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燕菁:大国博弈的货币视角

——兼答彭波商榷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77 次 更新时间:2018-09-15 13:4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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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燕菁 (进入专栏)  

  

   好的答案必基于好的问题。拙作“中美博弈:房地产市场才是终极战场”在网间不胫而走,招致大量批评,其中,以商务部研究院彭波先生“中国可以用房地产对抗美国贸易战吗?——与赵燕菁教授商榷”一文的批评最为系统。我丝毫不想隐瞒拙作依托的并不是现在流行的宏观经济理论。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对批评的答复,公开拙文底层的“源代码”,以便能在更专业的层次展开这一问题的讨论。

  

一、古代中国缺乏货币吗

  

   缺乏货币并非我的发现,而是中国货币史学研究的共识。朱嘉明先生《从自由到垄断》有一节,题目就是“货币供给长期不足”。朱嘉明先生在书中指出:“在中国超过两千年的货币史中,‘钱荒’不断。……‘钱荒’时中国传统货币经济时代的一种常态。”(2012,p125)

   彭文中之所以提出“中国自宋代之后,国家就掌握了并大规模推广了纸币的发行,纸币要多少有多少,怎么可能会缺乏货币?”,乃是因为混淆了“纸币”与“货币”的差异。这种混淆不仅在民间甚至在学界也普遍存在。任何纸币的发行都必须有“锚”,也就是给纸币背书,具有流动性的某种商品——一般等价物(货币)[1]。对于作为“货币”的商品,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必须具有流动性——能够以最少的折损脱手,因此,货币必定那种相对于需求处于广泛稀缺的商品[2]。

   万志英 (Richard von Glahn) 在《Fountain of Fortune: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1000-1700》正确地指出:“商品经济本能,把尽可能多的物品纳入交易范围。如果交易扩大,需要的货币也就越多,就需要从实物财富中拿出更多一般等价物作抵押发行货币。在货币数量扩张短期既定的条件下,这就意味着货币增加,可用于交易和消费的实物财富就会减少。由此产生一种悖论:想交易的商品越多,可交易的商品越少。其结果就是以实物剩余为信用来源的货币,永远少于交易实际需要信用。由于实物货币数量供给难以和商品种类和数量维持等比例增加,其结果就是货币供不应求。”

   纸币也不例外。其既被市场接受,就绝不可能“要多少有多少”。就拿彭波先生所举的宋朝的纸币为例,其发行最初是因为四川地区缺少贵金属而不得不使用铁作为货币。为了解决金属铁在交易中过于沉重不便于携带的问题,又用纸来代替铁进行贸易结算。元朝的中统钞一开始也是有足够的金银做准备。纸币的发明,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解决货币移动的不便,而不是为了解决货币供给的不足。真实的“货币”是铁而不是“纸”,可用来随时兑换成铁,是纸币流通的基础。

   彭文认为“国家发行的纸币常常缺乏信用。政府经常迫于财政压力,经常超过社会经济承受能力大量发行纸币。”问题是缺乏信用的“纸币”是“货币”吗?纸币之所以会被接受和使用,是由于国家接受纸币纳税或者有金属货币做准备才赋予其流动性。宋朝“官府规定纳税不能用金、银,也不能全用纸币,一般是铜钱、纸币各半”,随着纸币与准备金属脱钩,“纳税唯有铜(铁)不可。所以纸币发行愈多,铜钱‘荒’就越严重”(朱嘉明,2012,P131)。换句话说,或许“纸币要多少有多少”,但“货币”却一定始终不足。

   只要正确区分“纸币”及其后面隐藏的“货币”,就可以发现无论是在纸币大行其道的宋元,还是白银大量涌入的明清,中国货币一直处于紧张状态。无论费雪还是凯恩斯的货币理论,都没有这种货币持久不足的思想,而将货币混同于纸币是一个重要原因。

   彭文提到的“古代中国在货币供给当中同时存在两个趋势,一是金属货币的供给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存在通货紧缩的倾向。另一方面又存在长期滥发纸币,导致通货膨胀严重的倾向。”实际上,这两种趋势都是由货币不足同一原因所致——且前者是因,后者是果。明白纸币和货币的差异,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纸币增加”和“货币增加”带来的物价上涨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经济结果:增加纸币,带来的是经济失败国家反复出现的“通货膨胀”;增加货币,带来的是经济成功国家市场化进程中必然伴生的“价格革命”。

   纸币增加就好像我们变换尺子的刻度,真实物品间的大小比例并不会随之改变。一旦纸币被误用,就会通过商品价格的变化抵消纸币和货币比例的变化。这种刻度变化静态上看好像是“中性”的,但在时间维度上却会导致记账混乱,增加跨时交易的成本,使非即时交易难以完成。

   货币增加会推动物品的价格和数量同步增加。“货币中性”理论很难解释为什么同一个物品在发达国家价格往往会高于发展中国家。于是经济学家就发明了“购买力平价”的概念去“校正”各国的价格“误差”。其实,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前提就是创造了更多的货币,物价高是必然的。货币增加带来的高物价正是货币发达的表征。

   货币增加带来的高物价,必定伴生着分工的深化,体现在市场上就是产品多样化的增加——1元钱对应的商品数量Q虽然减少但种类V却会增加(较少的效用损失)。由于现代价格理论只有“数量-价格”一组关系,多样化无法取得与价格和数量的相关性,结果只好用“购买力平价”校对物价。这实际上是想用二维的单位度量三位的物体——为了比较市场的“广度”却把“深度”给过滤掉了。

  

二、货币数量影响资本利息吗?

