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磊:认缴制下公司法人人格否认规则的司法适用新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3 次 更新时间:2018-08-14 07: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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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磊  

   【摘要】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作为防止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侵害债权人利益的补充救济手段,是公司法的一项重要制度。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向来适用于个案中,我国现行公司法相关规定过于简单抽象,使得司法实践一直保持谨慎适用的态度。我国2013年资本认缴制改革以来,取消公司最低注册资本,股东出资允许完全认缴,取消法定验资程序,这给债权人带来更高的交易风险。本文立足于改革的时代背景,通过对司法实践不同做法的案例分析,提出资本认缴制下公司法人人格否认规则的司法认定标准,对公司法人人格否认诉讼中的诉讼主体、股东滥权的行为要件、债权人遭受损失的结果要件以及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司法适用提出立法建议,以期为完善立法和统一裁判尺度提供参考。

   【中文关键词】 资本认缴制;公司法人人格否认;资本显著不足;财产混同

  

   一、问题的提出

  

   公司法人人格股东滥用否认制度[1],是对公司、股东和公司债权人三者利益的重新衡量,通过严格追究有限责任的法律责任,对因公司法人独立人格被滥用而难以在传统法人制度框架内获得法律保护的公司债权人给予特殊的法律救济,作用在于防范股东滥用有限责任实施侵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行为。[2]我国2013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2013年《公司法》)20条第3款规定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适用的一般原则,即“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第63条针对一人公司作了特殊规定,即“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我国新近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83条第2款也确立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规定营利法人的出资人不得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出资人有限责任损害法人的债权人利益,如果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法人的债权人利益的,则应当对法人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司法方面,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2款和最高人民法院15号指导性案例对该项制度进行了发展和完善,将不具有股东身份的关联公司、实际控制人也纳入规制范畴。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作为一项补充救济手段,只能在特定情况下适用。我国司法审判实践显示,理论界讨论热烈但法官们却很少适用该制度。究其原因,该制度本身的复杂性和现行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化导致法官们在突破股东有限责任这一公司法基本原则时仍持审慎态度。我国2013年《公司法》修订,实行资本完全认缴制,股东出资由实缴改为认缴,取消法定强制验资程序,这些改革措施为公司投融资活动提供了更多便利,但也不可避免地使得公司债权人利益保护问题受到新的挑战。比如,有些法院以“资本显著不足”为由否认法人人格的标准,在资本认缴制改革后似乎失去了存在基础。尤其是当前“涉公司资本的案件都要考虑债权人利益保护”观念转为以注册资本的股东自治原则作为“定纷止争”法律基础[3]的时代背景下,司法如何重新构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为本次改革构建配套的债权人利益保护机制,实现公司法对公司资本从事前监管转向事中、事后监管的目标,是当下急需解决的问题。我国2013年《公司法》修订只简单地删减了与股东实缴出资相关的法律条文,对资本认缴制改革后一系列法律制度的调整却迟迟未作出回应。对于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这一重要的债权人利益保护机制应如何与现行资本制度衔接的问题,立法及司法也未有规定,导致司法实践存在诸多问题。本文通过一系列相似案件的比较分析,对认缴制下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具体适用规则进行重新梳理和构建,提出相关立法建议,以期增强该制度的可操作性,为法官裁判案件提供有益参考。

  

   二、公司法人人格否认诉讼的主体认定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一般通过民事诉讼方式实现,由诉讼主体向法院提起法人人格否认之诉。[4]“目前,司法实务中公司法人人格的适用范围和条件尚未形成较为一致的观点,理论上对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之诉的原被告范围存在解释的空间”,[5]因此,需对当事人的主体资格进行明晰。

   (一)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之诉的原告—债权人

   我国2013年《公司法》20条规定,有权提起法人人格否认之诉的主体是因公司独立人格被滥用而实际遭受损失的公司债权人。此处“公司债权人”,包括与公司形成民事关系的各类债权人,也包括劳动关系中的债权人,还包括行政关系中的特殊债权的权利人。[6]

   然而,对于公司小股东利益受到侵害时,小股东能否提起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之诉的问题,理论界存在争议。笔者认为,小股东不具有公司决策权,有时确实会处于比债权人更加不利的法律地位,大股东可能利用公司决策权进行关联交易或转移公司财产,导致公司出现亏损或者破产。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保护对象是债权人利益,不包括小股东,因此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之诉的原告只能是因公司股东滥用法人人格造成实际损害的债权人或者其他利益相关人,公司小股东不能作为适格原告。

   (二)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之诉的被告—公司和滥权股东

   我国2013年《公司法》20条第3款规定,滥用权利的公司股东向公司债权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从这条法律规定可推出,公司和滥用公司独立人格的股东可以成为共同被告,共同向公司债权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至于选择谁作为被告,应由债权人自行决定。

