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中和:两种生产的历史观与工业时代的未来

——一种基于“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思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5 次 更新时间:2018-09-18 23:27:46

进入专题: 人口生产   伦理化时代   物质生产   技术化时代  

谌中和  

   内容提要: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共同构成社会生活的基础,两种生产及其相互作用是理解人类历史发展道路的钥匙。大体上说,物质生产导致了文明的技术进步,人口生产则为社会提供了核心价值观与基本的统治范型。两种生产的历史观把农业时代大致划分为依次递进的三个发展阶段:以解决特定地理条件下攸关族群生存的核心生产技术问题为主题的技术化时代;在生产技术趋于稳定和普及,从而社会财富总量趋向一个常数的情况下,如何在复杂社会或国家内建立起稳定的社会生活秩序,以实现历史时代的公平与正义,即农业文明的伦理化时代;社会普遍进入以稳定或停滞为主要特征的可持续发展阶段。这种历史观认为,人类在工业时代也将经历从技术化时代到伦理化时代再到可持续发展时代的演进。虽然工业文明的技术化进程正如日中天,但伦理化时代的大幕已冉冉开启,人类思想需要未雨绸缪。中国文明开创的伦理化道路是农业时代人类文明的典范,深刻揭示中国文明伦理化时代的独特历史经验与伟大政治智慧,彰显其对工业文明伦理化时代具有的重要借鉴意义,是中国当代思想的使命和光荣。

   关 键 词:人口生产  伦理化时代  物质生产  技术化时代  中国政治哲学

  

   农业时代的思想家由于完全缺乏对文明起源的实证性把握——他们通常把文明的开端寄托于某个超自然的神灵或神性人物,因而各主要古典文明尤其是轴心时代的思想家虽然有关于人性与特定历史时代社会治理的多向度思考,但关于历史发展道路或历史哲学的有价值思考却在他们的理论贡献之外。西方开创的工业文明不仅导致了各主要文明区域日益紧密的联系,使人类历史从“民族历史时代”进入“世界历史时代”,而且,与工业文明伴生的各门具体科学尤其是人类学与考古学的发展使人们对早期文明的经历获得了越来越清晰的认知,这就使关于文明发展道路的思考第一次成为可能。在西方文明马踏四方的过程中,西方思想家率先开启了关于人类历史发展道路与历史哲学的思考。但是,一方面,迄今西方文明的“世界历史思想”都主要只从西方的民族历史思想出发,有强烈的西方中心论色彩,他们或者认为人类文明的未来已经逻辑地包含在西方文明自身的展开之中,或者干脆宣称“世界历史”已经“终结”于西方世界。另一方面,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病症日益深刻地暴露出来,很多西方思想家意识到,要引领当代文明走出困境,达至人类文明现实(而非乌托邦)的美好未来,需要寻找新的智慧。当他们这样思考的时候,大都把目光投向东方,对中国文明寄予厚望①。但是,由于受到现有“世界历史思想”的局限,他们对中国文明的历史发展道路与独特价值理念的实质缺乏深刻洞察,这就使他们的相关思想最多还只是一种软弱无力的主观愿望。

   如果当代文明的困境表明人类迫切呼唤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新的“世界历史思想”,那么,有着伟大历史传统与独特价值理想的中国文明的当代崛起就意味着中国文明对于现代化道路已经有某种独特反思与领悟,从而使基于中国历史传统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世界历史思想”第一次具有现实性。这种“世界历史思想”将依据其对自身历史发展道路与独特价值理念的新的总体性把握与创造性反思,在吸纳既有世界历史思想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对工业时代的未来发展方向进行既合乎历史发展逻辑又符合人性内在要求的建设性理论前瞻。

   西方文明最伟大的世界历史思想之一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历史唯物主义最具重要意义的思想主张,是坚定地把物质生产作为社会生活的基础。马克思说: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②,所以应该“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③。唯物史观从物质生产出发解释人类历史,用物质生产的逻辑推演社会历史进程,既具有很强的理论说服力,也是实现人类解放的重要现实力量。此后的重要思想家都难以忽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对于历史研究所具有的里程碑式的意义。

