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建邦 胡耀平:郑洞国与中国驻印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18 次 更新时间:2018-08-20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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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建邦   胡耀平  

中国驻印军的训练基地设在印度的蓝姆珈。在这里,驻印军接受了全套的美械装备,并开办了由中国方面负责行政管理、美军人员执教的蓝姆珈训练学校。驻印军的各级军官和士兵,分别在营地受到了历时半年多的严格的军事训练。

中国驻印军的补充兵员,都是国内精选的,各方面素质很好,通过严格的训练,官兵很快熟练掌握了美械装备和亚热带丛林作战的要领,军事素质得到很大提高,成为缅甸战场上无坚不摧的抗日劲旅。以后,在这支部队基础上扩编的新1军、新6军,也成为国民党军队五大主力中的两支主力部队(其他分别为第5军、第18军、第74军——作者注)。

1943年11月30日,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参加开罗会议归国途中,在蒙巴顿等英美将领陪同下,曾在印度蓝姆珈做短暂停留。当时新1军主力已开赴前线作战,但蒋介石还是饶有兴致地检阅了部分中国驻印军部队。蒋看到受检部队装备精良、部伍严整,官兵精神饱满、士气旺盛,心中大为高兴。

不过,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在蓝姆珈逗留期间,也有一个小插曲:他们夫妇及随行人员一到营地,美方人员就一再邀请他们下榻于总指挥部内,但蒋介石却坚持住在新1军军部里。此举让美方人员颇为尴尬,也让祖父郑洞国十分为难,因为新1军军部的营房实在太简陋了。情急之下,祖父只好将自己的卧室让出来,稍加布置,临时充作蒋介石和夫人的下榻处。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当时中美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

祖父初到印度,确实经历了一段痛苦的煎熬。这种煎熬源自史迪威将军对祖父的排斥。

本来,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在中国驻印军的指挥权问题上,已经有着尖锐的矛盾。史迪威坚持中国驻印军必须置于他的完全领导之下,不允许重蹈上次入缅作战因指挥系统混乱而失利的覆辙。蒋介石则希望通过美援来壮大国民党军队的力量,改善国内正面战场抗战的局面。但他不会同意将军队完全交给一个外国人来控制。

斗争的结果,蒋介石被迫同意放弃任命一位驻印军副总指挥的打算,而是在总指挥部之下,成立新1军军部。祖父就任新1军军长一职,实际上是两人相互妥协的产物。

史迪威将军对祖父的到来并不欢迎,而且怀有戒心。这一点可以通过后来出版的《史迪威日记》一书中得到证实。他对祖父的排斥,集中体现在对新1军军长职权的限制上。

祖父到任之后,除了身边的警卫排,无权指挥任何一支部队。他的责任仅限于掌握军队纪律,鼓舞部队士气。史迪威甚至不希望祖父常到前线去,因为那样会增加他与部队接触的机会。祖父为此只好派遣身边的作战参谋们经常到前线各部队当中去,而前线各部队长也非常希望藉此机会加强与军部和国内的联系。祖父的作战参谋黄仁宇晚年在回忆录中还洋洋自得地写道:他一到前线,师长和上校们就知道了他的名字,他有机会在军用帐篷里与各师长单独进餐,并乘坐吉普车到前线各阵地巡视。不仅如此,他和潘德辉、田申等人还亲身参加了剧烈的战斗,黄仁宇在攻击密支那的惨烈战斗中就曾腿部负伤。

为了使祖父能名正言顺地联络驻印军各直属部队,重庆军委会后来专门任命他兼任了驻印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

祖父如此,他的下属如孙立人、廖耀湘两位师长,开始同样也没有作战指挥权。缅北反攻战役开始后,孙、廖两位将军表现出来的优秀指挥才能,终于得到史迪威的首肯,才同意他们行使自己的正常指挥权利。

