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崇胜:可变革制度:改革40年中国政治发展的制度秘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2 次 更新时间:2018-09-25 22: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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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崇胜 (进入专栏)  

  

   摘要:改革4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果从制度变革的角度来考察,就会发现这得益于中国制度变革的机理——即中国的制度体系正在由僵化制度而走向可变革制度。从一定意义讲,可变革制度才是改革40年中国政治发展的制度秘笈。可变革制度是内含变革因子的制度体系,是从中国制度变革实践中归纳提炼出的制度机理。从制度机理来说,可变革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必须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促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实现从走向可变革制度到形成可变革制度的历史飞跃,进而为人类探索制度变革道路提供可行的中国方案。

   关键词:可变革制度;改革40年;政治发展;制度秘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研究”(18VSJ025)

   虞崇胜,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改革开放40年了。4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仅据国家统计局1978年和2017年两份统计公报,就能充分展示出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变:中国GDP从1978年的0.3645万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82.7万亿元,39年增长了226.88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85元增长到2017年的59660元,年均增长约9.5%,已经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从1978年的 343.4 元、133.6元提高到2017年的36396元、13432元;农村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97.5%大幅下降到2017年的3.1%,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居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九年义务教育全面普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017年达到 45.7%,高出世界平均水平近10个百分点;城乡居民健康状况显著改善,居民平均预期寿命2017年达到76.7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另据经济学家们计算,2018年中国的GDP(名义GDP)预计将达到约13.2万亿美元,超过19个欧元区国家的12.8万亿美元。2018年3月6日,彭博新闻社网站刊发一则报道说,2017年整个欧元区的GDP只比中国多了不到2000亿美元。

  

   如此辉煌的发展成就,使得中国在短短的40 年内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和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国际地位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幅提升。现在,中国人民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面对这种“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样因素促成了中国的快速进步和发展?有的说,是党领导得好;有的说,是中国人民努力奋斗的结果;有的说,是中国的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好;有的说,是中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如果从制度变革的角度来考察,人们就会发现,这可能是得益于中国制度变革的机理——即中国的制度体系正在由僵化制度而走向可变革制度。从一定意义讲,可变革制度才是改革40年中国政治发展的制度秘笈。

  

   一、可变革制度:基于中国经验的制度秘笈

  

   什么是可变革制度?以往有学者提出过,但并没有精确的定义。我们明确提出可变革制度,是在对中国改革40年制度变革实践展开分析和研究基础上,对一种动态发展的制度体系所作出的理论概括。

  

   我们之所以将改革以来的中国制度概括为可变革的制度,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制度体系在允许持续变革发生的前提下,能够保持一种自我完善和自我进步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一直作为中国的制度发展主题,而且取得一定成功的原因所在。必须明确指出,对于中国4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来说,制度的推动力不容小觑,甚至可以说推动中国全面和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力就来自于逐步形成的可变革制度。因此,可变革制度的提出和论证,不仅有助于理解40年来中国的制度变革历程,同时也对下一步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统筹安排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所谓可变革制度,不是简单的制度变革,也不是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变迁,因为无论是制度变革或是制度变迁,都只是客观描述制度的变化,而没反映其内在的制度精神。可变革制度则是内含变革因子的制度体系,是指制度因为内含变革因子而处于一种进取的状态。可变革制度的奥秘就在于其中的“可”字,由于加上了“可”字,从而给制度变革赋予了新的含义。

  

   那么,如何理解可变革制度中的“可”字呢?这里的“可”字大体有三重含义:其一,“可”者,“能”也,即能够变革。也就是说,可变革制度是能够变革的制度;其二,“可”者,“适”也,即适宜改革。也就是说,可变革制度是适宜变革的制度;其三,“可”者,“许”也,即允许改革。也就是说,可变革制度是允许变革的制度。

  

   由此可知,可变革制度之“可”,是一种内在的素质和能力,可变革制度由于内含了变革的因子,所以能够不断适应社会存在的变化而自动调整。

  

   与制度变革和制度变迁相比,可变革制度体现出一种优良的制度秉赋。何为制度秉赋?秉者,持也。赋者,质也。秉赋,即持有(具有)某种素质,也就是内生的某种素质。换句话说,制度秉赋就是制度的内在素质,是此制度区别于彼制度的决定性的品质。当一种制度内生有不断变革不断发展的素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称这种制度为可变革制度。

