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瑞:唐宋史研究应当翻过这一页——从多视角看"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59 次 更新时间:2018-10-19 16: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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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瑞  

  

   摘要:本文从范式来源、政治背景、中西历史走向比较、被支离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国际宋史学界对唐宋史分期认识的变化以及国内唐宋史研究的实践等6个方面,对21世纪以来才成为热点问题的“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在国内唐宋史研究特别是宋史研究中的利弊得失做了较为全面的探讨。基本结论是,唐宋史研究应当翻过纠缠于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这一页。

  

   20世纪初期由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的宋代近世说,至二战后经他的学生宫崎市定等人发展总结为唐宋变革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国际唐宋史学界产生重要影响,而在中国直到20世纪结束却遭到冷遇。进入21世纪,该说才引起国人的重视并形成相当大的热点,如葛兆光先生所说,“学术界已经普遍以‘宋代近世说或‘唐宋变革论为基础讨论宋代问题。”笔者在10多年前承担北京市人才强教工程的一个项目“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并邀请学界的12位师友共同来做这个题目的主要原因,就是有感于大多数人对于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知之甚少,不免对概念、问题、范式的理解和解释出现混乱状态,有必要从学术史的角度给以适当的梳理,以便作为今后深入研究的一个新的起点。2010年,该项目顺利结项,并出版了《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一书。在此前后,学界也有相当数量的介绍性论著问世。但是毋庸讳言,迄今我们的初衷并没有达到,唐宋变革论在很多人眼中依然是不证自明的“公理”,唐宋变革论仍旧像个什么都可以装的筐,其混乱状态不仅没有改变,而且愈加严重,并且由此衍生了一系列新的“变革论”,如唐中叶变革论、两宋之际变革论、宋元变革论等等。如果再从进入21世纪以来唐宋史学界欲通过打通唐宋断代界限来提高唐、宋史研究水平近20年的实践来衡量,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在其间所起的作用,不仅收效甚微,而且弊大于利。是故笔者大胆提出,唐宋史研究应当翻过纠缠于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这一页,该说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下面从6个方面对此加以申述,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学说史视角下的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

  

   对于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的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学界已有很多介绍,也多知道这是依照欧洲历史分期方法提出的假说,但是为了廓清问题的来龙去脉,笔者还是选取学界对这一假说理论依据和范式渊源的研究要点做以下析述。

  

   (一)“近世”概念的演变

  

   “近世”一词在先秦典籍中已经出现,秦汉以后典籍中出现更多。作为一个时间定位和区分概念,它以“当世”为原点,并随后者的位移而变化,模糊地指向一个较近的时代,但这个时代的长短、起止并不固定。譬如南宋末年文天祥曾感概:“自魏晋以来至唐,最尚门阀,故以谱牒为重,近世此事寝废,予每为之浩叹。”“族谱昉于欧阳,继之者不一而足,而求其凿凿精实,百无二三。原其所以,盖由中世士大夫以官为家,捐亲戚,弃坟墓,往往而是,虽坡公不免焉。此昌黎公所以有不去其乡之说也。”这里的“近世”和“中世”,是指文天祥、欧阳修说话之时向前延伸较近或较远的时代。

   1840年以后随着西学东渐,对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分期不能不打上西学“历史分期”方法的烙印。西学的历史分期方法对清末民初史学影响较大的,主要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按“上古(或上世)”、“中古(中世)”、“近古(近世)”划分历史的方法。1917年,傅斯年先生说:“西洋历史之分期,所谓‘上世、‘中世、‘近世者,与夫三世之中,所谓Subdivisions在今日已为定论。虽史家著书,小有出入,大体固无殊也……日本桑原骘藏氏著《东洋史要》(后改名《支那史要》),始取西洋上古中古近古之说以分中国历史为四期。近年出版历史教科书,概以桑原氏为准,未见有变更其纲者。”可见20世纪初期西学分期方法在国内影响甚巨。但照搬西洋历史分期法而不顾中国历史发展实际的做法,也引起有识之士的批评并提出新的分期方案。首先,傅斯年不同意桑原骘藏根据汉族盛衰对中国历史的分期。桑原骘藏分中国历史为4期:“一曰上古,断至秦皇一统,称之为汉族缔造时代。二曰中古,自秦皇一统至唐亡,称之为汉族极盛时代。三曰近古,自五季至明亡,称之为汉族渐衰,蒙古族代兴时代。四曰近世,括满清一代为言,称之为欧人东渐时代。”傅斯年以为,“所谓汉族最盛时代,蒙古族最盛時代,欧人东渐时代者,皆远东历史之分期法,非中国历史之分期法。”尽管清末民初,中国史学引进了西方的分期方法,包括日本学者运用西方的分期方法划分中国历史“断世”,但是尚没有按西方历史发展轨迹来看待中国历史。即便是梁启超借鉴西方史学上古、中古、近世之分期,将国史划分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明确提出“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其近世观仍未彻底摆脱“较近时代”的含义,因而“近世”只不过是一种辅助性的时间概念。

   真正按照以西方文明为尺度建构的“世界史”体系来划分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的,是日本京都学派代表人物内藤湖南提出的宋代近世说。1910-1920年代,内藤湖南在《支那论》、《支那近世史》、《概括的唐宋时代观》等著作中陆续阐释了宋代是中国近世开端的假说,认为中国中古到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

  

   (二)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说的理论、范式来源

  

   内藤湖南对于宋代近世说的把握有两条主线。其一是明显受到法国人基佐(Fran?ois Pierre Guillaume Guizot)《欧洲文明史》(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en Europe)的影响,在分析汉魏、唐宋历史时,多使用西方的古代社会、中世社会、近世社会特征作为衡量时代发展的标准。对此,日本学者葭森健介结合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学习西方文化的大背景,讲述了内藤史学受到西方文化史学影响的具体史实,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新认识。endprint

