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晋山 王赫:不动产登记样态对强制执行的影响与塑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5 次 更新时间:2018-10-22 00: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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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晋山   王赫  

   【摘要】 由于登记是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或对抗要件,因此当不动产作为强制执行标的时,往往需要借助登记才能实现生效文书确定的权利。而不动产登记查询的便捷性、内容的完整性和准确性、登记活动的规范程度等都对不动产强制执行的实践产生影响。本文从案外人异议事由扩大、形式判断原则放宽等问题入手,构建并论证了我国不动产登记样态与部分执行现象间的因果关系,并指明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道路。

   【中文关键词】 不动产登记;强制执行

  

   编辑提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切实解决执行难,依法保障胜诉当事人及时实现权益”。为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2016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提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2018年是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决胜之年、攻坚之年。随着审判、执行工作的推进,执行中遇到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逐渐显现,为给执行工作提供理论支撑,本期特别策划邀请一线执行法官和执行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执行工作中遇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其中既包括不动产登记制度对强制执行的影响、案外人异议之诉中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有财产担保的债权的执行等传统理论问题,也包括仲裁案件的执行等新问题,既有深入的理论研究,又有脚踏实地的实证调研,以期在决战执行难的关键时刻,为相关问题的解决提供有力的法学技术支撑。

  

  

   物权作为绝对权,具有对世性和排他效力。为使物权人行使权利免受不当干扰,确保交易安全,物权变动必须以一定方式向社会公示,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和法律的保护。[1]就不动产而言,我国选择登记作为其公示手段。[2]质言之,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登记是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或对抗要件。因此,当不动产作为强制执行标的时,往往需要借助登记才能实现生效文书确定的权利。而执行实施机构以登记作为判断不动产权属的标准,[3]更使得不动产登记查询的便捷性、内容的完整性和准确性、登记活动的规范程度等,都对不动产强制执行的实践产生影响。一定程度上,不动产登记的样态改变了强制执行的“应然”规则。

  

一、案外人异议事由扩大


   《民事诉讼法》227条规定,案外人有权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如其对法院就该异议作出的裁定不服,可以进一步提起异议之诉。根据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的解读,该条所称“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是指对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标的主张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则通过两个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享有所有权等足以阻止执行标的转让、交付的实体权利的,可以提起案外人异议[4]及异议之诉。[5]但截至目前,究竟哪些权利可以成为案外人提起异议及异议之诉的正当事由,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并未进行详尽列举。

   就此,比较法上一般认为应取决于实体法的规定。详言之,所有权、用益物权、以占有为要素的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知识产权等绝对权,通常可以排除执行;而基于买卖、赠与、租赁、使用借贷等法律关系而对债务人享有请求将执行标的为交付、给付或转移登记的请求权则不能。[6]但相比之下,我国的情况稍显特别。一方面,我国学界观点基本上与德、日、韩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例保持一致,[7]体现出明显的学说继受特征。另一方面,鉴于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极不完善,房屋产权转让无法办理或无法及时办理过户登记的情况非常普遍,[8]司法规则和实践都承认特殊情况下针对不动产的债权请求权也可以排除强制执行。[9]该种司法规则和实践的合理性依据在于,大量不动产未办理登记非因当事人原因导致,因此,从法律适用应适应社会需求、维护公平的角度看,有必要对该等未能登记的当事人提供适当救济,使得案外人异议事由扩大至部分债权请求权。[10]

  

二、形式判断原则放宽


   强制执行贵在迅速、及时。因此,同诸多其他国家立法例[11]一致,我国也采“审执分离”原则,[12]要求执行机构遵循形式判断原则,依外观事实对被执行人的财产予以认定。[13]换言之,执行法院可以径行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予以强制执行。但这一规则具有实质正当性的前提是,权利外观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能够反映权利的真实状态。相反,若存在相当部分不动产应登记却未能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仍固守形式判断原则,就难免给债权人的债权实现造成障碍。

   举例而言,我国夫妻之间极少采约定财产制,在法定财产制(即夫妻婚后所得共同制)之下,即便只登记在夫妻一方名下,夫妻婚后取得的财产应为夫妻共同财产。如果严格依照形式判断原则,当夫妻一方为被执行人时,执行法院将无法对夫妻在婚姻存续期间以共同财产购买并登记在另一方名下的房屋予以强制执行,尽管此时被执行人一方也是共同共有人。[14]为应对这一困境,不少法院在执行实践中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2条所确立的形式判断原则有所放宽,即便夫妻一方为被执行人时,仍对登记在另一方名下的房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

   这一做法亦对执行救济途径的选择产生影响。在传统大陆法系国家,执行行为异议和案外人异议之诉的区分相对清晰,前者针对程序性的“执行不法”,后者针对实质层面的“执行不当”。