  

   当然,制度秉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世界上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制度。纵观人类制度史,任何一种制度体系或多或少的都会发生变化,正如诺斯所言:“制度的稳定性丝毫不否定它们处于变迁之中这一事实。从惯例、行为准则、行为规范到成文法、普通法,及个人之间的契约,制度总是处于深化之中。”[1]

  

   制度演变通常有两种趋向:一种是由僵化制度演进为可变革制度;二是由可变革制度演化为僵化制度。需要说明的是,僵化制度并非没有变动,而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即向落后保守的方向变动。其实,任何制度都是变动的,关键的区别在于,变革的动力和变革的方向不同。社会进步力量推动着制度朝着进步和良善的方向变革,社会反动力量推动着制度朝着落后和保守的方向变动。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僵化的制度如果不能及时得到调整,往往会因制度变革的滞后而导致革命的前置。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专门探讨了旧制度与大革命发生的关系。通过深入研究,他发现由于旧制度未能及时变革,革命就成为必然的事情。全书围绕着大革命“为什么在法国而不是在其他国家爆发?为什么它在法国具备的某些特点,在任何地方也找不到,或只出现一部分?”这样的问题展开,着重讨论了法国大革命中的一些奇特现象及其原因,诸如“大革命爆发之际,人们对它的评价歧异”、“大革命如何是一场以宗教革命形式展开的政治革命”、“到18世纪中叶,文人何以变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家”、“法国人何以先要改革,后要自由”、“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何以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等等看似矛盾的问题。

  

   通过对法国大革命发生的各种深层原因的分析,托克维尔指出:“它决不是一次偶然的事件。的确,它使世界措手不及,然而它仅仅是一件长期工作的完成,是十代人劳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终结。即使它没有发生,古老的社会建筑同样也会坍塌,这里早些,那里晚些;只是它将一块一块地塌落,不会在一瞬间崩溃。大革命通过一番痉挛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当、大刀阔斧、毫无顾忌地突然间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点一滴地、长时间才能完成的事业。这就是大革命的业绩。”[2]

  

   从《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任何制度都是有局限的,僵化的制度是难以维持的;制度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发展,良好的制度必须始终保持进取的状态;只有通过积极的制度变革,使制度成为可变革的制度,才能充满生机与活力;如果不能及时改革旧制度的弊端,即使经济社会发展良好,推翻旧制度革命也是在所难免。

  

   在制度变革过程中,常常有人提出,体制机制是可以变的,但基本制度是不能变的。其实,关于基本制度不变,也只是一个相对的说法,是说基本制度在一定时段中要保持相对稳定,否则社会就会动荡不已。其实,基本制度也不是不变的,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事物,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制度。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变革是外在力量强制推动的,还是制度内部自我发生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制度就是可变革制度,我们将社会主义改革称之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其实就是说通过改革,使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可变革的制度。可变革制度的优势在于它能够自动地朝着进步和良善的方向变革。

  

   英国剑桥大学校长斯蒂芬·杜思齐在北京大学120周年世界知名大学校长“北京论坛”中指出,曾经有人说过,我们要想保持不变就要快速调整,我认为任何高校的领导都要去积极对待变化。我们的变化不是为了保持不变,而是让世界变得更好,让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好。“剑桥大学建于1209年,然而我想强调的是,虽然有800年的历史,但是剑桥大学之所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学府,不是因为历史,而是因为持续变革,不断创新。”[3]

  

   可变革制度也是如此。在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固然要保持政治制度的相对稳定,不能朝令夕改,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变,而是要让制度变得更好,使制度更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在谈到制度变革时指出:“没有一种制度像傻瓜相机一样,也没有一种制度一成不变;制度如何运作、如何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不可避免地反映出它的监管者和运营者的品质。”[4]

  

结合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辉煌成就和法国大革命发生的深刻教训,我们大致可以窥见可变革制度的内在机理。概括地说,可变革的制度的内在机理,实际上就是人们常常讲的“社会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自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中央领导集体一直都在讲我们的制度变革是“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但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会为什么会自我完善和发展,则都语焉不详,似乎还没有上升到制度机理的高度。如果从制度机理的角度来分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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