以后随着史迪威与祖父关系的融洽,他逐渐放松了一些限制,在一些重要战役的紧要关头,还委派祖父到前线参与一些指挥、督战行动,密支那战役便是一例。

按史迪威将军最初的设想,中国驻印军营以上军官都要由美方人员担任,如同英国在印度的军队一样。为此他从美国调来三百余名军官,准备接替中国军官的职务。这种将中国军队视为殖民地军队的做法,理所当然地遭到中方的断然拒绝。史迪威只好将这些美军军官分散到部队中担任各级联络官。美军联络官的权力很大,有时不通过同级中国部队长便调动军队,以至引起中国驻印军官兵的强烈不满和抵制,曾几乎酿成流血冲突。后经祖父等中国将领的抗议,史迪威才对他们有所约束。

如果说史迪威不好打交道,那么他的参谋长柏德诺将军就更加狂妄无礼了。起初,他要求驻印军依美军军制,授予参谋长指挥、调动部队的权利,遭到祖父等中国将领的抵制,由此怀恨在心,频频在部队训练、物资配给等方面刁难、作梗。祖父忍无可忍之下,只能不断与其交涉。某次针对柏德诺在部队建制与临时配属关系问题上的不当安排,祖父耐心向他解释说下属部队犹如一个家庭的几个儿子,不能随意分割。柏德诺听烦了,竟然狂吠:“这些部队是你们的儿子,却是我们的孙子!”祖父愤怒极了,向史迪威将军提出抗议,表示中国是主权国家,不能接受殖民地式的态度和待遇。史迪威不痛不痒地打打圆场,才将事情掩饰过去。根据中美间的协议,美国还将在中国国内战场装备国民党十三个美械军。史迪威提出这些军队应与驻印军一样,由美军将领来指挥。对此蒋介石坚决反对,不肯再做出任何让步。

不久,史迪威又提出要将美援中的一部分分配给八路军,并派包瑞得去延安建立美军观察组,自己还打算亲自去延安。

这下可触到了蒋介石的痛处,蒋无法再忍受下去,冒着与美国人闹翻的危险,于1944年10月致函美国罗斯福总统,坚决要求撤换史迪威。

考虑到中国这个盟友在远东的重要性,罗斯福总统不得不做出妥协,很快复电同意蒋的要求,改派魏德迈将军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索尔登将军任中国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失望至极,只好悻悻地返回美国去了。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祖父在印缅战场的处境十分艰难。他既要千方百计地搞好与盟方的关系,又要小心翼翼地维护国民政府和中国军队的尊严和利益。还要顾全大局,努力调解和平息部队中对盟方的不满和愤恨情绪。在祖父晚年的回忆录《我的戎马生涯》一书中,对此曾有细致的描写。

据说,一向处事温文尔雅、不温不火的祖父,有时也难以忍受美国人的轻慢和无礼,曾两次飞返重庆,面见蒋介石,要求调任回国。蒋先是大骂,继而温言抚慰,总之是要他为了“党国”的利益,继续忍耐下去。

应当说,史迪威将军是一位为人正直、颇具军事才华的美军将领。他在对日作战方面,不仅态度认真、积极,而且很有战略眼光,指挥上也有一套办法。尤其是他待士兵很亲近,完全没有官架子,慢慢地赢得了驻印军官兵们的钦敬,被大家亲昵地称为“乔大叔”。在战事紧张的时刻,只要高大瘦削的“乔大叔”出现在阵地上,总会引起战士们的欢呼,勇敢地冲锋陷阵。

史迪威将军在处理与祖父等中国将领的关系问题上,比起他的某些美国同事,应当说还是相对理性的。尽管他与蒋介石的关系始终紧张,对祖父等中国将领也怀有戒心,甚至笼统地认为国民党军队的将领们都是昏庸腐败的一群人。但他对待祖父等人,还是能够把握住基本的分寸,对于祖父等人提出的意见,包括对一些美方人员骄横无礼做法的批评意见,只要认为对工作有益处,也往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采纳和接受。

以后双方共事久了,彼此的信任程度逐渐加深,史迪威将军慢慢转变了对祖父和孙立人、廖耀湘等中国将领的看法,大家有了一种相互信任、患难与共的感觉。正是这种相互的尊重和信赖,才使中国驻印军在整个缅北反攻战役中,始终保持着指挥上的基本协调和统一,这是后来取得战争胜利的基本保证。