   在西方诞生的近代历史学中,具有探讨世界历史发展规律重要意义的,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讲演录》,书中叙述了那种以欧洲从自由价值观发展到获得个人精神自由之基督教为内容的世界史。曾席卷战后日本史学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所重视的也是由原始公社制、古代奴隶制、封建制阶段直至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过程。换言之,试图以现在为起点分析历史发展过程的方法是西方近代史学的特征。

   明治政府为了促进日本的近代化,曾积极推进西方书籍的翻译。同时,在民间也开始出版发行译著。在这些译著中,基佐的《欧洲文明史》对史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此书在1874年由荒木卓尔、白井政夫等日本学者将其一部分翻译为《泰西开化史》,翌年又由室田充美翻译为《西洋开化史》。不过,影响更广泛的还属英国学者亨利(C.S.Henry)的英译本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urope。永峰秀树将其译为《欧罗巴文明史》。由此可知,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学界是以基佐所论为基础来看待日本历史进程的,所以他们认为日本直至江户时代,是有着欧洲中世纪封建制色彩的社会,至明治维新才开始转变成为绝对王政体制。然而,在日本还有另一派持不同意见的学者,他们认为日本绝对主义的成立是在江户时代,所以江户已是日本的近世了。这一派的主张即是以内田银藏、内藤湖南为首的京都文化史学。内田与内藤都认为,日本、中国的近世特征在于政治上的绝对君主政体的中央集权以及文化的庶民化(文艺复兴)。内藤湖南持有一种视西方封建政治为贵族政治的观点,而若将贵族政治与封建政体相互置换的话,又与基佐《欧罗巴文明史》中的由封建政体发展为王权政体之图式一致。进而,内藤湖南在1914年出版的《支那论》中,又概括了从贵族政体到君主独裁,再由君主政体到共和政体的中国史基本趋势。而这种由王权政体引起国家(君主)与人民的两极分化,再由此对立引发革命的见解,也正是被翻译的基佐著作所揭示的观点。基佐的观点得到日本学者福泽谕吉的大力提倡,1875年编撰了《文明论之概略》,在日本知识界有很大影响。

   如此看来,内藤湖南与内田银藏等代表的京都文化史学,本是有其从基佐《欧罗巴文明史》到福泽谕吉《文明论之概略》等源流始末之形成经过和以西方封建制与绝对君主政体等概念为依据的历史观。葭森健介就曾指出,“的确,湖南是力戒简单地进行历史比较的,他认为中国是有其独自历史发展途径的。然而,我们毕竟无法否认他的观点也是将西方历史学作为文明论来学习的事实。现在日本及欧美的六朝隋唐史学者都持贵族制观点,可是任何历史分期理论都没有贵族制历史发展阶段。这种六朝隋唐贵族制的概念就其起源于基佐《欧罗巴文明史》的可能性而言,不也是有必要重新予以探讨的吗?”

   另一条主线是明显受到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历史模式和特征的影响。内藤湖南曾将宋代比拟为西洋的文艺复兴时代,宫崎市定则对之做了全面系统的论证,认为“东洋(宋代)的文艺复兴比西洋的文艺复兴早三个世纪”,甚至前者还“启发和影响”了后者。简单地说,就是仿照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历史模式,用单线历史观念,找出一个复线历史,在东亚各国寻找比欧洲更早的“近代”。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的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就是对东亚历史的重新叙述,也可以说,是超越欧洲历史模式的尝试。在这一意义上说,内藤、宫崎的假说,就是在日本自己的近代历史新论述的背景中,加上对唐宋中国史的理解而产生的。他们认为,中国在宋代已经走出(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中世纪,出现了文艺复兴(宋代文化繁荣)、宗教改革(理学取代佛教成为主要信仰)、城市市民(宋代商业发达)、民族国家(贵族衰落,王权强化)。毫无疑问,一个多世纪以来,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有关文艺复兴的记载、研究、批评,都极为丰富。葛兆光先生就曾选取学术史上的若干例子做了梳理,指出以下3点:(1)对“文艺复兴”历史意义的理解差异,曾引起两种不同的近代中国变化路径的思路;(2)对于“文艺复兴”以及欧洲近代历史的认识,曾经成为东亚历史书写的标准模式;(3)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崛起,也曾引起东亚历史学家为超越西方近代而重新书写历史,以寻找东亚的“文艺复兴”。

但必须指出,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虽然运用了西方史学方法和视角,甚至也比照了欧洲以及明治日本的近代国民国家形成时的历史背景——君主与逐渐抬头的平民联手打倒贵族势力,从而构筑了中央集权体制,但是与他的后继者在二战以后发展的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还是不尽相同的。内藤湖南的“近世”确切地讲是指清代中国,他认为清朝时期所呈现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形态早自宋代已经开始形成,亦即形成了君主独裁政治体制。内藤湖南对于中国17世纪以来的著名史学家、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戴震、章学诚有精深的了解,尤其推崇《日知录》和《明夷待访录》。他的宋代近世说的核心观点是唐宋之际贵族政治的崩溃、君主独裁政治的诞生,以及“平民主义”的抬头,深受顾炎武和黄宗羲对君主独裁政治批判的启示。正如傅佛果(Joshua A.Fogel)所说,“内藤湖南指出的君主独裁政治的4个特征,即天子超越于臣子的无上地位、对君主权的不掣肘、高级官吏的重复设置以及官僚的无责任心等,无一不是从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的议论中生发而来的。”而内藤湖南对清代地方社会和政治弊端的批判,亦多源自顾炎武、黄宗羲对宋明地方政治的看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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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古代文明》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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