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维中: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和陈云的经济指导思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2 次 更新时间:2018-08-20 00: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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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维中  

   [摘要]长期以来,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一直存在着盲目追求高速度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也是这样,经历了调整、高涨、再调整的过程。陈云在这十年中一直强调建设社会主义强国首先要把“实事”搞清楚,从长期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该调整的时候就要退够,等等。实践证明他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所提出的这些基本原则是完全正确的,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20世纪80年代  陈云  经济建设  发展速度

  

   20世纪80年代是我们党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探寻发展与改革新路的具有关键性的十年,也是经历了调整、高涨、再调整,在风浪中前进的十年。陈云在这十年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所提出的一些基本原则是他几十年经验的结晶,至今仍然闪烁着光芒,对现实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76年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经过拨乱反正,党的经济建设指导思想在有些方面有了重大进步,而在有些方面却一仍旧章。

   在对外开放方面,确立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和引进国外技术人才的方针。这在中央,在邓小平极力倡导下,主要领导人的思想是一致的。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在对内搞活方面,1978年提出了不仅要扩大地方的权力,发挥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更要扩大企业的权力,发挥企业的积极性,给企业以必要的独立地位。同时,强调尊重农业生产队的自主权,贯彻多劳多得和等价交换的原则。这在中央,思想也是一致的。这也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但是在经济发展的目标、经济发展的方针方面,当时的中央没有分析经过林彪、“四人帮”十年破坏、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情况,并据此作出新的部署,而是继续沿袭过去的一些老口号,并且加了码,最后导致了1978年的冒进。

   1977年2月,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汇报时有调整经济部署的提法,中央领导人不同意提调整,说今年经过努力,要前进一步,而且为今后三年更好地完成五年计划打基础。接着,提出了抓纲治国,今年初见成效、三年内大见成效的目标。

   同年四五月间,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中央领导人认为,只要把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发动起来,完全有可能在今后23年时间内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时提出,石油部不能只有一个大庆,要有十来个大庆。5月1日,中央领导人发表文章,引用了毛主席1956年说过的话,再搞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那就要开除球籍。1963年时,毛主席已经认为20世纪末赶不上美国,改为走在世界的前列。这时重提超过美国,就把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又提高了。

   1978年6月,赴日本、赴欧洲两个代表团访问归来,向政治局汇报。中央领导人提出,日本实现现代化只用了13年,德国、丹麦也是十几年,今年我们起步是3000万吨钢,日本起步时只有2000万吨钢,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有九亿人口,资源丰富,只要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安定团结,调动积极因素,可以赶上去。7月国务院召开务虚会,提出了“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9月务虚会总结,根据中央常委的意见,提出“组织新的大跃进”,提出“要比原来的设想更快的速度实现现代化,要在本世纪末实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引进规模从年初定的八年180亿美元增加到十年800亿美元,最近三四年先安排三四百亿美元。务虚会后,在没有相应的外?正和借到外资的条件下,突击签订引进合同。两次追加基本建设投资,建设规模又搞大了。九十月间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安排1979、1980年两年计划。由于追求高指标和过大的建设规模,物资、财政平衡不下来,留下很大的缺口。1977、1978两年就是这样热起来的。真正搞冒了的是1978年。

   粉碎“四人帮”后,我们面临的是一种什么情况?一是粮食产量已经几年徘徊不前,粮食供应严重不足,库存已到警戒线。二是煤矿采掘失调,掘进严重欠账,产量稳定不住;电力供应紧张,保了新厂就保不了老厂,保了老厂就保不了新厂。三是财政拮据,捉襟见肘。四是人民生活十年来没有什么改善,农民从集体分得的收入几乎没有增加,职工平均工资还有所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本应休养生息,控制建设规模和调整投资结构,却来了个大跃进,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

   随后的1979、1980两年,发生了要不要调整的争论。首先发现和提出问题的是陈云。

   1978年12月10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经济问题发表了五点意见。他说:“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根据现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首先弄清楚事实,这是关键的问题。……建国快三十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怎么行呢?”“在三五年内,每年进口粮食可以达到两千万吨。我们不能到处紧张,要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摆稳这一头,就是摆稳了大多数,七亿多人口稳定了,天下就大定了。……我们的起点,是三千万吨钢。但是,不能光看钢铁这个指标。我们同日、德、英、法不同,工业基础不如他们,技术力量不如他们,这两点是很重要的。……对于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各方面都要上,样样有缺口,表面上好看,挤来挤去,胖子挤了瘦子,实际上挤了农业、轻工业和城市建设。……材料如有缺口,不论是中央项目或地方项目,都不能安排。”[1]

   1979年1月陈云再次批示:“国务院通知中‘一九七九年有些物资还有缺口’。我认为不要留缺口,宁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某些项目”,“我认为有物资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2]

