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超民:美国财政困局的国际贸易效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3 次 更新时间:2018-08-20 22:5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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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超民  

   研究指出,特朗普内阁上台预示着中美贸易摩擦上升到了更高阶段,美国对华“贸易制裁”只是表象之一。而美联邦长期面临财政与贸易“双赤字”困局,财政赤字是贸易赤字的主要根源之一。全文论述当前特朗普当局“双赤字”困局带来的国际贸易效应。研究分五部分:联邦财政困局冲击了正常国际经贸关系;美国解决贸易赤字难题仅靠改革国际税制还不够,必须削减赤字规模; 我国在国际经贸关系中必须维护和坚持平等互利原则;针对美国联邦国际税制改革的歧视性规定、通过滥发债务填补经常预算赤字等做法,表明坚决反对立场,同时加快推进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

  

一  问题的提出

  

   2017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演变到了更高阶段。在共和党总统特朗普上台后,习近平主席2017年4月6~7日访美,双方共同宣布,实施中美“百日贸易计划”并开始“美中全面经济对话”(CED)议程。2017年5月11日,中美双方宣布,中国将向美国开放牛肉、生物技术产品、信用评级服务、电子支付服务、证券保险与结算业务,以此作为“百日贸易计划”的一部分。同时美方同意向中方开放禽类产品进口,并欢迎中方采购美国液化天然气。2017年7月19日,中美举行首次“美中全面经济对话”,美国将此次会谈聚焦于“为美国工人与企业争取实质性成果,对攸关美国利益的议题,也将通过‘美中全面经济对话’求得显著进步”。但会谈后双方未宣布具体成果,紧接着有分析声称,特朗普为了实现“美国优先”的贸易摩擦戏码即将开演。2017年8月18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宣布对中国的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以及技术创新政策对美经济利益的影响进行第301条调查。2017年11月8~10日,特朗普总统访华。他宣布美中双方签订了2500亿美元的商业合同。白宫宣布,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将共同致力于建设公平与互惠的美中商业纽带。特朗普总统提到了美国对华贸易赤字问题,提出双方应立即着手推动解决造成贸易赤字的不公平贸易政策及阻碍市场成功的壁垒。他声称他只是批评造成这种既不公平、又不平衡的双边贸易关系的历届美国行政当局。2017年11 月28日,美国商务部公告,自行对产自中国的普通铝合金箔进行双反调查,这是1985 年以来美国商务部首次展开此类调查。2017年12月12日,美国、欧盟与日本贸易部长发表联合声明,明显地针对中国所谓造成产能过剩的财政支持与扩张产能政策表达关切,并指责中国所谓不公平竞争、强制性技术转让、国产化政策与偏好以及严重扭曲市场的补贴政策。美欧日还指责说,上述政策不利于良好的国际贸易开展、创新性技术的产生以及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并发誓密切合作进行阻击。2018年1月18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了中国的WTO遵从报告,声称美国错误地支持了中国加入WTO,而中国却未遵守承诺,也未有效地建立开放而基于市场导向的贸易体制。2018年3月8日,特朗普总统命令,分别对美国进口的钢材与铝合金征收 25% 和 10% 的关税。2018年3月22日,特朗普总统声称,对自中国进口的部分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对中国在美技术投资实施新的限制措施,对于中国歧视性知识产权许可政策向WTO提起争端解决诉讼,并于次日开始实施。2018年3月30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有关外国贸易壁垒的全国贸易估计报告》,攻击中国的技术转让做法、《中国制造 2025》等产业政策、产能过剩以及网络安全措施。2018年4月1日,中国宣布对美国进行关税报复30亿美元,正式回应美国主动挑起的“贸易战”。可见这场由美国挑起的贸易战始于第一次“美中全面经济对话”的不欢而散。表面症结是特朗普当局未能“为美国工人与企业争取实质性成果”,但是我们认为,这次对华贸易战宣示并传达了美国在国际社会治理框架下对中美政经实力交织的焦虑,也昭示着联邦财政正在逼近不可持续极限。那么美中经贸关系的症结究竟是什么性质?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能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吗?这场贸易战将何去何从?我们从中得到了什么启示?如何调整有关政策?这是各界所关心的问题,必须回答。


