟大通俗小说的成功所在,却未见得就是它作为伟大艺术品的成功所在。

   就批评标准的具体内容而言,我们只要从两个维度来判断就差不多可以确定金庸武侠小说的成就大小了。其一,金庸武侠小说有没有超越一般武侠小说的范围,克服一般武侠小说的局限,就像塞万提斯《堂·吉诃德》远远超过一般骑士小说、曹雪芹《红楼梦》远远超过一般的言情小说?其二,任何伟大的小说都具有独创性。那么,金庸武侠小说在表现文学观念、塑造人物形象等方面有没有做出新的发现?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必须承认金庸武侠小说的伟大价值;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金庸武侠小说的积极意义我们只能以上文所提及的文学接受这一层面加以考察了。以下两节分别从这两个维度来探讨。

  

  

   金庸先生本人在创作武侠小说时有着自觉的艺术追求。在诸新武侠小说大家中,逐字逐句修改作品的,大概仅金庸先生一人而已。他曾这样说过:“我不喜欢把我的小说单独区别开来,当作武侠小说来看待,我希望别人把它当成是普通的小说。长期以来,我的观点是,不管是什么小说。历史小说也好,爱情小说也好,武侠小说也好,把它当成小说就是了,写得好的价值高一些,写得不好的价值低一些,不必要把它当成哪一种小说来看待。”但是,尽管金庸武侠小说在艺术上比之梁羽生、古龙、温瑞安等人更成熟,但仍不能摆脱武侠小说这一特别的文学类型先天不足的毛病。这些毛病表现在:

   一,程式化的叙事模式。写来写去,无非是学习武艺、报仇、寻宝或抢宝、争夺武林至尊的位置、行侠锄奸、保卫或推翻一个国家等等,武和侠固然是缺一不可,而更要紧的是每一英雄必有一位或数位红颜知己与之缠绵悱恻。由于情节模式就是上述有限的几类,所以在许多方面,金庸武侠小说难免重复。就大的构架而言,金庸武侠小说大抵上都是描写一位或几位少年英雄历经苦难(常常是伴随着学习武艺过程)、伸张了正义,取得了成功,与有情人成了眷属,然后淡出江湖。就小的细节而言,雷同之处实在举不胜举。比如为行走江湖方便,必有美貌女子女扮男装,结果邂逅一少年后必会结为朋友,他们再遇上别的女子必会由于误会引起情感上的纠葛;比如武功最高的通常是世外高人,隐居数十年,性僻情痴,却总会高兴地收下作品主人公为徒传授武功;作品主人公不管他小说开始时会不会武功甚至是否喜欢武功,到快结束时必定由各种机缘而武功达到一流水准(韦小宝是个例外),并常常做到大帮会的帮主,或武林盟主的位置。此外,叙事语言也是复制的。武侠小说有许多固有术语、切口和形容词。例如:“点子”、“万儿”’、“招子”、“扯乎”,形容心情紧张,是“心中一凛”,形容坏人说话是“阴恻恻地说道”形容女子气息是“吹气如兰”,形容女子笑是“花枝乱颤”,形容挖苦人是“绕着弯子骂人”等等。

二,随意的结构。在金庸武侠小说中,大多长篇小说很难说有什么严整的结构。这与报纸连载小说这一特殊形式有关。蔡翔先生写道:“连载小说的出现,刺激了武侠小说作家的想象力。一般情况下,总是先有一个粗略的构想,然后逐月分段撰写。这就要求每天都得有一个情节高潮。有一个能抓住读者情绪的关节点,这样就等于每天都必须有一个出奇制胜的情节开头,在这种情势刺激下,使武侠小说在情节的过程铺展中,不断出现高潮迭起的形势,却极不适宜小说在空间上的整体结构,只是被动地在想象力驱使下成直线状向前推进而且造成前后重复、拖沓、枝叶蔓伸,想到哪儿写到哪儿的情况。”被称为金庸小说中精品的《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鹿鼎记》等概莫能外。《射雕》三部曲基本上是英雄郭靖、杨过、张无忌的信天游,他们流浪到哪里,或者说命运女神随意把他们驱使到哪里、金庸也就自由自在地写到哪里。《鹿鼎记》的情况亦大抵仿佛。《天龙八部》写了大理国段誉,辽人萧峰和许多宋人、蒙古人、土蕃人等。看上去似乎有史诗的规模和气魄,实际上是单线条平面发展。叙述段誉的时候忘了萧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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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评论》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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