   详言之,由于执行机构可以且应当依照权利外观开展执行活动,因此,即便其查封的甲名下不动产,实际上属于乙所有,其执行行为亦不属于“执行不法”,而只是实体上的“执行不当”,应当通过案外人异议之诉加以解决。反之,如果执行法院突破形式判断原则,查封了案外人名下的不动产,除非已有生效法律文书确认该不动产归被执行人所有,该行为应为“执行不法”,应通过执行行为异议制度解决。但若完全采取这样的区分标准,在妻子对登记在自己名下的房屋受制于针对其丈夫的执行行为提出执行异议时,执行法院应当按照执行行为异议进行审查并支持其主张。[15]显然,这一做法将严重损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为此,从实质正义角度而言,在妻子提出异议时,有必要将其导入案外人异议之诉,进而由审判机构来判断妻子名下的房屋是否为夫妻共同共有财产。有鉴于此,部分高院在指导意见中直接提出,“申请执行人以被执行人的配偶实际占有或登记在其名下的财产系夫妻共同财产为由,书面申请查封、扣押、冻结该财产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的配偶以该财产是自己的个人财产为由提出异议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二百二十七条规定处理。”[16]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8条第1款所确立的“实体异议”吸收“程序异议”规则,[17]也为上述设计提供了制度支撑。

  

三、执行依据给付要件约束弱化


   唯有具备执行力的法律文书可成为执行依据。[18]根据民事诉讼传统理论,具有给付内容的法律文书因存在利用执行程序强迫义务人为一定行为之必要,因此具有执行力。反之,确认之诉的功能在于确认法律关系或私法上之权利存在与否,形成之诉的功能在于变更法律关系,两者均因判决生效当然实现,无需借助执行程序,相应不具有执行力。[19]例如,甲起诉乙,要求确认登记在乙名下的房屋归甲所有,获得胜诉判决后,其确认权属的诉讼目的已经实现。换言之,由于该判决无给付内容,不具有执行力,因此甲并不能申请强制执行,但其可以持确认判决直接向不动产登记部门申请更正登记。[20]又如,甲起诉乙分割共有财产,该诉讼系形成之诉,法院一旦判决共有不动产归甲所有,该不动产所有权就由甲乙共有变为甲单独所有。[21]相应的,甲不能持该判决向法院申请执行,但可以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14条[22]申请登记。执行依据的给付要件在我国不仅是学界通说,更有规则依据。根据相关司法解释,[23]申请执行的法律文书应当具有给付内容,且给付内容应当明确、具体。可见,至少在规则层面,涉及不动产的确认判决和形成判决并无申请执行的必要和可能。

   但与规则本身的清晰明了相比,实践操作则更为复杂。据我们了解,一些地区的登记工作人员在当事人依生效法律文书单方申请登记时,仍要求当事人首先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由法院出具强制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24]在此情况下,尽管当事人通过提起行政诉讼纠正不规范的登记行为,但出于成本考虑,几乎所有当事人都会选择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出于减轻当事人讼累以及缓解可能的信访压力等考虑,不少法院也最终都采取了更务实的做法,接受申请执行人依据确认判决或形成判决提出的执行申请,[25]最终导致执行依据给付要求约束弱化。

  

四、案外人异议截止时点的延长

  

   另外,与上文所述执行依据给付要件约束弱化相关联,登记实践也导致案外人异议的截止时间后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民诉法解释》第464条之规定,案外人异议应当自对特定标的执行程序终结前提出。这是因为,案外人异议系案外人基于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实体权利,向执行法院提出排除对该标的实施强制执行的请求。质言之,案外人异议的制度目的在于排除不当的执行行为。因此,如果人民法院对特定执行标的的执行程序已经终结,则案外人的异议就将处于“没有执行可供排除”的境地。质言之,特定执行标的执行程序终结后,案外人不能再对该执行标的提出排除执行的异议,而应另行起诉寻求救济。[26]

根据传统理论,在金钱债权执行案件中,“执行标的执行终结”应为该执行标的变价终结,并将价款交付给债权人时。[27]相应地,在不动产拍卖的执行程序中,法院将拍卖成交裁定送达买受人时,不动产的权属即发生转移;[28]法院将拍卖价款发还申请执行人,对该不动产的执行即告终结。拍卖成交裁定属于可以直接导致物权变动的法律文书,[29]买受人可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14条直接向不动产登记部门申请变更登记。但如前所述,实践中不少不动产登记部门并未严格按照该条规定直接依买受人的单方申请为其办理登记,而是要求法院出具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这一事实又在法院内部催生出一种观点:既然尚需执行法院向有关部门出具协助执行通知书来办理权属变更登记,执行程序就还没有终结。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在其编著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理解与适用》一书中也认为“这里(司法解释)规定的‘执行标的执行终结之前’和理论上不同,是指人民法院处分执行标的所需履行法定手续全部完成之前。例如,对于不动产和有登记的动产或者其他财产权,是指协助办理过户登记的通知书送达之前”。[30]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我国理论与实践的不一致。从理论角度而言,拍卖成交裁定送达,且案款发还完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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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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