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益:1949年前的民族形成问题讨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4 次 更新时间:2018-11-01 20: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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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益  

  

   摘要:20世纪初民族观念传入中国以来,到20年代,逐渐生发出了一套关于中国民族形成,尤其是“汉族”形成的历史叙述和理论话语,其中包括民族在一定文化基础上形成,民族的“蜕化”观,以及“天然力”造成民族等观念。在这一背景下,20年代末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和民族形成的理论传入中国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其中民族形成、发展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观点,为不少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必须根据各自的需要将其与对中国历史的解说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的中国民族问题理论,更是由于斯大林在共产国际中的崇高地位而深受其影响。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民族形成问题的探索并未受到禁锢,而是在斯大林理论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民族形成问题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到20世纪40年代,在中国民族史的叙述中,无论是翦伯赞等人的氏族-种族-民族三段论,还是范文澜等发展出来的秦汉中央集权国家下的民族论,都累积了相当的理论与知识基础。

  

   20世纪初中国思想文化发展背景下形成的“民族”话语中,包括了一些有关民族起源、形成、发展的观念,这些观念与后来传入的斯大林的论断是有差别的。1949年之前,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学者)的民族理论论述和历史书写中,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斯大林民族理论的阐释与运用,或隐或显地受到这一差别的影响,并因此形成不同的理论解释路径和观点。本文的目的,即是梳理此一历史过程,为相关问题的深入探讨提供参照。


一、20世纪初期以汉民族研究为中心的“民族起源”与“民族形成”问题

  

   自清末“民族”概念被引入中国之后,一二十年之间,以现代民族观念为内涵的“民族”一词在中文文献中的使用呈“井喷之势”,并且越来普遍。[1](p.242) 同时,关于“民族形成”、“民族起源”的各种话语,也纷纷出现。

   梁启超可以说是在现代意义上使用“民族”一词的第一人。在1901年的一些文章中,“民族”开始作为他之前所使用的“种族”“人种”等词的互换词出现,在此之前,梁启超将“人种”“种族”“黄种”,甚或“华种”等语用于指称西方学者所发明的根据身体特征和地理分布区分的各个人种或者种族。[2]但在实际使用时,有些时候也包含了与“民族”等同的意义,即人种和种族包含一定的历史文化和精神因素。梁世佑认为:当梁启超开始使用“民族”一词后,后者所包含的“文化因素就被剥夺了”。[2]但无论如何,从一开始,在“民族”这一概念中,在含义上与“宗法”/“种”有着密切的关系。从“种”的意义上说,“民族”从家族自然长成,不存在“形成”的问题,重要的问题是确定其“血系祖先”。梁启超给“汉族”(“汉种”)下的定义是:“即我辈现时遍布于国中,所谓文明之胄,黄帝之子孙是也。”所以,“中国/汉”的民族历史自然从黄帝开始。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在提出汉族为“黄帝子孙”后,便立刻自问:“今且勿论他族,即吾汉族,果同出于一祖乎?抑各自发生乎?亦一未能断定之问题也。据寻常百家姓谱,无一不祖黄帝。虽然,江南民族自周初以至战国,常见有特别之发达。其性质、习俗颇与河北民族异其程度。自是黄河沿岸与扬子江沿岸,其文明各自发达,不相承袭……”虽然如此,但“种界本难定者。于难定之中而强定之”。[3](pp.450, 451, 453)可见,对梁启超而言,以黄帝为祖之民族史,乃是强定“种界”之需要,“汉族”的形成,并非追溯共祖便可明了之事。

   然而很快,梁启超关于“黄帝”作为“汉/中国民族”共祖的理论,在庚子之后越来越升温的民族主义思潮中,以中国知识界对西方人种知识的大量吸收为背景,逐渐被建构成一个包括黄帝共祖、民族西来等学说在内的民族起源系谱。[4](pp.144-145)在这个系谱中,西方传来的人类起源与迁徙学说,与黄帝共祖的既有观念成功接驳,将民族追溯到了一个作为生物个体的父系源头。因此,在这一谱系中,并没有“民族形成”,只有民族的“起源”(或根源,origin)。在20世纪初汹涌澎湃的“排满”大潮中,标明黄帝以来纯正的“汉族”种性,以排满兴汉,更成为革命派辩论“排满革命”正当性的重要论点。[5](pp.25-42)

