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星:更化与整合——董仲舒的治道思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5 次 更新时间:2018-10-01 01: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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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董仲舒思想来源多元,经过整合构建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反思周秦,批判黄老政治和“汉承秦制”积弊,提出复古更化,以解决西汉治理危机。对汉初各家治道思想进行整合,完成了王霸结合,以王道为主,霸道为辅的主体治理模式构建;阐述了王道统治德刑兼用,阳德阴刑,阴兼于阳,德主刑辅的基本原则;以《春秋》为基础,在政治实践上提出引礼入法、礼法并用,以礼主法。当代中国面临社会治理危机,应重视对儒家治道资源的开发利用,复兴儒家礼治模式,与德治、法治相结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键词:董仲舒;复古更化;整合;治道;治理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B23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65(2015)02-0013-06

  

   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汉广川郡(今河北枣强)人,汉代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少治《春秋》,后成为公羊学派大师。汉景帝时任博士,武帝继位,举贤良文学,董仲舒对以“天人三策”,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对于建立大一统的国家的意识形态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一、董仲舒的思想渊源


   董仲舒的思想来源是多元的,既有邹鲁文化的传统,也有燕齐方术的传统,还有一部分三晋文化的传统。钱穆论董仲舒思想的渊源说:

  

   董仲舒在百家庞杂中独尊孔子,颇似荀卿,但他承袭邹衍,来讲天人相应。……荀卿是儒家之逆转。儒家所重在人之情性,(孟子曰:“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荀卿则抑低人性,(性恶。)来尊圣法王。邹衍是道家之逆转。道家所重在天地自然之法象,(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邹衍则在自然法象之后面寻出五位有意志有人格之天帝。(一切自然法象,皆由此五天帝发号施令。)荀卿、邹衍各走极端,(荀卿主以人胜天,邹衍主以人随天。)而董仲舒则想综合此两家。于是天并非自然,并非法象,而确然为有人格有意志的天帝。(但天帝有五,他们亦遵循自然法象而更迭当令。于是后人又要在五天帝上增设一昊天上帝。)在地上代表此天帝的则为王者。(受命之王。)此将转退到春秋以前之朴素观念。董仲舒又想抑低王者地位来让给圣人,于是孔子成为“素王”,(无冕之王,无王者之位,而又王者之道。)《春秋》成为“为汉制法”之书。(李斯、韩非主张以吏为师,以时王法令为学。西汉儒者变其说,主张以儒为师,以春秋为法令,即以春秋为学。)把尊圣遵法来代替邹衍尊天帝尊人王的旧观念,此思想史上还是有挽救,有贡献。[1] 109-111

  

   他尊崇孔子,以儒为本,以兼综和合的态度沿袭荀子,吸收阴阳五行学说为思想体系的外在框架,以墨家的“天志”理论为这一框架的基本精神,吸收法、墨、道诸家思想中有关政治伦理方面的经验与认识[2]69,构建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

  

二、复古更化


   在思想上,董仲舒与汉初陆贾、贾谊等人相似,也是从反思秦政入手,针对当时社会问题提出建议,复古更化在贾谊那里已开其先声,到了董仲舒时代,现实的问题更为严峻。汉兴以来,由于统治者在指导思想上采用黄老思想,以因循为务,但黄老之学“纠正和改变的是秦代对法治的滥用,而其法治的精神和立场,则是没有改变的。……汉初统治者在清静无为的宽容面貌下,所严守不失的,正是黄老或法家思想的这个基本精神与立场。”[3]50在实际政治中,尤其是法律制度上,汉初沿用秦政,造成在政治、法律制度方面几乎承袭了秦的所有弊病。所以,董仲舒认为必须“复古更化”。

  

   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嚣顽,抵冒殊扞,孰烂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4] 2179

  

  