二  美国巨额贸易赤字的本质是长期预算赤字的外在表现

  

   当前美国国家治理政策面临三重长期财政困局。亚当·斯密说,“财政乃庶政之母”。他典型地指出了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核心与支柱地位,而联邦政府的三重财政困局即:财政收入不足与支出无度的矛盾、本国储蓄不足与国际资本流入的矛盾、通过税制改革减税与财政负担加重的矛盾,然而矛盾的核心是经常预算赤字长期过大。由于美国政府支出无度,长期赤字形成了巨额负债,赤字与负债以及支出压力累积恶性循环,导致联邦负债在大衰退后急剧翻番,并加剧了长期预算赤字发展,最终反映为贸易赤字持续增加。很多时候人们探讨贸易赤字问题时,习惯从贸易赤字本身寻找答案,有关方面与大众舆论也过于重视对策性思考, 所以这种贸易-预算“双赤字”效应多被忽视,从而这种专门的探讨也就很难得到重视。现在特朗普总统在试图解开这个死结的时候,却采取了对华进行“贸易制裁”的错误思维,是本末倒置,对此本研究将尝试予以厘清。

   “双赤字”是战后美国国家治理困局的常态。在经历了1970年代的滞涨性危机后,从 1980年代开始,美国经常性贸易赤字现象长期化,同时联邦预算赤字也在不断增加,“双赤字”相互交织,并对经济、财政、社会产生扩散性影响,成为联邦政府难解的困局,并冲击国际经贸关系。对此,美国政学两界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争论,虽然理论上的认识问题已经解决,但是如何从国家治理政策方面应对困局,显然迄今并未达成共识,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动辄对外国进行“贸易制裁”的主要动因之一,当前这个表现尤为严重。

   美国贸易赤字的根源来自联邦预算赤字。在局部均衡条件下,我们不考虑货币强弱与汇率变化因素,一国的财富(GDP)可用物品产量与服务提供之和衡量,两者的价值之和等于收入之和,而价值之和进一步分解为个人消费(C)、投资(I)、政府支出(G)以及出口(X),收入之和则又可分解为消费支出(C)、税收(T)、个人储蓄(S)以及进口(M),即C+I+G+X= C+T+S+M。那么,I= S+(T-G)+(M-X)。亦即,一国的投资决定于私人储蓄(S)、政府储蓄(T-G)及资本流入或净出口(M-X),也就是总投资等于总储蓄。上述三个变量 S、T-G、M-X 之间是互补关系。维持正常国内投资的总储蓄又等于政府储蓄(财政盈余或赤字)、企业储蓄(利润与红利)和家庭储蓄之和。经济学理论还指出,一国资本的流入,其后果是等量的物品进口,这就是美国必须长期大量进口国际商品的扼要解释。反过来,也就是说, 美国的预算赤字与贸易赤字是相生相克的,维持资本流入必然带来贸易赤字,维持自由贸易体制也会产生贸易赤字、进而可能造成预算赤字,反之亦然。或者说,特朗普总统只有停止联邦政府的长期预算赤字,才有可能终止长期贸易赤字。

