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明:清代八旗衰落的原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91 次 更新时间:2018-08-19 23:5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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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世明  

   传统观点认为,清军入关之前,满洲八旗剽悍勇猛,能征善战,但随着清军入关之后,迨承平日久,享有特权的八旗子弟,终日养尊处优,游手好闲,提笼架鸟,惟知鲜衣美食,荡费赀财,无所事事,武艺逐渐荒废,后来“八旗子弟”遂成为承受祖荫、百无一能的纨绔子弟的代称。事实上,清代八旗军队走向衰落是多种因素复合作用的产物,任何历史单因归论当就不免有失片面,而且可能将一些不甚重要的因素放大而视之为根本原因。下面,我们就八旗衰落的原因略陈管见,就正于方家。

  

八旗的兵役制度

  

   《中国古代军制史》一书认为,我国古代交替辗转实行过的兵役制度主要有四种基本类型,即族兵制、征兵制、世兵制、募兵制。所谓族兵制,是指刚脱胎于原始社会尚未摆脱部落制影响的奴隶制国家,或尚处在部落行政组织与军事组织相结合阶段的王朝所实行的全族有兵役义务的适龄男丁皆当兵参战的制度。这是一种由原始社会末期居民自动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军事习惯演变而来的军事习惯法。它被国家或王朝首领认可,并强迫其全族成员接受,具有强制为兵的性质。所谓征兵制,是指国家根据所制定的关于国民必须承担兵役义务的法律或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按照军队补充、扩编需要,强制征集丁壮服现役和预备役的制度。这种制度是在国家相对统一、专制集权政治制度比较健全、经济比较发达、人丁比较旺盛的条件下实行的。实行征兵制,国民兵役负担较为平均,从征者有退役还民的可能。所谓世兵制(或称军户制),是指国家强制部分国民固定服兵役,脱离民籍,另立军籍,成为兵役世家。在军者终身为兵,并且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世代为兵;同时还要屯田积粮,以供军资。所谓募兵制,是指国家以出钱雇佣的形式募集兵员的制度,又称雇佣兵制。形式上,从役者自愿应募,役期以合同为据。但在我国封建社会经济条件下,应募者通常是失地或无业的流民,一经应募,往往终身为兵,唯不及子孙。我们认为,上述分类的最大不足在于划分标准不统一。在我们看来,从动员方式来看,中国古代兵役制度可以划分为征兵制和募兵制两种制度,有时以征兵为主、募兵为铺,有时以募兵为主、征兵为辅;从征调方式来看,可划分为义务兵制和世兵制两种,世兵制又可区分为军户制下的世兵制和部族兵制下的世兵制;从服役时间的长短来看,可划分为义务兵和职业兵两类,义务兵主要与义务兵制相联系,而职业兵则主要来自于募兵制;从兵民关系上看出,可以分为兵民合一与兵民分离两种情况。张其昀所著《中国军事史略》一书中这样写道:“募兵制先于征兵制约一百年,征兵制为募兵制之扩充,此读史者所宜注意也。后世学者动言古者寓兵于农,井田废而兵农始分。按之史实,适得其反。东周以前全为贵族兵役制,战国以后始行国民兵役制,中间春秋之世则系转变时期,而儒、墨之思想即为其旋转之枢纽,与创化之重心。”对于上述这一段话,我们不以为然,但这段话提醒我们注意募兵制先于征兵制、征兵制为募兵制的扩充却实为精辟之见。在中国历史上,无论征兵制还是募兵制,都没有成为维持中央集权国家军队的决定性制度,一个朝代单行或并行何种兵役制度以及实行过程中的变化,都不是简单地呈现出线性发展的特征。