   反对“排满”的康有为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中则认为,按《春秋》大义,“中国而为夷狄则夷之,夷而有礼义则中国之”,“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入主中国,古今称之”。而所谓满汉之分,就种族而言,“《史记》称‘匈奴之祖田淳维,夏后氏之苗裔’。张晏注曰:淳维以殷时奔北边,逐水草,随蓄移徙,故中国谓之匈奴。然则北方之人,皆吾同种。……其实春秋之所谓夷,皆五帝三王之裔也”。而且,就算不出于同源之各族,在“今四万万人中,各种几半,姓同中土,孰能辨其真为夷裔夏裔乎?”[6](pp.326-327)

   本以《春秋》大义为指归的康有为,以同源论来应对“排满”思想,本身即说明在当时的语境中,“民族”或者“种族”话语之强势。[1]但这一论点,仍给“排满”的主张者造成一定的麻烦。例如,章炳麟在考订“汉族”姓氏,以图对满、汉之分正本清源的过程中,也发现中国历史上“种族”之非一。为此,他以“历史民族”[2]这一概念应对之,称:

   建国之大陆之上,广员万里,黔首浩穰,其始固不一族。太皞以降,力政经营,并包殊族,使种姓和齐,以遵王道者,数矣。文字政教既一,其始异者,其终且醇 化。是故淳维、姜戎,出夏后、四岳也,窜而为异,即亦因而异之。冉駹朝蜀,瓯越朝会稽,驯而为同,同则亦同也。然则自有书契,以《世本》、《尧典》为断, 庶方驳姓,悉为一宗,所谓历史民族然矣。自尔有归化者,因其类例,并包兼容。魏、周、金、元之民,扶服厥角,以奔明氏,明氏视以??养蘖子,宜不于中夏有点。[11](p.172)

   又说:

   议者欲举晋衰以来夷汉之种姓,一切疏通分北之,使无干渎。愚以为界域泰严,则视听变易,而战斗之心生。且其存者,大氐前于洪武,与汉民通婚媾。婚志七世,故胡之血液,百二十八而遗其一。今载祀五百年矣!七世犹倍进之。与汉民比肩,若日本之蕃别,则可也。[12](p.190)

   在这一历史框架中,中国民族自太皞以降,一直是“并包诸族”的,诸族经王道浸染,自然“醇化”,所以到后来书契谱系的记载中,“庶方驳姓”才归为一宗,成为历史民族。由此得出同为一宗“类例”,即在于“醇化”。如“魏、周、金、元之民”,只有先被作为支系“蘖子”看待,然后经过通婚,七世之后,才堪堪可“与汉民比肩”。这种历史叙述,巧妙地将明代以来还自有姓氏的满蒙排除在“同化”系列之外,也即排除在同一“种族”之外,由此来反驳康有为之同源论。

   章炳麟提出的以血缘融合为主轴的同化论,其实隐含着这样一个问题,即:假定存在一个原初的“汉族”,那么经过混杂后,“汉族”的性质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是不是“形成”了新的民族?

   在政治意味强烈的大辩论中,双方实际上都无从顾及更为全面的理论思考。但辛亥革命以后,随着民族(主要是汉民族)历史书写的进一步成熟,承继同化论的观点,所谓“民族形成”的问题,也随之展开了一些新的视角。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同化”论得到进一步发展,“同化”不仅是其他民族向“汉族”趋同,“汉族”也与其他民族趋同。例如吴贯因即认为:“汉族之中既含有满蒙回藏诸族之分子,而蒙回藏诸族之中亦含有汉族之分子,是则汉满蒙回藏诸族,今虽未能全同化而其中已各有一部分之同化矣。”[13]这种“同化”的结果,便是“中国民族”的形成。而且,早在秦朝统一之时,中国就已“合禹域而成为一国,则亦合禹域内诸小族而成为一大族矣”。[14]当然,在此之后,民族的“同化”过程仍在继续,从而也导致中国民族/汉族的一再“蜕变”、新生。