   美国要消除贸易赤字取决于未来能否消除长期预算赤字。目前,联邦政府储蓄(即预算盈余)与跨国资本流动(即外国对美投资)两项长期处于赤字状态,而私人储蓄率也居世界最低国家之列,家庭平均储蓄资金极其有限,这就导致美国无力运用国内资本进行长短期投资。自1930~2017年的88年里,联邦预算盈余年份只有13个,年均财政盈余只有 GDP 的1.28%,而财政赤字年份多达75个,前后88年的年均赤字率 3.13%;另据 2017年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OMB)估算,未来在2018~2023年联邦预算年赤字率将升至4.0%,上升趋势十分明显,而且将大大超过稳健财3%的赤字率,危害很大。目前联邦年度预算赤字累积已达到 13.26万亿美元,还形成了长期债息负担。据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联邦财政规划方案,1947~2017年的联邦净利息支出平均高达 GDP 的1.9%,以2017年不变价计算约为 3400亿美元。从美国财政史观察,在20世纪80~90年代的20多年里,联邦政府年债息负担达到最高值,而自大衰退至今10年来,由于国际市场利率极低,财政部债息支出大大下降,但是2017财年仍高达2630亿美元,占当年 GDP 的1.4%。一旦未来联邦利率恢复到历史均值,债息负担将急剧加重。据CBO的财政规划,到2027财年联邦利息支出将达到 GDP 的 2.9%,而到2019财年,联邦年度预算赤字也将永久性升至万亿美元以上。可见随着联邦财政赤字扩大,未来贸易赤字也将达到历史新高,这一点料无疑问。

   联邦财政赤字及债务负担加剧财政风险。一国债务来自财政赤字的累积与债务利息支出,其外在表现形式为国家债券。美国财政部发行的债券既被政府机构持有,也有公众持有,前者主要包括社保基金、医保基金、住房基金等,后者则在国内国际市场流通,全球持有。1965年,美联邦债务总额仅为 3223.18 亿美元,其 GDP 占比为45.4%,公众持有的债务占比 36.7%,到了1981年末,债务总额上升至近1万亿美元,但是GDP占比下降到31.7%,公众持有债务占比 25.2%。再到 2007 年大衰退爆发时,债务总额已高达89507.44亿美元,债务GDP占比升至62.5%,公众持有债务率升至 35.2%,此后到2017年,其中5个年度赤字高达万亿美元以上,2012年赤字总额与当年的GDP相当,公众持有债务占比升至 76.5%,2017年末联邦债务总额已高达20.21万亿美元,约等于当年GDP的 105.4%,同时公众持有债务上升到76.5% 。据OMB预测,2018~2023 年联邦赤字每年都在万亿美元以上,公众持有债务占比均大于 81%。从美国国债的发行看出,利息负担与公众持有债务比重的上升最为明显,这是财政风险越来越大极为显著的信号,将来联邦财政风险必定殃及国际经济。对此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已经做出了回答,2011年8月 5日标准普尔信用评级机构把美国国债的信用评级从AAA下调到AA+后,沃顿商学院教授 Richard J. Herring 认为,其中的原因“傻瓜都知道”。他同意评级机构所言,是因为“美国国家治理与决策越来越不稳定,效率更低、比此前我们所相信的更难预测”。 2018年1月16日大公国际在事隔五年后将美国本、外币主权信用等级由A-下调至BBB+,评级展望负面,大公国际直指美国联邦政府国家治理困局的核心问题,即赤字支出无度,偿债能力低下。自2010年7月11日迄今,大公国际已4次下调美国本外币信用国际评级。我们认为这是非常及时和清醒的一份报告,对于各国政府的财政基础建设与国家治理不啻是一剂清醒剂。

美国家庭储蓄能力与意愿急剧萎缩。家庭储蓄率的长期下降始于1960年代中期,当时约翰逊总统开始实施“伟大社会”计划,通过了《1935年社会保障法修正案》(Social Security Amendments of 1965,H.R. 6675 Approved,July 30,1965 Public Law 89-97)建设医保计划(Medicare)与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两大社会工程。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家庭储蓄率开始缓慢下降,大致经过了几个阶段:自1959~1976年底,个人储蓄率维持在10%以上,个别月份甚至达到了17.0% (1975年5月);此后到1984年12 月以前,个人储蓄率徘徊在10%左右(最高12.7%,最低8.5%);此后即稳定下跌,到了1999年4月一举跌到 5%以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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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美国史研究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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