   对于何为“滥用权利的股东”,现行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笔者认为,从我国2013年《公司法》20条第2款“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规定看,适格被告应为滥用公司独立人格的控制股东,即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唯一股东、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滥用权利的控制股东,不应包括诚信慎独的股东,尤其是小股东。那些不直接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且无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的股东,无须对公司债务负责,因而不是适格被告。我国公司法专家刘俊海教授也认为,法人人格否认的不利法律后果应当且只能由有过错的控制股东来承担,如果控制股东滥用公司的独立法人人格,侵吞大量的公司财产,给公司债权人造成不利的法律影响,公司债权人只能对控制股东追究债务清偿责任,不能伤及其他无过错的中小股东。[7]

   (三)法人人格否认之诉的特殊被告—公司实际控制人

   公司法实践证明,公司实际控制人有些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契约、人事关系或者其他利益关系实现对公司的实际操控。一些高风险产业,一旦发生重大事故,幕后投资人不承担责任,而让傀儡股东承担责任。为此,我国《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3款将实际控制人纳入规制对象,发展和完善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适用规则。

   对于公司的董事、监事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应在公司法人人格被否认后承担责任的问题,笔者认为,对公司债权人承担清偿责任的主体不应过分扩大。倘若公司的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违背对公司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其应因未尽到诚信义务而对公司承担民事责任;倘若公司怠于或拒绝对前述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提起民事诉讼,股东可依据2013年《公司法》115条,为维护公司的整体利益而提起股东代表诉讼。倘若公司及股东均不对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提起民事诉讼,公司债权人可基于《合同法》73条对失信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提起代位权诉讼。

   由此,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诉讼中,公司债权人只能依据我国2013年《公司法》20条第3款起诉滥权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或《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3款起诉公司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责任,而不能起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8]

  

   三、认缴制下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行为要件认定

  

   依照我国2013年《公司法》20条规定,构成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股东须具有“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行为和“逃避债务”的故意。对于“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行为,通常包括滥用公司人格回避合同义务、滥用公司人格造成公司人格形骸化等情形。[9]有学者认为,有代表性的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行为应当在法律中列举出来,以便在判案过程中对该制度的适用更加明确,保证案件的公平合理。[10]

   笔者认为,公司法实践中,股东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情形多种多样,法律恐无法将全部行为列举或涵盖出来。对于“滥用”、“逃避债务”故意的判断标准,还需依靠法官在个案审理中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判断。下面几个司法实践中暴露出来的问题需要明晰。

   (一)认缴制下“公司资本显著不足”存废之争

   传统公司法理论将“公司资本显著不足”作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重要理由。公司资本显著不足,是指股东对公司的出资虽然符合法律规定,但与公司所经营的行业、规模等带来的风险不协调的情形。例如公司注册资本1万元却成立大型煤矿公司,此时1万元注册资本就与煤矿开采带来的高风险责任不成比例。[11]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司法实践中将公司资本低于公司法定最低注册资本额作为判断“公司资本显著不足”的重要考量。但我国2013年《公司法》修订后,取消了公司最低注册资本额限制、资本实行完全认缴制、取消了强制验资程序,这使得“公司资本显著不足”的事实无从判断。当公司债权人以公司注册资金远远小于公司交易数额为由,主张“公司资本显著不足”或公司形骸化时,很多法院认为不构成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从而不支持债权人的诉请。比如,在“甲公司诉乙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纠纷案”[12]中,乙公司注册资本3万元,承揽甲公司10万元的购货合同后,乙公司无力履行债务清偿责任导致公司资不抵债,资产仅剩余百元。甲公司以乙公司注册资本3万元却承揽10万元业务属无力履行为由诉至法院,请求否认乙公司的法人人格。该案二审法院认为,股东滥用公司法人人格主要表现在公司资本显著不足、过度控制、人格混同、公司人格形骸化等几种情形,甲公司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乙公司具有上述情形,不能证明乙公司股东实施了滥用公司法人的独立人格的行为,故甲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甲公司要求乙公司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再如“捷佳贸易有限公司诉广大公司合同纠纷再审案”[13],广大公司的注册资本人民币50万元,其与捷佳贸易有限公司签订一份交易额人民币2000万元以上的买卖合同。后广大公司无力清偿债务,捷佳贸易有限公司起诉广大公司,以广大公司股东任意操纵公司使得公司人格形骸化为由,请求法院判令广大公司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经再审认为,虽然广大公司存在注册资本低于其从事的交易数额以及多次更名等行为,但是上述行为均不违反法律规定,不能由此认定广大公司及其股东存在欺诈进而否定广大公司的法人人格并追究其股东责任。其次,捷佳贸易有限公司主张广大公司两股东恶意操纵公司使得公司人格形骸化,但一、二审期间均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驳回捷佳贸易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从以上判决看,“公司资本显著不足”属经济学的判断,公司资本在运营中是动态变化的。资本认缴制改革后,公司注册资本高但股东实缴资本少的情况将大量涌现,若单纯以注册资本规模衡量公司经营规模作为判断标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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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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