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宗:走廊地带的多重边界叠合与多民族共同体生成——兼论河西走廊的区域研究范式与民族学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9 次 更新时间:2018-08-28 06:4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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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宗  

   摘要:走廊地带地处多个地理板块的连接之处,再加走廊的构型特征,在走廊内外出现了一些边界。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边界,还是文化边界、民族边界,边界的出现意味着多元耦合的可能性与必然性,以及新的共同体生成。河西走廊地处四大“地理—文化”板块之间,既是周边四大区域文化的边界,也是一个多元文化的耦合地带,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西北多民族共同体。这也是河西走廊的民族学意义,同时还为区域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

   关键词:走廊地带;边界;多民族共同体;河西走廊

   作者简介:李建宗,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博士(青海  西宁,810007)。

  

   地理意义上的走廊历来被看作一个相对较小的区域,很难引起区域研究的关注,走廊地带一般被认为是边疆区域或者边界地带,也属于“特色”缺乏地带。民族走廊的意义不仅仅是把不同的民族汇聚其中,更为重要的是把周边的多民族地区嵌合到一起,生成一个多民族命运共同体。走廊充当着周边区域的界线,相应地在走廊内部也出现了边界。走廊就是多重边界叠合的地带,在边界基础上不同民族与文化耦合成一个多民族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类型。

  

一、在地理分界线基础上的走廊构形


   走廊既是不同地理单元之间的界限,又是不同地形之间的过渡。一般情况下,走廊地带有一定的长度,而且走廊内部的地理形态也是多样化的,这样就在走廊内部出现了一些地理上的边界。河西走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河西走廊指的只是乌鞘岭以西,星星峡以东,以及夹在走廊南山和走廊北山之间的不规则的带状区域。广义的河西走廊包括乌鞘岭以东的永登县,祁连山脉不同山系及其之间的峡谷地带,东北面的景泰一带以及一些蒙古高原的边缘,其西面一直接近哈密东部。同样,祁连山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祁连山是指祁连山脉中最北面的一支山岭,[①]包括走廊南山和冷龙岭。日本学者前田正名对走廊南山进行了界定:“反之,湟河以北,大通河以南的大通山脉,还有被称作湟北山脉的一系列山脉以及环抱着位于张掖北侧河西中心绿洲的甘州盆地而与南山山脉平行的北山山脉之间的山脉,在概念上则属于南山山脉。”[②]广义的祁连山是指一组西北—东南走向的山系,包括走廊南山、冷龙岭、托来山、托来南山、疏勒南山、大通山、达板山、党河南山、土尔根达坂山、青海南山、拉瘠山、柴达木盆地北缘诸山等。[③]在以上祁连山山系的这些山脉中,有些横亘在属于祁连山南麓的河湟地区及其延伸区域,有些伸入在北麓的河西走廊,比如冷龙岭、野马南山、党河南山等。走廊北山是一些比较低矮的、非连续性的山脉统称,主要包括合阿拉古山、红崖山、合离山、龙首山、金塔南山、马鬃山等。

   走廊作为介于不同区域之间的狭长地带,既是地理上的分界线,也是不同地理板块之间的过渡带与结合部。在西北地区,地理意义上的廊道是普遍存在的,只不过是廊道的长度和宽度存在一定的区别而已,于是有了西北走廊的称谓。关于西北走廊的范畴界定,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河西走廊作为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走廊,坐落在四大地理板块之间,对周边的这些地理单元进行分割,形成了周边四大地理板块的分界线,也成了这些地理板块各自的边界。走廊地带往往还是不同区域在海拔高度上的缓冲地带,河西走廊南面的青藏高原高高隆起,而其北面的蒙古高原的海拔有所降低,河西走廊接通了两大高原地带。黄土高原属于丘陵地带,在甘肃境内黄河以东的黄土高原地区沟壑纵横,地势起伏不平,新疆境内的绿洲与戈壁地带,海拔也有所降低,河西走廊正好形成了二者之间的过渡。尽管河西走廊与新疆在地形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就绿洲和戈壁的规模来说,要远远小于新疆。在河西走廊内部,东段的一些山区地带,具有黄土高原的特征,西段的戈壁与绿洲更接近于新疆的地形。在这种意义上来说,河西走廊是一个不同地理单元的过渡地带,如果在这几大地理板块中缺少了河西走廊,这些地理单元也就无法完整地连接在一起。既然是“过渡带”,那就不仅仅是把这些地理板块连接在一起,走廊内部本身具有周边有这些地理板块的特征,形成了河西走廊地理环境多样性的特质。靠近青藏高原的祁连山地区,出现了高山草甸草原。毗邻蒙古高原的地带有大片的戈壁草原,同时蒙古高原的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的边缘也延伸到河西走廊。在河西走廊东段的部分地区,还属于黄河流域,从东段的石羊河流域开始一直到西段,基本上是内陆河区域。在河西走廊最东端有一部分属于半干旱区,河西走廊内部的戈壁和绿洲地带,基本上属于干旱区。同样,在河西走廊的东端属于温带季风气候,河西走廊的大部分地区则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河西走廊与新疆相邻,出现了碎片化的绿洲,同时在黄土高原的旁边,也就出现了一些低矮的丘陵,比如甘肃景泰一带。