祖父在与史迪威等美方人员共事过程中,也慢慢有了一些心得。基于史迪威将军对日作战的坚决态度,祖父对他十分尊重,从始至终地积极协助他工作。对于其他美方人员,则以不卑不亢、宽和大方的态度,尽量与之友好相处。即使双方一时发生了矛盾,也努力保持冷静和理智,以适当的方式加以调解。但在涉及国家和军队尊严、利益的重大问题上,祖父并不含糊,一定严守原则,敢于坚持。

史迪威将军有着美国人特有的爽直性格,性情也比较急躁。但作为一位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入了解的中国通,他对祖父仁厚宽和的道德修养倒是颇为欣赏,曾多次当面称赞他是一位标准的中国军人。以后史迪威将军在失意地离开中国前,曾特意返回缅北前线,看望中国驻印军官兵,并与祖父等人依依惜别。

史迪威将军与祖父前后共事一年有余,这两位异国军人之间的情谊,或许可以说是那时中美两国之间的一段佳话。

史迪威的继任者索尔登将军,虽然无意更改前任制定的游戏规则,但对祖父似乎很尊重和客气,经常主动与他商议军务,两人还常常一起到前线去视察部队,指挥作战。

1942年春,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失利,使我国主要国际交通线滇缅路被切断,从此盟国援华物资只能依靠飞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空运。由于补给量极少,远不能满足国内的需要,因此重新打通滇缅路,已是我国大后方坚持抗战的迫切要求。美国为了减轻在太平洋战场的压力,也希望协助中英军队规复缅甸,拖住大批日本军队。

此后中美英盟国之间,围绕反攻缅甸的军事方略进行了频繁的协商,作战方案也几经调整。遗憾的是,英国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始终对重返缅甸一事态度犹疑,甚至在英美苏三国首脑参加的德黑兰会议后,英国首相丘吉尔竟决定放弃缅甸作战计划。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双方征得蒙巴顿将军同意,决定中国驻印军单独于1943年10月下旬发动缅北反攻战役。

中国驻印军的作战方针是:从列多前进基地出发,一面筑路,一面作战,经野人山进入胡康谷地及孟拱谷地,夺取缅北重镇孟拱、密支那等要点,然后经八莫,向曼德勒推进,将日军聚歼于曼德勒附近地区。

这条进攻路线从地图上看似乎便捷,实际上要通过的地方不仅有道路崎岖、人迹罕至的野人山,还有森林密布、河流纵横的胡康谷地、孟拱谷地,迫使我军背绝地以攻天险,无论筑路、行军、作战都十分困难。

史迪威将军原本打算指挥拥有重型装备的中国驻印军,从地势较平坦的印度英帕尔地区出击,这样不仅筑路容易,也可一举切断缅北日军交通线,直接向孟拱、八莫之敌发动攻击。但驻印英军总司令韦维尔将军坚决反对。他担心中国军队深入缅甸中南部,对大英帝国战后重新控制这块殖民地不利,因而宁愿让中国军队牺牲更多年轻士兵的生命,去被国际上一些军事学家认为根本不能作战的绝地中奋战。作为一个中国人,今天我们重温这一段历史,心中真是不胜唏嘘!

正当中国驻印军在缅北与日军苦战并节节向前推进之际,日军突然向印度英帕尔地区的英军,发动了计划已久的空前猛烈的大规模攻击。这时,始终消极避战的英国人才不得不硬着头皮投入战斗,在英帕尔-科希马地区,与日军展开了一场为时三个月的激烈而残酷的厮杀。

