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连军 赖雄麟:法家“法治”思想对现代法治中国建设的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2 次 更新时间:2018-08-24 23:2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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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连军   赖雄麟  

   【摘要】 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人类文明已步入现代的今天,建设法治文明更是始终不渝的前进方向。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诸多方面都处于转型之中,亟需法治力量的引领和推动,法治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以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除了借鉴国外法治建设的有益经验和优秀成果,必须从中国传统法治文化中汲取力量。法家思想是我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主线之一,法家思想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发展而成的,对于维护封建社会的君主专制统治产生了重要作用。通过厘清法家法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基本观点,将其与现代法治进行比较,明确法的产生不同、法治主体不同、法治对象不同、法治方式不同、法治目的不同,来摒弃法家的“法自君出”“以刑去刑”“法律绝对”等思想的历史局限性,并借鉴其精华,把其中“刑无等级”“明法去私”“法与时转”“布之于众”“明法律令”等法治精神融入到现代法治中国建设中来,对于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维护公平正义、及时科学立法、树立法律的权威等方面具有重要启示,对于切实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发展的崭新境界,向着建设法治中国的宏伟目标不断前进,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中文关键词】 法家;法治思想;依法治国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提出要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自此我国开始全面深化民主法制领域改革,依法治国进程换挡提速驶入快车道。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社会、文化、经济、政治和生态等诸多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合理、不规范的社会现象,亟需法治力量的引领和推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该结合当前法治的实际情况,对中国传统法治文化进行选择性继承。古代法家以“法治”为治国之道,讲求“以法治国”“垂法而治”,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和思想财富。对法家“法治”思想的精神内核进行深入发掘,汲取法家法治思想中与现代法治文明相通的思想精义,传承超越,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与法律制度服务。

  

一、中国古代法家学派思想的形成及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周室王权日渐衰微,诸侯称霸,社会政治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革,为增强国力,各诸侯国都在寻求治国良方,治国救世理论纷纷而出。儒家讲“仁者爱人”,墨家讲“兼爱非攻”,道家讲“无为而治”,都没能使社会摆脱四分五裂的动荡局面。法家兴起于春秋末期,吸收三家之长,讲求“以法治国”“富国强兵”的政治方略,最终促成了大一统秦王朝的诞生。法家思想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经历了萌芽期、起步期、发展期和成熟期四个阶段,构建了较为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法家思想的产生是战乱年代的现实需要,主张“严刑峻法”“以刑去刑”,其理论来源于先秦诸子的思想学说。法家作为先秦诸子的最后一个学派,其体系构成正是对其他诸子学说的理论总结与创新。法家的思想主张在秦朝得以施行并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其政治抱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但在经历了短暂的辉煌之后,法家的政治理想随着秦王朝的灭亡而逐渐破灭。汉武帝之后,封建君主们开始大力宣扬儒家思想,虽然表面上不再以法家思想治理国家,但在治国理政中仍贯彻法家的政治主张,推行“儒表法里”“儒法合流”的政治体制框架,“外儒内法”成为中国两千多年来封建王朝社会政治文化的真实写照。

   法家学派代表人物众多,萌芽时期的代表人物是管仲、子产。管仲是法家学派的思想先驱,其论著《管子》首次提出“以法治国”,并在立法、尊君、强国等方面开辟了历史先河,他的“法治”思想对战国时期法家“以法治国”“奖励耕战”和“富国强兵”主张产生了深刻影响。子产继承和发展了管仲的“法治”思想,并改进了法律的形式,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法律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表现出来,即公布成文法,这也是法治发展史上的重大进步。起步时期的代表人物是李悝,是法家历史上“著书定律”的第一人,开创了我国变法的先河。他曾经两次主持魏国变革,并取得了巨大成就。李悝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变法思想,为变法提供理论依据、巩固变法成果,他搜集并翻阅各国的刑法典籍,编著了法家第一部成文法典《法经》,并提出了许多具有时代价值的立法主张,如“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它所确立的体系、原则以内容成为后世法典的蓝本{1}。发展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商鞅。他是法家思想理论的重要实践者,在秦国变法实践中发展了法治理论,“重刑厚赏”“重战尚武”,推行“明法”等变法改革,为后来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成熟时期的代表人物是韩非。他总结了李悝、商鞅等人法治理论的思想精髓,博采众长,将“法、势和术”三者巧妙结合,糅合为一,并将散见的法治理论形成体系,提出了“以法为本”的经典论断{2},填补了法家思想理论体系的空白,并将法治理论诉诸实践,丰富和完善了法家的法治思想体系。

  

二、中国古代法家“法治”思想基本观点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限制国人的律令和必须遵守的准则,就没有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很难保证统治的顺利实施,这就是法治应运而生的可能性和必要性{3}。中国古代法家是以“法治”为核心的思想学派,对法的推崇是其“法治精神”的精髓所在,奠定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格局。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都各自具有鲜明的特点,他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以法治国的主张,为法家“法治”思想的拓展与完善作出了应有贡献。如商鞅重法、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观点迥异、各有千秋,他们都在自己重视的领域里有所作为,并取得了一定成就。韩非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在继承商鞅、慎到与申不害法治思想精髓的基础上,认为法应顺时势、合人心,提出了将法、势、术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观点。虽然法家学派代表人物的观点迥异,但其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即思想核心是“富国强兵”“以法治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以法治国,缘法而治