   周边的不同地理板块把河西走廊包围其中,反过来,河西走廊对其进行一番“切割”之后,走廊内部俨然像一条带状的“小腹地”。盘踞在河西走廊北面的沙漠与其周边的戈壁,把河西走廊与阿拉善高原的部分地区分割开来,阻断了蒙古高原进入河西走廊的部分通道,使得历史上部分人群绕道进入。河西走廊的南面是祁连山脉,这也是青藏高原东北缘的界线,青藏高原犹如河西走廊的一把“背靠椅”。在河西走廊的东面,如果从狭义的河西走廊来说,乌鞘岭既可以说是河西走廊的最东端,在这里是黄土高原的一段边界,黄土高原可以说是涵盖了甘肃中、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到了西面或者西南面与青藏高原连接起来,其中二者的衔接地带就是西北走廊中的河西走廊与洮岷走廊。乌鞘岭正好处于季风气候区与非季风气候区的边界线上,使得河西走廊之内的气候显得干燥,属于半干旱区域。也使河西走廊有了与天山南北一带呈现差不多的气候特色。童恩正先生通过大量的考古学材料证据,提出了“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概念,指出祁连山是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界线,并且强调河湟地区在这条“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之内。[④]后来童恩正先生在“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基础上衍生出“半月形游牧文化带”,河西走廊正好是“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与“半月形游牧文化带”的边界。

   河西走廊西面的边界是大戈壁,正是因为这些大面积的戈壁,把哈密绿洲、天山游牧带以及天山南部的绿洲地带隔离开来。这些大面积的戈壁在历史上也是丝绸之路上的主要“障碍”,给丝绸之路上的流动人群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这一地区同时也曾经是西域地区与中原地区、青藏高原以及蒙古高原之间的重要界限。当然,广义的蒙古高原也包括了明清时期天山以北卫拉特蒙古部的聚居区,这些面积广大的戈壁地区,与河西走廊中、东段的戈壁还是有一定的区别。这一段戈壁地区正好处于祁连山、东天山和阿尔金山的间隙地带,内流河基本断流,也就没有形成用于开垦农田的水源,于是出现了大片在极为有限的雨水滋养条件下的戈壁地带。由于这一地带处于河西走廊的最西段,不像河西走廊中、东段部分地区那样狭窄,戈壁规模空前增大。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规模较大的戈壁不仅仅是当前新疆与甘肃的分界线,而且还是历史上中原地区与西域地区的一个大致的分界线。

   边界是划定区域的一个基本前提,很多区域都有自己的边界。一般情况下,在区域研究中强调的是同质性,以及在此基础上能够涵盖和囊括整个区域的特征,雷同化与均质性是区域研究关注的重点。河西走廊本为狭长地带,再加地处不同地理单元的边缘,在其内部多样化的地理环境形成了一些自然的区隔。河西走廊的南面是祁连山区,如果从文化类型上来说,属于游牧文化带。由于祁连山脉在河西走廊内部伸出一些支系并且有一定的长度,在不同山系之间形成了很多的游牧圈,在河西走廊的北山山脉——马鬃山也形成了游牧圈。在这些游牧圈之间的山脉充当了边界,使不同游牧圈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河西走廊还有两种重要的地理形态——戈壁和绿洲,其实戈壁的面积远远超过绿洲。在不同的一些绿洲之间,还是具有一定的空间距离。这些戈壁充当着不同绿洲之间的界隔,不同绿洲的文化之间出现了一定的差距。[⑤]与此相对应,绿洲把本为整体的戈壁,又分裂成碎片化的单元,在这些戈壁地带从事畜牧生产的人群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地域性的畜牧圈。

