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南湜:思想对客观性的三种态度:康德、黑格尔与马克思

——关于哲学如何切中现实的一个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9 次 更新时间:2018-09-05 02:5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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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南湜  

   内容提要:在思想对客观性的态度问题上,最为实质性地显示出了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哲学的根本性差异,从而亦由之显示出了三种哲学在如何切中现实或切中何种现实问题上的根本性差异。就对于现代世界之科学、自律性道德生活与民族历史传统三项基本现实来说,康德哲学较好地说明了近代科学与自律性道德生活之现实,但非历史地将这种存在着严重内在冲突的社会视作“自然”性的存在,而看不到超越这一社会的可能性;黑格尔哲学虽然较好地切中了民族历史传统之现实,但也将以普鲁士主导的“日耳曼世界”当作其“绝对精神”发展终极目标;而马克思哲学则综合了两者,全面地切中了这三项基本现实。正是由于这一全面切中,马克思哲学才能够不仅合理地说明了现代社会的发生发展,而且更重要的是针对其根本问题而提出了超越这一社会生活方式的合理的解决方案,并对现代世界历史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关 键 词:思想  客观性  现实  马克思哲学  德国古典哲学

  

   马克思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问题,特别是与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问题,不能被视为只是一段思想史上的公案,而是一个事关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何种方式切中现实,以及在何种意义上真正切中现实的重大理论问题,因而有必要将之深入进行下去。而要澄清这一点,又莫过于从马克思与康德、黑格尔对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回答上,或者说思想对客观性的不同态度上去看。这是因为,正是在这一问题上,才最为实质性地显示出了三种哲学的根本性差异,从而亦由之显示出了三种哲学在如何切中现实或切中何种现实问题上的根本性差异。古代哲学如黑格尔所言,是“实体化”的,而近代哲学或现代哲学转向了一种普遍的主体主义,或曰主体性哲学。实体性哲学既然是从实体出发的,便不言而喻地预设了思想或理性与客观性的同一,从而无须对之深究;而主体性哲学既然是从与客观性相对的“我思”出发的,便失去了这一便利的前提,从而必须证明或阐明这一点。因而,思想与客观性的关系,便成了现代哲学的核心问题。

   这一核心问题自然也体现于从德国古典哲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之中,而当前学界关于马克思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关系的讨论,也无可避免地涉及了这一问题。但也正是在这一问题上,显现出人们在对马克思与康德、黑格尔的关系问题的理解上尚存在着诸多含混之处,从而制约了对于这一讨论的深化,因而极有必要予以澄清。黑格尔曾以“思想对客观性的三种态度”为题,通过对比,阐明了其哲学与旧形而上学、经验主义和康德的批判哲学,以及与主张直接知识的雅可比哲学之间的关系。本文借用这一表述方式,意在澄清马克思哲学与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或者说,马克思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的位置,以便我们能够更为深入地理解马克思哲学是如何把握或切中现实的,从而对于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有所益助。

  

一、现代哲学所面临的特殊问题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写道:“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3页)黑格尔说道:近代哲学意识到了思维与存在的对立,“所以全部兴趣仅仅在于和解这一对立,把握住最高度的和解,也就是说,把握住最抽象的两极之间的和解。这种最高的分裂,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对立,一种最抽象的对立;要掌握的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和解”。(黑格尔,1978年,第6页)黑格尔虽然深刻地揭示了现代哲学之特质,但基于其绝对唯心主义而将之作了一种历史目的论的理解,即将从古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转变视为一个绝对理念依照自身内在的逻辑而必然的展开过程。这就严重地忽略了现代哲学之发生的思想史与社会历史背景,从而不免忽视了现代哲学的一些本质性的特征。

   但哲学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精神生活,它不可避免地要处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状况之中,并与之相互发生影响。从中世纪走向现代世界的历史巨变,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两个方面去把握。前一方面当以作为现代工业化生产之根基和原动力的现代科学兴起为代表;后一方面则主要涉及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和传统共同体解体,社会的重组即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问题。而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又必然涉及其矛盾的双重合法性基础:自律性道德生活和民族历史传统。由此观之,一个方面,唯名论所导致的一种反身于个体内心的观念趋向,恰与其时社会生活从中世纪转向现代世界、传统共同体解体、个体趋于独立的社会历史境况相耦合。两种趋势风云际会,相互激荡、相互推动,于是,伴随着现代社会的诞生,便不可避免地导向了现代主体性哲学的兴起。但另一方面,民族历史传统这一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之合法性元素,也不时地在现代哲学发展的长河中荡起阵阵浪花,甚至掀起巨涛。这就是说,既然现代哲学之发展所面对的基本现实,是由现代科学,包括现代法治在内的自律性道德生活,以及民族历史传统这三个方面所构成的,那么,其发展便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这些基本现实之激励或制约,那些有效地切中了现实的哲学便会受到激励,反之则会受到抑制。但所谓有效地切中,决非外在地附会现实,而是要以哲学的方式在观念中合乎逻辑地将现代社会生活建构起来,即基于某种原则阐明现代生活之发生发展的规律,并进而对这一社会生活方式中的问题提供某种合理的解决之道。

   源于中世纪唯名论革命的现代主体性哲学,意味着人们现时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自身内部的张力或分裂,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须首先从自我的内心出发去寻求自我与上帝或外部世界的统一性,而不能直接从上帝或外部世界那里出发去寻求这种统一性。既然寻求统一性之路是从人的内心出发的,那么,这里的人作为主体便只能是个体的人,而不再能够像古代或中世纪那样将人在本质上视为是属于城邦的或天国的。而由此又带出了一个问题,个体与总体的关系问题,即如果个体是出发点,那么,总体又是如何存在的?而这一问题又给道德领域提出了难题:如果个体是出发点,则道德原则从何而来,从而道德生活何以可能?但返回内心,又会遇到“内心”的非单一性问题,即“内心”的本质是为“理性”还是“意志”之问题,从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从理性出发还是从意志出发的问题。这样一来,主体性哲学便并不意味着从单一的主体出发,而是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理性与意志、个体与总体之间的交错关系。这便是现代哲学所不可避免地要面临的核心问题,全部现代哲学都不能不以某种方式对这一系列问题给予回答。