   如果马克思之前的社会历史研究的共同缺点,是没有明确意识到物质生产对于社会生活的基础性意义,那么,马克思之后的社会历史理论家们的共同缺点,则是最多只意识到物质生产对于社会生活的重要意义,没有意识到人口生产从来就具有的、和物质生产同样重要的历史意义,没有把对社会历史与人类文明的理解置于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共同组成的两种生产的基础之上,从而使以往的各种历史哲学不可避免地表现为单腿或跛脚的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由于从根本上缺乏对社会生活的完整理解,因而既不可能形成对人类历史的正确把握,更难以形成对人类未来的准确预期,使历史学一直停留在前科学的状态。

   一个很直白的经验事实是,物质生产与人口生产是两种并行不悖的人类生产实践活动,两者从来不能通约为一种生产,它们各有其任务与目标,也各有其形式与规范,两种生产共同构成人类的基本社会生活。而且,两种生产的总体历史地位并不是没有主次的。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应该不是为了吃饭。如果人类的生存完全不需要借助在大自然中进行的物质生产所获得的生活必需品,人类或许会放弃艰辛的劳作,并把大自然完全当作他们的游乐场,但人类应该不会因此放弃种群的绵延,人类的历史也将是别样的情形。

   人和其他动物在物质生产方面的差别,主要不在于是否有分工与协作,而在于各种技术的发明和使用。各种需要特别方式予以传承的复杂性生产知识(不能充分物化的技术)和工具(物化的技术)使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不仅更有效率,也更有尊严。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物质生产的技术与生产组织形式④经常处于变动之中,这种变动也被认为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主要内容。技术的性质与普及状况总是极其深刻地规定着社会的分工与协作,从而形塑出特定的社会历史情状。对这一点的深刻洞察与揭示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思想成就。

   但是,人类社会同时更深刻地受到人口生产的形塑。任何时候,种群的持续繁衍肯定是其最高目标,因而从根本上说,物质生产是为人口生产服务的,而不是相反。人口生产对于理解人类历史从来就具有与物质生产同样重要的意义——如果不是更加重要的话,但人口生产经常被理论家们视为与历史发展这一宏大叙事关系疏远的私生活,其重要性长期没有得到理论上的彰显。正如物质生产并不只单纯生产出有形的物品,而且同时生产出对于社会生活的理解极其重要的特定生产关系与思想观念一样,人口生产不仅生产出比物品更重要的“产品”——人口,同时还生产出对于理解社会生活更具重要意义的“生产关系”与价值观念。所有社会的制度与思想,都只有在两种生产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充分理解和完全说明。

   人口生产最重要的社会历史意义首先是通过缔造家庭这一最具重要性与恒久性的社会组织形式,从而最根本地形塑了人类文明最基本的人际关系与核心价值信念——家庭关系和以家庭关系为基础的伦理道德信念。虽然人类的人口生产也许曾经有过复杂的历史经历——很多理论家认为,在父权制核心家庭出现之前,人类的人口生产曾经有过一段漫长的以两性关系紊乱为特征的“大生产”阶段,但人口生产的家庭形式即父权制核心家庭,既是主要人类族群最后不约而同的共同选择,也是人类文明化进程的共同起点。作为人口生产的基本组织形式,家庭——而且只有家庭——是直接以人为目的的,这就使家庭关系成为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家庭生活成为最符合人性的生活,家庭生活的原则也是最符合人性的原则——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现实的家庭生活都是最人性的。什么是家庭生活的原则?首先,家庭生活的原则肯定不是个人利己主义的。按照个人利己主义原则,下一代的成长将完全不可能。其次,家庭生活的原则也不讲求形式化平等。不仅父子之间是不平等的,甚至夫妻之间也不一定讲求形式平等。再次,家庭生活的原则也与我们通常理解的“正义”原则不是一回事,如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家庭既不讲究按劳分配,家庭关系从根本上也不同于契约交换关系。最后,虽然最有成效的协商通常只存在于家庭生活中,但只主张有限责任的民主也不是家庭生活的原则。家庭主张无限责任,不仅家长对家庭需要承担无限责任,家庭成员之间也相互承担无限责任。实际上,现有来自西方文明的各种概念范畴都不足以概说家庭生活的原则。我们只能说,家庭生活的原则就是人性或人类灵性,就是爱和善。家庭不仅是人生的摇篮,也是人类灵性或人类基本善的根源。