  

二、民族走廊内部的多重边界与文化分区

  

   “地理环境决定论”把人类社会的文明类型及其差异归结为自然地理环境,过分强调地理环境在人类文明中的作用,刻意强调地理界线而忽视了文化的流通。在中国区域研究中根据地理环境及其对应的相关文化特征,进行了区域划分,比如东南、西南、东北、西北等。20世纪海外中国研究的“华南学派”与“华北学派”其实就是一种区域研究。把民族走廊作为区域的研究,一批学者已经在研究范式上进行了探索。“藏彝走廊”研究的热潮一波接一波,南岭走廊和西北走廊的研究也在“步履后尘”,这些走廊地带的研究也为区域研究提供一些新的理论范式和研究视野。就像田阡指出:“民族走廊概念的提出,为跨民族分布地带的跨区域研究提供了崭新的分析单位与研究视角。”[⑥]关于跨区域和跨民族的研究,显然形成了一个多元文化交集的研究范式,河西走廊就是青藏高原文化、蒙古高原文化、新疆绿洲文化、黄土高原文化,这四大文化类型的交集。[⑦]尽管这些有影响力的文化圈在河西走廊交融汇集在一起,但还是都出现了各自的边界,使得河西走廊成为多重文化的边界。在一个多重边界地带,自然会出现多元文化融合与复合的特征,而且多元文化也是以不规则的形式蔓延,其分布格局总是与自然地理环境关联在一起。某些民族文化一旦进入河西走廊,就意味着已经远离了自己所属文化的“中心地”,但其还是不愿放弃他们自己所属的文化。由于历史上不同中原王朝国家长期以来对于河西走廊绿洲社会的经营,在不同游牧圈之间中出现了规模程度不同,面积大小不等的绿洲。

   在中国历史上的“天下体系”中,河西走廊充当过“夷夏”的边界,或者说属于“胡汉”的边缘。关于这一点王明珂有所论述:“青海河湟地区、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以及辽西地区的游牧化,是整个北亚游牧世界形成的一部分。在这人类生态变化的边缘地带,由于农业与畜牧的不兼容以及因此造成的资源竞争,使得定居与移动、农业与牧业逐渐成为人群分别‘我们’与‘他们’的重要依据。”[⑧]河西走廊位于河湟地区与鄂尔多斯之间,这一生态边缘地带形成了农耕—游牧之间的分界,相应地出现了“自我—他者”的族群意识。某种意义上来说,河西走廊也是历史上西域地区的延伸地段,就地理环境、气候特征来说,河西走廊与西域地区很是相像,比如具有绿洲农田、戈壁草原,高山草原等。正因为历史上中原王朝对于河西走廊的经略,使一个游牧地带出现了农耕文化,也在高原游牧和草原畜牧之间出现了由一些大小不等的绿洲构成的带农业圈,也就出现了农耕与游牧的分界线。

就语言圈来说,河西走廊是阿尔泰语系和汉藏语系的一条分界线,在大语系内部又有各自所属的语族。就阿尔泰语系来说,一般认为包括满—通古斯语族、突厥语族、蒙古语族。同样,汉藏语系一般分为汉语族与藏语族。河西走廊也充当了这些语族的分界线,也就是说突厥语族、蒙古语族、藏语族、汉语族等民族的分界线。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汉语族的民族(包括汉族、回族与其他民族)正好嵌入在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族、蒙古语族的民族,以及汉藏语系藏语族的民族的中间。元明清以来,在河西走廊形成了蒙古语族圈,当然,蒙古语族圈一直处于一种变动不居的状态。在笔者的调查中,即便在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河西走廊的戈壁地区还有一些游牧的蒙古人,后来这些蒙古语族的民众集合在一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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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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