日军的进攻目的十分明确,他们企图攻占英帕尔地区,摧毁这里的机场和仓库,消灭驻防在这里的英军。一旦得手,不仅可以彻底击碎英国人重返缅甸的梦想,也因切断了阿萨姆-孟加拉铁路,使在缅北作战的中国驻印军失去后方,不得不重蹈1942年春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失利的覆辙。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英帕尔的英军能不能击败日本人的进攻,对于整个东南亚的战局的确十分重要。据说战役的紧要关头,中国驻印军曾有抽调精锐的新38师协防英帕尔英军之议。幸运的是,这回英国人努力作战,而且打得不错。经历一场凶残的大战之后,日本人丢下近五万具尸体,狼狈地撤退了。

为了牵制日军,策应中国驻印军和在英帕尔的英军行动,集结在中国滇西的十余万中国远征军,于5月11日强渡怒江,向日军第56师团等部队发起猛烈进攻,迫使日军三面迎敌,战略上陷于很不利的境地。

或许可以说,日军对英帕尔的冒险进攻,虽然给驻印英军和中国驻印军一度造成很大威胁,但客观上也把英国人重新拉回缅甸战场,最终形成中美英协同对日作战的局面,这大概是日军和盟方都始料不及的。

1943年10月中旬,缅甸的雨季结束后,中国驻印军新38师112团,奉命进入野人山,分三路向胡康谷地的新平洋、于邦一线挺进,拉开了缅北反攻战役的序幕。

驻守胡康谷地和孟拱谷地的日军,是号称“亚热带丛林之王”的第18师团。该师团擅长亚热带山地和丛林作战,在日本发动南下作战后,曾横扫东南亚的美英军队,一路所向无敌。这支强悍的日军,现在成了中国驻印军在缅北战场的主要对手。

由于总指挥部情报有误,新38师112团在攻占新平洋,开始猛攻于邦时,才发现在这里据险防守的日军第18师团有整整两个联队的兵力。但中国驻印军参谋长柏德诺将军坚持己见,拒不增调炮兵助战。日军第55、56联队趁机反扑,敌我拉锯争夺,战斗极为惨烈。

奉命前往支援的新38师114团1营,也被日军团团围住。该营李克己营长有勇有谋。他指挥部队凭借几棵巨大的榕树,构筑了一个坚固的阵地,在与外界的联络、补给基本中断的情况下,全营官兵以芭蕉、毛竹、树叶为食,苦撑一个多月,其间打退日军无数次进攻,歼灭大批敌人。后来日军师久无功,对我军竟毫无办法,只能消极地围困下去。

直到12月中旬,孙立人将军亲率新38师主力及炮兵部队,在原始森林中开路前进,秘密迂回到日军侧背,突然发动奇袭。日军伤亡惨重,被迫退至于邦核心阵地死守。史迪威将军这时也亲临前线督战,我军士气大振,在美空军和驻印军炮兵的支持下,经过一番剧烈的堑壕战,终于在12月29日攻克于邦。日军残兵在退逃途中,又遭我军伏击,几乎溃不成军。

中国驻印军初战于邦,就打出了军威、国威,重挫日军的锐气,粉碎了日军第18师团不可战胜的神话,大大提振了全军将士的作战信心和勇气。这次战斗,也显现了美械装备的强大火力威力。当时在国内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即使集中数倍于敌的兵力攻击作战,尚难确保胜利。但在缅甸战场上,中国驻印军常常是以寡击众,以少胜多。类似于于邦之战那样的我军连、营规模的小部队,依靠美军空投补给,在敌人的重重围困中长时间顽强固守的战例,在整个缅北反攻战役中几乎不胜枚举。

日军经此一战,也意识到这支一年多前败退到印度的中国军队,“已达到不可与昔日相比的精强程度”,从此不敢轻视我军。

于邦之战后,中国驻印军新1军之新22师、新38师,分左右两路渡过大奈河,一路都在崇山峻岭和原始森林中机动灵活地穿插迂回,不断以凌厉、迅猛的攻势夺取了日军的众多阵地,歼灭了大批日军,完全控制了胡康谷地心脏地带孟关外围的全部重要据点,并形成了对孟关的合击之势。

1944年3月5日,我新22师主力向孟关发起全线猛攻。经过一整天剧烈战斗,我军毙敌千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物资,占领了这座缅北的重要门户。日军第18师团师团长田中信一率残敌仓皇南逃。