   这就使人类文明中各种重要的核心价值信念都更直接、更深刻地与人口生产尤其是与家庭生活的原则相关联。马克思说:“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⑤这是极朴实而深刻的教导,只是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从来就不应该仅仅从物质生产方面去理解,现实的生活过程必然是两种生产的复合。所有时代的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都必然同时与两种生产尤其是与人口生产相关联。道德、法律与宗教(伦理宗教)的源头也应该同时追溯到一个社会的两种生产。道德观念的基本原型与源头无疑是人口生产所导致的伦理观念,法律虽然对于调节物权负有相当的责任,但法律不仅同时规范人伦关系,而且判断一部法律是否为良法的标准,主要是看它是否把人而不是物置于更加重要的地位,以及它对人的保护是否符合人口生产尤其是家庭生活的价值观念,是否彰显或保护了人类的基本善。而宗教主要可以理解为一个社会对某种特定的人口生产原则及其衍生到整个社会生活领域的价值信念的神圣化。

   人口生产尤其是家庭生活的另外一个重要意义是为社会的公共政治生活提供基本的形式参照与价值理想。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充分考察了政治国家与物质生产及其发展阶段的关系,它不仅把政治国家直接理解为经济基础的产物或决定物,而且认为政治国家是维护特定强势阶级利益的暴力机器,因而本质上是缺乏合法性、最终必然走向灭亡的恶物。但是,我们很难接受人类长期生活于其中的政治共同体本质上是恶的,尤其不能想象这种政治共同体的灭亡。也许是出于对马克思国家本质上恶的理论的反对,韦伯试图为权威寻找积极的合法性根源。他区分了三种权威类型,即依靠个人魅力的克里斯玛型权威、依靠神圣传统的传统型权威与凭借形式化法律制度的法理型权威。这种权威理论的缺点是它最多只考察了各种历史与现实的政治权威本身,拒绝追溯政治权威的社会生活根源与现实基础,没有揭示政治权威与社会生活必然存在的内在关联,因而主要还表现为一种理论上的主观性。作为马克思之后的思想家,这无疑是一种理论倒退。

   由于家庭是文明时代最基本的人口生产形式,家庭生活的血缘关系也从根本上形塑了人类政治权威的基本类型。最基本的血缘关系无非两种,即父子(代际)关系与兄弟(代内)关系。在这两种关系中,都天然地包含着权威,这就是父权与兄权。无论哪种权威,其合法性都首先是爱与善,同时兼有力量或知识的因素,是善与力量(知识)的统一。这里的所谓力量与知识,是指父亲或兄长相对于儿子或弟弟来说,通常具有更多的见识与经验累积。只是在兄弟关系中,力量的因素有更多的突显,而父子关系中,善居于绝对主导地位。家庭之所以成为人类历史中最具有稳定性、最让人温暖的社会组织,是因为家庭生活总是最直接、最充分地体现了父子与兄弟关系中天然具有的善与知识的传承。虽然家庭生活的两种权威并不一定是完美无缺的,但家庭权威既是人们最先接触的权威,也是人们最能接受的权威。正是家庭权威的这种品格使它成为社会公共权威的理想范型与现实参照。两种生产的历史观认为,父子型权威与兄弟型权威是社会公共权力的两种基本类型,前者更强调善,后者更强调力,但人口生产的基本善是两者的共同主张。大体上说,当社会的物质生产处于稳定状态,如传统时代,社会通常选择父子型权威,以彰显或粉饰社会公共管理的善。如果社会的物质生产总体上处于上升或变动时期,社会需要对知识与力量特别予以鼓励或奖赏,兄弟型权威就会占主导地位。当代的政治权威主要可以理解为兄弟型权威。

由于人口生产所导致的血缘关系最让人感到温暖,也最具有稳定性,因而在社会复杂到大大超出血缘关系的范围之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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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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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海学刊》 , 2017 (5)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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