   八旗兵制是满族特有的传统制度。最初,满族八旗是在本民族内部实行的族兵制。旗为部族的区分,亦为军事单位。以族统人,即以族统兵,凡族人男丁“人尽为兵,不啻举国皆兵焉”,以军民结合、军政结合、耕战结合为其特点。八旗的起源是“牛录”。牛录是满语的音译,意为射野兽用的大披箭。当时,女真人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皆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结队而行,十人中立一总领,称为牛录厄真。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的过程中,把牛录加以改造、充实、强化,使牛录成为固定的战斗组织。1615年,努尔哈赤规定,五牛录编为一甲喇,五甲喇编为一固山,共设八固山,每固山为一旗,这样便建立了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旗。皇太极即位后,在保持八旗组织完整性与严密性的基础上,实行“三丁抽一”,使八旗社会的兵役与战争稳定地结合起来。皇太极把后金的兵役制度与明朝相比较后指出:“南朝(指明朝。——引者注)规矩,兵民为二,民有常业,兵有常粮;我国兵民为一,出则备战,入则务农,兼以收拾兵器。”这种族兵制把经常性的生产、狩猎、训练结合在一起,与当时满族社会低下的生产力水平是相适应的。清朝统一全国后,八旗的军事职能加强,旗人但砺刀剑,无事于农亩,族兵制逐渐演变成为封建社会的世兵制。据我国学术界一些学者研究,族兵制基本上属于奴隶制社会的兵役制度,世兵制即军户制,在我国古代几起几落,反复出现,其实行的情况之一就是由族兵制过渡而来,“如北魏的鲜卑中军、镇戍兵,东魏、北齐的中外军,西魏、北周的府兵,元、清统一全国后的蒙古军、探马赤军、八旗兵,大体属于这种情况。原来的士兵及归附他们的士兵,包括其家属,被强制列入军户,世代为兵,成为固定的兵役对象;而新统治区域的广大居民则为民户,成为国家长期获取赋税、力役的对象。”

   学者们往往都认为,清朝入主中原后,八旗的集兵方式和战斗组织由单一形式向多样化发展,出现了许多应运而生的特殊军营,这些军营一般从各佐领中抽调一定的人数重新编制,包括亲军营、前锋营、护军营、圆明园护军营、步军营、骁骑营、火器营、健锐营等。然而,这些特殊军营与原先的八旗制度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学者们均没有加以论述。我们发现,北京这些所谓特殊军营的兵数恰好在10万人左右,等于除了八旗驻防以外的八旗禁旅的总数。也就是说,除了这些“特殊军营”外,住在北京的其他旗人都不是军人,而是平民。换言之,清朝入关后,八旗制度发生了一个为目前学者们所忽视的,或者说没有弄清楚的重大变革,即:军民分离,八旗禁旅采取了营的建制,与绿营相仿,都逐步趋于正规化。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营制与原先的八旗制度截然分离而毫无关系。因为步军、前锋、护军、亲军各营都是由各旗合组而成。尽管骁骑营仍然分旗设营,由各八旗都统统辖,而步军、前锋、护军、亲军各营均由皇帝派专职军官统率各营官兵。八旗禁旅的营制的特点是:不是先定出营内各级组织的统一编制,然后再按编制补人,而是根据大致所需兵力,按八旗佐领数平均分配名额,由各佐领各出兵员若干人,然后在不打乱各旗人员的原则下编组为营。由此可见,这种营制的确立意味着与传统八旗制度的某种程度上的背离,意味着一场军事体制的变革,意味着皇权对军队的控制加强。这种营制不是我国目前大多数学者所谓的“特殊军营”,它是一种普遍的制度。组成后的营,才是国家的军队,由皇帝任命官将统领、指挥,八旗都统在原则上无权管理指挥各营。

  