   董仲舒通过反思历史,尖锐地批评秦承晚周之敝,尊法反儒,禁止民间扶藏诗书,抛弃礼义,尽灭先王之道,独断专横,所以二世而亡。汉初政策上用黄老思想,清静无为,与民休息,但是在政治-法律制度上,“汉承秦制”,无所更改,“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民间陋俗犹存,卑劣嚣顽,好勇斗狠,欺上惘下,“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世风日下,有新的法令必有新的奸诈,犹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这些批评显示了景武之际治理危机的状况,也表现出董仲舒强烈的忧患意识。对此,他给汉武帝开的药方就是“复古更化”。汉承秦之敝,必须革除。他比喻说:“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同理,“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汉家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却得不到善治,其原因就在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临政愿治,不如退而更化!怎么更化,就是要革除亡秦严刑峻法的恶政,改变汉初因循无为的惰习,革除积弊,改弦更张,复兴儒家礼乐道德,修明教化,美化风纪。对于董仲舒的“复古更化”历来有不同的解读,其实“复古乃复周之古,更化则更秦之化。”[5]3就是要复兴孔子曾经向往的西周礼乐文明,同时改革秦以来严刑峻法的积弊。“复古更化”的具体内容就是“任德教而不任刑”[4] 2177,“承周文而反之质”[6]145和“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4]2190。对于“复古”今人很容易误解,钱穆先生说:“仲舒之言复古,实非真复古。在仲舒之意,亦仅重于更化,而即以更化为复古也。……乃求以学术文化领导政治,以政治控制经济,而进企于风化之美,治道之隆。”[7]106即以复古的方式改革现实的弊端,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其实所谓‘古’者亦非纯粹尽本于古,学校、察举、黜陟诸制,贵族世袭时代另是一套。汉所袭,其论杂出于先秦诸子,而备见于王制篇中;……汉武一朝之复古更化,正是当时一种崭新之意见也。”[8]148董仲舒提出的“复古更化”是在陆贾、贾谊反思秦政、批判现实的基础上,进一步反思周秦,批判黄老政治和“汉承秦制”所造成的后果,乃至批评文、景以来仍然任狱吏、重刑罚的政策,重申儒家的王道理想,要用儒家治道取代黄老政治,消除法家严刑峻法的积弊。董仲舒的思想与汉武帝不谋而合,于是就得到汉武帝的重视。不仅如此,董仲舒的“复古更化”思想不仅有助于解决西汉政府的治理危机,也对秦汉以降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变革提供了理论模式。这就是复古更化不是对现有制度推倒重来的“革命”,而是以向后看的方式向前走,即以复古的方式构建理想政治模式,更新现实政治,推动历史前进。

  

三、多元整合

  

   “整合”(intergration)一词是现代文化科学和思维科学所普遍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最初来源于生物学,是指生物机体或细胞中各个组成部分在结构上有着严密的组织形态,在功能上能够很好地协同动作,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良性系统。后来,“整合”一词被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所借用,来说明社会发展或文化发展中出现的种种不同思想观念(如价值观等)的融通和合现象。它有结合、融合、统合、综合、有机化、整体化、系统化、统一化等多重涵义。应实现政治的需要,汉初儒者以儒为主,兼容道、法、墨、名,进行思想文化的整合,形成了丰富多样,充满活力的思想学说,最终奠定了儒家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为汉代走向强盛,为汉帝国提供了指导思想和精神动力。

   在“复古更化”的主张前提下,董仲舒对汉初各家治道思想的整合由此就三个方面展开:

   首先,重建上古三代的王道政治理想,并结合春秋战国王霸之辨的理论成果,完成王霸结合的总体治理模式。他通过阐述《春秋》公羊学的“微言大义”来建立其王道理论,然后再结合霸道,形成了王霸结合,以王道为主,霸道为辅的治道思想。

   西汉时,《公羊春秋》盛行,学者们开始注重其中的“微言大义”。《春秋公羊传·哀公十四年》云:“君子曷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这就是说,孔子作《春秋》是为了拨乱反正,即以王道文化传统贬损、匡正现实政治。作为公羊学的大师,董仲舒也是主要通过发挥《春秋》的微言大义,来诠释其王道观,重建王道理想。《春秋繁露·玉杯》云:“《春秋》论十二世之事,人道浃而王道备。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为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参错,非袭古也。是故论《春秋》者,合而通之,缘而求之,五其比,偶其类,览其绪,屠其赘,是以人道浃而王法立。”[6]32-33即《春秋》的精神在于明王道。《春秋》经以人道为本,把王道政治讲得很完备了,并确立了王道政治的大纲大法。《春秋繁露·王道》说:“孔子明得失,差贵贱,反王道之本。讥天王以致太平,刺恶讥微,不遣小大,善无细而不举,恶无细而不去,进善诛恶,绝诸本而已矣。”[6]109是说孔子作《春秋》所书不论得失、贵贱、大小、善恶之事,是在褒贬书法之中寓含着王道之本,所以董仲舒非常推崇孔子,认为孔子作《春秋》就是为了实现王道理想。

   董仲舒阐释《春秋》中“春,王正月”云:“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4]2177。“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6]70《春秋》所体现的王道政治精义就是一个“正”字。“《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屮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4]2177-2178是说王者施政,应当正心为先,渐次以正万民,这样才能远近俱正,政通人和。

   具体到董仲舒的王道内容,是自成体系的,主要由《春秋》为后王主法说,王者一统说,王道德治说,文质互救说,五德终始和三统三正等相合而成的。对此,学人已多有详论,本文从略。

董仲舒详细申明《春秋》王道大义是有其明确的政治目的,就是通过王道之正,解决当时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以正不正,反王道之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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