   3月14日,陈云以他和李先念的名义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对目前和今后的财经工作提出以下原则意见:“(一)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二)从长期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三)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四)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五)钢的指标必须可靠。……钢的发展速度,要照顾到各行各业(包括农业、轻工业、其他重工业、交通运输业、文教、卫生、城市住宅建设、环境保护等)发展的比例关系。(六)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1](pp.248~249)

   3月21~23日,政治局听取和讨论国家计委关于修改1979年计划的汇报。汇报指出:1978年建设规模搞大了,引进搞急了,钢搞多了,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失调,要下决心,进行调整,加强农业和轻工业,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工业增长速度由12%降为8%。在这次会上,陈云进一步讲了他的意见。他说:“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九亿多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革命胜利三十年了还有要饭的,需要改善生活。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的。”“单纯突出钢,这一点,我们犯过错误,证明不能持久。”“要有两三年调整时间,最好三年。”“现在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基本建设项目大的一千七百多个,小的几万个。赶快下决心,搞不了的,丢掉一批就是了。搞起来,没有燃料、动力,没有原料、材料,还不是白搞。”[1](pp.250~253)这次政治局会议批准了国家计委提出的调整计划,并且确定了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接着,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明确了用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讨论中,一部分省市和部门的领导人思想通了,认为不调整不行。一部分人思想并没有通,说刚刚提出组织大跃进,要三年大见成效,怎么一下又来了个调整,接受不了。经济发达的地区要求允许继续前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要求不要一刀切,对于一些大项目都提出这也不能下那也不能下。

   中央领导层的认识也并不一致。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后,有的中央领导同志不讲三年调整,大讲三五年内要打一个比较大的翻身仗,提出如果今后五年每年以12%~15%的速度前进,五年后我们的工业总产值就将近翻了一番。

   9月,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国家计委关于1980、1981年计划安排的汇报。汇报提出,1980年财力上不去,基建还要下,工业速度要减到6%。9月18日陈云再次讲话,指出:“经济的调整,即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是必要的,并不是多此一举。”“我们的基建投资,必须是没有赤字的。就是在财政平衡的基础上,看能够拨出多少钱用于基本建设投资,以这个数字来制定基本建设计划。”“目前人民向往四个现代化,要求经济有较快的发展。但他们又要求不要再折腾,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我们应当探索在这种条件下的发展速度。”[1](pp.264~268)

   10月,中央召开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统一思想认识。在这次会上,有的中央领导同志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说去冬今春刮了一股失调风,担心今冬明春再来一股风,把气泄下来,主张搞一个加快工业发展的决定。

   由于认识不一致,调整工作阻力重重,该下的项目没有下,地方又盲目上了一些重复建设项目。1980年春又提出搞十年规划,大家的心思又用到经济翻番上去了,更分散了调整的精力。一直到1980年10月,经济中的问题暴露得更加明显,农业减产,能源紧张,财政赤字增大,物价上涨较多。11月11日财政部紧急报告,11月份基建拨款30亿元分文未拨,国防费还有十多亿元未拨出去,中央财政库存仅剩下10亿元,要求再次向银行透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开会,感到问题严重,提出在形势好的情况下,要看到潜伏着的危险,搞不好,要爆发经济危机。经过几个月的讨论,最后决定一步退够。

   1980年11月28日,在中央常委和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陈云讲话,他说:我脑子里有一条,基本建设搞铁公鸡,一毛不拔,有人说耽误了时间,从鸦片战争以来,耽误了多少时间,现在耽误三年时间有什么了不得?就是一毛不拔,置之死地而后生。历史上我是机会主义,让我再机会主义一次。讲要上的理由有的是,这种话听了几十年了,最后说不搞,还不就是不搞了。三年不搞,一毛不拔,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天塌不下来,事情反而更好办一些。邓小平完全同意陈云的意见。[2](p.262)于是决定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再次讲话。他说:“必须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一九五七年以前一般情况比较好些,一九五八年以后‘左’的错误就严重起来了。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代价是重大的。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在‘左’的错误领导下,也不可能总结经验。”“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不要害怕这个清醒的健康的调整。可能有些议论:‘这会耽误三几年。’不怕。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已经耽误了一百多年。而且这次调整不是耽误,如不调整才会造成大的耽误。因为我们这次调整是清醒的健康的调整。我们会站稳脚跟,继续稳步前进。”[1](pp.281~282)

这样,经过1979、1980年的实践,经过1980年10~12月翻过来掉过去的讨论,由于陈云的果敢决断、邓小平下了决心,进一步调整的大方针最后确定了下来,并付诸实施。事实说明,这一次调整不仅是国民经济的调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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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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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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