   “法治”是法家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一是代表公平、正义,二是代表裁决、审判。管仲作为法家学派的思想先驱,他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法治主张,并初步奠定了法家的思想基础。他在《管子•明法》中讲道:“威不两错,政不二门,故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第一次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以法治国”的概念,认为“法”是公正无私的体现,对后世法家思想影响深远。商鞅主张“任法去私”,要把法家思想理论应用到秦国变法的具体实践中,他在《商君书•慎法》中指出,“明王之治天下也,缘法而治”,追求法律的平等性。韩非子在《韩非子•有度》中讲道:“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即主张法律面前不分贵贱等级。法家认为,要严格依法办事,维护法律的绝对权威,坚决反对在“法令”之外讲仁爱、道德,主张“缘法而治”,要排除一切人为的因素,一切遵从法律规定。法家认为法律是用于奖功罚过的金科玉律,一旦法律颁布生效,就必须“官不私亲,法不遗爱”,君臣要“任法去私”,法即规矩强调了“法”作为规范社会的统一标准,不能随意更改,体现了“法”的客观性和稳定性。虽然法家所宣扬的“法治”是出于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目的,但它明确提出“刑无等级”,即法律不仅适用于普通百姓,对于官吏也同样有效,体现了法家追求权利平等的历史进步性。

   2.法自君出,不从臣出

   君权与法律的矛盾是法家不可避免的问题,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封建君主专制的统治仍有其合理性。法家尊君,主张君主权力专断,宣扬“法自君出,不从臣出”的政治主张。管仲对法的来源进行了明确阐述,他在《管子•任法》中提出“生法者,君也”,而且在《管子•明法解》中也强调“法政独制于主,而不从臣出”。从这里可以看出,君主显然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君主掌握着国家立法权,一个“独”字又完全排除其他臣民的立法权,其所宣扬的法权即君权。商鞅在《商君书•画策》中讲道:“胜民之本在制民,若冶于金、陶于土也。本不坚,则民如飞鸟禽兽,其孰能制之?民本,法也。”商鞅指出要“制天下”,必须要“先制其民”,要治理国家的民众就必须施行法治。韩非子在《韩非子•心度》中提出“治民无常,唯治为法”的论断。君主运用法律来治理民众、实行封建专制统治,只有“政法独制于主”,才能保证“政不二门”,最终达到统一立法权之目的,即讲求君主专政。

   3.明法去私,布之于众

   韩非子强调君臣利益的对立,坚持“以术御臣”,将君主与官吏置于对立的位置。他曾提出“明主之道,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以及“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韩非子•饰邪》)等主张,强调任何道德、情感都不能代替法律,即“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法家不区分关系亲疏,不分别地位尊卑,明法去私,一切要用法律来衡量,将法律作为衡量是非功过的准绳。此外,法家还提倡法律应“布之于众”,即要让平民百姓知晓法律条令,以明白易懂的文字对法令加以阐释。韩非子在《韩非子•难三》中指出“使境内卑贱莫不闻之”。他还提出:“法者,编著图籍,设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此外,商鞅在《商君书•定分》中也讲道:“使万民皆知所避就,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而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既然法律是公开宣布、要让百姓了解和遵守的,那么在制定法律条令的同时,就应当做到“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官不私亲,法不遗爱”,将法律布之于众,让百姓明法懂法,以便能遵法守法,确立法律权威。

   4.法不阿贵,刑无等级

   公正是法最本质的特征,法家已经认识到法律适用的平等性。“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是法家有别于其他思想学派的鲜明特征。商鞅在秦国施行变法时,建立了一套维护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治国之道,通过法律手段来剥夺旧贵族特权,主张“法不阿贵”“刑无等级”,任何人触犯法律,都应受到应有的惩罚。商鞅强调“以法治臣,君臣合作”,他在《商君书•修权》中说,“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在《商君书•赏刑》中也说,“自卿相将军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还有“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等,皆体现了法家公平执法的坚定决心。法律应该具有平等的内容,法律面前不分贵贱、去私为公、一律平等的主张,确立了“刑无等级”的治国思想,捍卫了法律的公平正义,也保证了法律的绝对权威性。虽然在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的时代背景下,“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政治主张,只是君主宣扬法律平等、维护其封建专制统治的口号,并没有得到具体的贯彻实施,但法家反对封建贵族特权的思想,是封建社会里民主意识觉醒的体现,对后世执法思想亦有启发作用。

   5.因时立法,法与时转

法家一贯主张法律应“随时而变,因俗而动”,坚持“法与时转,治与时宜”的基本立法精神,这种思想有别于儒、墨、道三家的理论,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具有与时俱进的先进性。法家学派主张进行锐意改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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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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