  

   利率是货币的价格。反映的是货币“供不应求”的程度,是货币供需关系的晴雨表。中国长期的高利环境就是中国货币长期匮乏的最好注脚。彭文认为“在历史发展实践当中,从战国到清末民国,中国的货币制度及货币种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基准利率水平都是20%左右。”彭文截取了司马迁的《史记》和毛泽东的《兴国调查》中跨越2000年两个利息作为例子“说明利率水平跟货币的供应没有太大的关系。”显然是过于粗糙了。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利息不仅大多数时间远高于20%,其变化也与货币密切相关。根据朱嘉明《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中国利率自古以来就高于外国。古罗马法定最高利率为一分二厘。实际通行的资金贷款利率只有每年4%。同时代小亚细亚一带的利率不过是一分二厘,最高曾到四分八厘。”欧洲中世纪按照典当估算的“公共利息是6%,私人利率为32.5%~300%”。

   历史上,中国商品经济的繁荣几乎完全是货币供给的函数。秦灭六国后,市场规模扩大并没有伴随货币供给的扩大,“秦半两”虽然统一了货币,但禁止原来六国私铸却导致货币数量的减少。因此,这种货币的统一不仅没有带来红利,利息反而飙升到200%。商品经济比战国甚至春秋时代(比如管仲的齐国)后退了。

   汉朝的繁荣则和文景两帝开放民间货币私铸有密切关系。到汉武帝铸造三官五铢后,货币供给达到高峰。从武帝元狩五年至平帝元始五年的123年间,国家共铸钱280亿枚,西汉桓谭在《新论》中记载当时国库与皇室年收入竟多达123亿钱。西汉(司马迁)到东汉(桓谭)期间利率已降到20%左右,其中王莽变法时期的利率在10%~36%之间。

   东汉之后商品经济的衰退,则与货币数量剧减有直接的关系。魏晋南北朝至唐初,因汉朝厚葬习俗导致货币减少,加上停止铸币,年利率上升到1倍以上,月利率在6分以上。到了唐朝,商品经济开始复苏。政府不仅开始重新铸钱,为了解决货币不足,绢帛也被用来充当货币。利率又开始下降,比如政府就规定“私债五分”,中唐至宋,月息约三分到五分。

   彭文提到创造了纸币的宋朝,恰是中国历史上铸钱的顶峰。不仅铸币规模前所未有(朱嘉明,2012,p127),而且黄金、白银,甚至铁都加入货币供给(以至于以白银为本位的西亚东部地区发生了严重的白银不足)。为解决金属货币移动的问题,交子、会子、贡子、钱引等一系列制度被发明出来。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繁荣的一个时代,与其同步的是前无古人的货币供给。北宋咸平至景德年间(998-1007)在江南铸钱每年高达180万贯。熙宁至元丰年间,年铸币多大370万贯至500万贯。这段时间利息下降也最为明显,在官私借贷中出现了一分、一分半的低利。

   纸币发行规模更大的元朝,利率反而陡升。这是因为元朝疆域辽阔,适于远距离大规模交易的“货币”金银,被蒙古统治阶级勾结斡脱输往西亚牟利,货币短缺的严重后果一直延续到接续政权的明朝。很多人不理解为何明朝推翻元朝后不回复宋朝旧制,反而比元朝更严厉地压制商品经济。但只要从货币的角度观察,立刻就可以知道由于缺少货币,明朝的商品经济根本无法恢复到宋朝的水平。明朝从1368年至1572年两百年间铸币总额也才400万至600万。只是宋朝1080年代规模。流通货币更是只有宋朝八分之一。“官府很清楚,经过元代,民间的金属货币资源近乎枯竭,如果依靠金属货币,无法逃脱‘钱荒’的陷阱”(朱嘉明,2012,P127)。这决定了明朝只能依赖非货币的计划经济维持基本的社会分工。

   明朝后来废弃纸币,也并非因为彭文所认为的“由于内外大规模战事停止,国家财政压力减轻,纸币的财政功能相对不再突出”,而是因为无锚发行的“纸币信用荡然无存”,致使商品经济大规模萎缩。直到大航海带来美洲白银的流入,货币供给大增,才有了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和商品经济的大繁荣。

   宋、元、明纸币发行历史说明,1)纸币增加并非货币增加,2)利息是货币(而不是纸币)供给规模的晴雨表。“但是,即使18世纪后期清朝的利息趋于缓和,商业利率仍然高于西欧国家,也高于日本”,货币不足及其带来的高利息环境,依然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中国比较高的利息率和较高资本成本很可能‘对核心地区的农业或原始工业发展构成致命的差异’”(朱嘉明,2012,p97-98)。

   在某种意义上,当代中国经济就是明代经济的投影。由于极端缺少货币,建国初期的中国和明朝初年类似,采用了依赖货币最少的分工手段——计划。1949年之后的中国几乎就是明朝初年的户籍、身份、重农抑商、海禁……政策的翻版。而明朝贸易顺差带来的白银流入,和改革开放贸易顺差带来美元的流入的效果几乎一模一样,都带来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大繁荣。明朝的覆灭与白银流入急剧减少几乎同步。中美围绕着贸易顺差带来的争端,也很可能会导致类似的货币效果(赵燕菁,2018)。


三、为什么中国利息长期高于其他经济?


   朱嘉明的解释是“中国在传统货币经济下,对资本和货币的需求长期超过供给,是形成高利贷的真正原因”(朱嘉明,2012,p99)。我把这一思路拓展为货币数量的“相对规模假说”。所谓“相对规模假说”就是,当市场规模成算数级数增长时,同样的商品种类带来的货币需求将会呈几何级数增长。因此,货币数量相对于生产规模大小,其稀缺的程度不是等比例变化的。

如果采用规模和分工水平两个变量刻画市场M,用Q表示交易的规模(与人口相关),V表示交易的种类(与分工水平相关),ɑ表示规模带来的货币需求,β表示种类带来的货币需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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