   王桐龄关于中国民族史的叙述,便是对此种观点最有系统性的说明。[3]他以汉族不断“同化”各族的过程为主要线索,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以下阶段:“胚胎时代(汉族内部之融合,太古至唐虞三代)”,“蜕化时代(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血统之加入,春秋战国)”,“修养时代(秦、汉)”,“第二次蜕化时代(魏晋南北朝)”,“第二次修养时代(隋唐)”,“第三次蜕化时代(五代宋元)”,“第三次修养时代(明)”,“第四次蜕化时代(满洲、西藏血统之加入)”。[15](p.3)也即,汉族起先便是混合各族而成,期间通过“蜕化”和“修养”相续、循环而不断生长壮大。在此过程中,所谓“民族形成”是动态的,不仅指其起源,而且可以指变化后的结果。1918年,以学生身份在刚刚崭露头角的傅斯年撰《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一文,批评当时历史教科书根据日人桑原骘藏《东洋史要》 对中国历史所作分期“误认历来所谓汉族者为古今一贯”,提出:“中国历史上所谓‘诸夏’、‘汉族’者,虽自黄唐以来,立名无异”,然“自汉迄唐,非由一系。汉代之中国与唐代之中国,万不可谓同出一族,更不可谓同一之中国”。“自陈以上为‘第一中国’,纯粹汉族之中国也。自隋至宋亡为‘第二中国’,汉族为胡人所挟,变其精神,别成统系”。“陈亡隋代,为汉族变化之枢纽。宋亡元代,为汉族升降之枢纽”。[16](pp.30, 30-31, 32, 33)这里所谓“汉族”之变化,不妨可以理解为新的“汉族”的形成。

   在20世纪10-20年代的这些论述中,对于“汉族”的“最初”形成,也大多抛弃了“种族”出于一元的观念,[4]而是将其归结为多元族系建基于共同文化的融合。梁启超1922年发表的《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将“中华民族”(汉族)[5]在历史上的发展过程做了详细说明。他认为,民族不同于种族和国民,虽然“血缘,语言,信仰,皆为民族成立之有力条件;然断不能以此三者之分野迳指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自觉为我”。之所以产生“对他自觉为我”的民族意识,则因为文化之差异,而文化之差异,又是历史积累的结果,即:

   “最初由若干有血缘关系之人,(民族愈扩大则血缘的条件效力愈减杀)根据生理本能,互营共同生活;对于自然的环境,常为共通的反应;而个人与个人间,又为相互的刺(戟)[激],相互的反应;心理上之沟通,日益繁富,协力分业之机能的关系,日益致密;乃发明公用之语言文字及其他工具,养成共有之信仰学艺及其他趣嗜;经无数年无数人协同努力所积之共业,釐然成一特异之’文化枢系’;与异系相接触,则对他而自觉为我”;此即民族意识之所由成立也。凡人类之一员,对于所隶之族而具此意识者,即为该民族之一员。[18](p.45)

   以此为标准,梁启超断定了“中华民族”的形成时间,即“吾族自名曰‘诸夏’,以示别于夷狄;诸夏之名立,即民族意识自觉之表征;‘夏’而冠以‘诸’,抑亦多元结合之一种暗示也。此民族意识何时始确立耶?以其标用‘夏’名,可推定为起于大禹时代。”[18](pp.48-49)他还进一步解释“中华民族”形成于夏代的三个条件,是“公用之言语习惯之成立”,各部落协作对付洪水的需要,以及与“苗族”等异族之接触。[18](p.49)

梁启超在这篇文章里,还提出了关于民族的另一个“公例”,即:“凡一民族之组成分子愈复杂者,则其民族发展之可能性愈大。”组成分子纯粹的民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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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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