   但在主体自我意识自觉、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成为核心问题的条件下,哲学要实现这一任务却存在着特殊的困难。这当中遇到的问题是,尽管古希腊也存在智者、伊壁鸠鲁等哲学流派,但占主导地位的古代哲学却是以目的论方式理解自然和人类存在的,因而便不难以某种方式基于一个单一原则去统一地说明自然和人类生活;而源于伽利略的现代科学革命排除了以目的因说明自然的目的论自然观,将科学奠基在一种机械决定论自然观基础之上,这就带来了统一地说明科学与道德生活的特殊困难。这两难在于,现代哲学要为科学奠基,便必须设定自然或世界的机械必然性或决定论,但要为道德生活奠基,却必须同时设定世界的非决定论,以便人的自由得以可能。不难看出,在一个基于单一原则的理论体系之中,决定论与人的自由是不可兼得的。这便是现代哲学所面临的特殊困难。

   衍生于基督教神学之中的思想的斗争,还可以从怀特海所说的两种对立的关于自然规律或因果性的构型方式,即内在自然法则学说与施加性自然法则学说去看。(参见怀特海,第115页)弃绝经验,专注于纯粹思辨的理论研究模式,只可能产生一种思辨性的自然哲学,而不可能形成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与之相反,由外部意志施加的自然法则观念,必然会带来一种“对道德或法理自然法的立法性概念。它还预设了或会导致这样一种观念体系,这种体系含有一种出世的或超越性的上帝观念,尤为强调上帝的自由和全知全能,它还含有一种唯名论的认识论,一种经验模式或机械论论调的自然哲学,重点聚焦于对动力因的探究,强调所有知识依条件而确立的本质,它来自于对一个被创造的且极为偶在的世界的观察,这个世界本来很有可能是另一幅面貌”。(奥克利,第26-27页)这样一种一方面将世界理解为基于上帝之自由意志的偶然的“具体实体的集合”,从而需要借助于经验观察方能得知,另一方面基于上帝的全能而将自然规律理解为上帝对于自然的强行施加,从而能够通过对于经验的归纳而获知上帝之工作的观念,正是现代自然科学的本体论基础。显然,古代的那种内在自然法则学说是不可能发展出现代经验自然科学的,而现代自然科学只有建立在这种施加性自然法则的基础之上才是可能的。但另一方面,要将施加性自然法则付诸对于道德生活的奠基,却非易事。人们通常把霍布斯视为施加性自然法则学说的代表(参见同上,第27-28页),霍布斯的自我保存原则构成了现代道德哲学的奠基石,并在某种意义上彻底改变了道德哲学的基础。然而,如果人只被理解为自然生命,那么,这个自我保存原则便似乎仍是属于内在自然法则的,而并非究极的施加性自然法则,以之建构人类道德生活,在直觉上难以令人信服。其后的洛克、休谟以及法国启蒙哲学家们,尽管对之做了某种意义上的修订或精致化,但大致上仍是沿着这一思路去进行的,因而其问题并未超出霍布斯哲学。

   与霍布斯等人不同,大陆唯理论形而上学进行了另一种探索。这一探索尽管也在某种意义上吸收了霍布斯等人的观念,但从根本上说,则是一种重建传统形而上学的企图。这便意味着这一唯理论形而上学进路最终又在某种意义上恢复了内在自然法则的观念。显然,基于这一观念,是无法合理地为自然科学奠基的;而且,对于现代道德生活而言,这种自然法观念也是难于说明其自律性特征的。霍布斯、洛克等与大陆唯理论形而上学两者的未成功,说明哲学尚未满足时代的需要,也意味着时代还在呼唤新的哲学探索。而康德哲学便正是应运而现的。而康德要想更好地解决问题,便必须超越这两者而另辟蹊径。

  

二、康德:有限的主观思想


   康德首先解决的是为以牛顿力学为典范的现代自然科学奠基的问题,即自然科学何以可能的问题。他将此问题规定为具有客观必然性的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问题,并提出了革命性的解决方案,那就是从对客观对象的被动接受转向人主体对于关于对象知识的建构。基于这一哥白尼式的反转,康德把科学知识理解为知性对于感性经验的建构。不难看出,这一解决方案正是对于施加性自然法则学说的一个重构。但这一重构将施加自然法则的主体从超验的上帝转移到了此世的人的知性能力上,因而无疑是一个更为合理的重构。

康德这一革命性的思想被黑格尔从其绝对唯心主义出发斥之为“主观唯心论”或“主观的思想”。但黑格尔这种误断遮蔽了康德哲学一个革命性的重要意义,那就是,唯有这种现象论或所谓的“主观的思想”才真正地把握住了现代自然科学的实质。这是因为,现代自然科学对于世界的把握并非是如古代哲学那般站在全知全能的创世者的立场上,对于世界的绝对的把握,更非常识所认为的那样是对于客观世界本来面目的照相式反映,而是站在有限的人的立场上对于世界的一个观念中的重构,是通过思维的抽象而构造起来的一个理论世界,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关于客观世界的理论模型。人类创造这样一个世界,其首要功能并不在于解释世界,而是借此掌控世界,改变世界。现代科学之所以获得成功的关键之处,正在于它把握住了这一点,而古代自然哲学却只能流于从整体上对于世界的笼统解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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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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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17年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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