八旗衰落于何时


   学术界对清朝前期军队建设的演变历史的传统观点是:“清军队中的八旗兵,曾是清入关和进行征服统治所依靠的主要力量。但随着清在全国统治的巩固,旗人也就日益腐化。乾隆时,八旗已经成为一个社会典型的寄生集团。在腐朽的生活中完全失去其原有的战斗力。康熙帝平定三藩叛乱时,八旗就已经显示出腐败无能了。雍正乾隆时期的对外征服战争中,主要军事力量,不是八旗兵而是绿营兵。乾隆中叶以后,绿营兵也因腐朽而纪律废弛,失去了他作为清统治工具的作用,而不得不依靠地方汉族地主组织的乡勇。”但学术界对此种传统观点也存在不同意见。台湾学者赖福顺就说:“清高宗‘十全武功’中历次派兵遣将,挞伐敌寇,参与斯役之军队种类不少,一般称为八旗、绿营、蒙古(旗)兵、回兵、藏兵、屯土番练兵等。大体而言,在这十次重大战役中足称为骁勇善战者首推八旗,次为屯土番练兵、蒙古兵,再依次为绿营、藏兵,至于回兵仅二百名奔驰于疆场上,尚看不出端倪。八旗兵以驻地而言,可分为京营、驻防,其中以京营之京兵与东三省驻防兵最为勇猛,‘十全武功’中共参与八次,仅安南、第一次廓尔喀之役,迅速完结,未曾征调远征,其余所有参与之战役中,无不奋勇杀敌,高宗倚为国家支柱,开疆拓土,立功厥伟。然近人每涉及清朝军事,惯有一既定模式,即清初八旗兵力强盛,至康熙三藩之乱而衰颓,此后清廷均仰赖绿营,迨洪杨事起,又转用乡练。此姑不论清朝于高宗前后之军力,仅以清代臻至全盛之高宗时代而言,八旗兵力甚为强盛,论兵则有索伦、达呼尔等之东三省兵及健锐、火器营之京兵,论将则有兆惠、富德、明瑞、阿桂、海兰察等勇谋俱全之将帅,然难免有如攻大金川之讷亲,库车围城之雅尔哈善,及木果木败亡之温福者流,惟究属少数。高宗深知每逢战役均须派遣八旗满兵,作绿营表率,不惟如此,当时统兵将领亦有满兵与绿营优劣之认知,连敌方亦有此项记载。至此事理已明,八旗兵力在高宗时代重新恢复骁勇善战之气势,御敌拒寇,夺得多次战争之胜利;而绿营却表现平平,不尽人意,不似三藩之乱时之奋勇矣。窥知史实,诚不容吾人再持续认为高宗时代以绿营代替八旗之说法。”

   战斗力由人、武器和人与武器的社会组合方式三个要素构成,它是军队这一特殊社会集团在战争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主体能力,但这种客观存在的主体能力受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和其他偶然因素的影响,其发挥程度不尽相同,所以我们这里谈论八旗在平定三藩之役和十全武功时期战斗力大小时,若不经过数量分析便率尔做结论,似乎有失科学性。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乾隆帝组建健锐营是极为英明的决策。史载,京旗外三营除了圆明园为驻守外,火器、健锐二营有意识地被安置于郊区,从而形成18世纪令人注目的“香山旗营”,目的即在于“令其远屯郊圻,不近繁华”。这对乾隆时期京旗能够在历次战争中有不俗的表现关系极大。此外,在18世纪,清政府把达斡尔(历史上曾译为“达呼尔”“达瑚尔”)人、索伦(今鄂温克族)人、席北(即今锡伯族)人、赫哲(又写作“黑斤”“黑津”)人、鄂伦春人纳入“大满洲”而成为其中组成成员,称为“伊车满洲”(译成汉语为“新满洲”),与“佛满洲”(汉译“旧满洲”的意思)相对称。清政府在使这些少数民族编佐领隶旗籍后,采取以旧满洲兵训练新满洲兵、以入旗时间长的新满洲兵帮助刚入旗的新满洲兵的滚动式办法,使之成为“往往能勇猛敢战,取翠领珊顶及巴图鲁名号如寄”的劲旅。正是这样,尽管八旗官兵早在平三藩战役中就已无上佳表现,但直到乾隆朝的历次征战,八旗兵力仍不可轻视,原因即在于清廷手中还握着这样一支边疆少数民族组成的强悍的后备军。这些基本上不靠国家兵饷为生的旗丁,源源不断地被用来补充、替代内省日渐衰败的旗兵,使整个八旗的战斗力延续了相当长的时期。正如昭梿所说:“国家挞伐四夷,开辟新疆二万余里,南驱缅夷,西翦金川,唯赖索伦轻健之师,风飙电击,耐苦习劳,难撄其锐。”应该说,清政府在18世纪加强对东北地区驻防的控制和整饬,使东北作为大后方备有一支随时可用于调遣的劲旅,这是一项颇为成功的措施。但是,这支力量是建立在边疆地区落后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的,为了保持这种野战军的战斗力,清廷必须保障其生计,奉行“封禁”政策,以免汉人出关垦荒侵占旗地,威胁少数民族的生存环境,但从长远来看,它导致了东北地区经济落后,防务空虚,最终造成了边疆武力的衰败。

  

八旗衰落的制度原因


台湾学者田震亚在《中国近代军事思想》一书中这样写道:“在古代,中国一向认为理想的军事制度,乃是兵农合一或寓兵于农。在这种制度下,每一农民或一部分选定的农民,在其一生中,一定要服务军中一次。遇到战时,必须应征服役,为国效力。然而自秦汉以来,几乎没有任何朝代曾始终贯彻此一制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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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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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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