为了使敌人尾首难顾,有力地配合新22师攻打孟关,新38师接连向大奈河、南比河右岸的日军第55、56联队残部发动猛烈进攻,歼敌近千人,迅速将拉曼河及大奈河以北的日军全部肃清了。

正当日军第18师团主力与我新1军缠斗之际,美军“加拉哈德”支队千余人乘虚抄袭日军后方,但于3月4日在瓦鲁班附近遭两个中队日军的反扑,美军大兵们立刻哇哇大叫,连连向中国驻印军求援。孙立人师长闻讯急派新38师113团星夜驰援,将敌击溃,并乘胜从东北方向向瓦鲁班攻击。这时孟关已下,新22师主力也沿公路南下,追歼向瓦鲁班逃窜之敌。

在瓦鲁班追击战中,中国驻印军战车部队立下了奇功。我独立战车第1营,在原始森林中艰难地辟路前进,于3月8日突然出现在瓦鲁班西北侧。日军尚未及反应过来,我军铁骑就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日军第18师团作战课长石川中佐、第56联队联队长山崎大佐以下四百五十余名鬼子,不是丧命于我军炽盛的战车火力之下,就是被我战车履带碾毙,只有少数“腿长”的鬼子落荒而逃。独立战车第1营随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入日军第18师团司令部,将敌人的指挥系统全部摧毁,还缴获了大量战利品,连日军第18师团的关防大印,也落到了我军手中。往日气焰嚣张的“亚热带丛林之王”,现在几乎成了丧家之犬。

次日,新22师、新38师主力陆续赶到,经两昼夜激战,歼敌千余,力克瓦鲁班。

我军攻克瓦鲁班后,日军第18师团残部被迫退守胡康、孟拱谷地的分水岭——坚布山隘口,企图凭借这道地势险要、森林密布的天险,拒阻我军南进。

为避免正面强攻造成过大伤亡,中国驻印军以新22师主力在独立战车第1营支持下,担任正面佯攻。新38师和美军“加拉哈德”突击队则分路向日军侧背迂回前进。

但廖耀湘师长求战心切,不等迂回部队到达指定作战区域,便于1944年3月18日,命令新22师向据守坚布山之敌发起猛攻。

由于山高林密,道路狭窄曲折,我军重装备优势不易发挥,双方只能短兵相接,在茂密的丛林中混战一团,彼此伤亡惨重。激战至3月26日,新22师64团攀越绝壁,突然迂回至日军阵地侧后,对敌发起猛烈攻击。这时新38师和美军“加拉哈德”突击队也先后迂回成功,我军从不同方向猛烈突击,日军再也招架不住了,遗下遍野的枪支弹药和尸体,全线崩溃逃窜。

至此,胡康谷地战役全部结束,中国驻印军不仅控制了缅北的天险要隘,也打开了通往孟拱谷地的门户。此役我军毙伤日军一万两千余人,生俘六十余人,缴获重炮、汽车等轻重武器装备不计其数。日军第18师团元气大伤,以后虽屡经补充,却是一蹶不振了。

史迪威将军对中国官兵勇猛顽强的作战精神大为赞赏,尤其对孙立人、廖耀湘两位将军,善于利用缅北山地和丛林地势,采用迂回、渗透等战术,灵活、机动地指挥作战,给予了高度评价。在这次战役中,孙、廖两位师长才开始拥有了自己的作战指挥权。

胡康谷地战役期间,祖父不顾一些美方人员的阻挠,坚持到前线去视察部队,鼓舞士气。一次行进途中,突与一股日军遭遇,发生激战。当时祖父身边只有参谋、卫士数人,情形十分危急。祖父一面命令大家用随身轻武器全力抵抗,一面烧毁随身携带的文件,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幸亏附近一支新38师部队闻声赶来,才使祖父化险为夷。

(本版摘自《铁血儒将郑洞国:中国抗日名将郑洞国图传》郑建邦、胡耀平 著,团结出版社2018年2月第一版,定价:98.00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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