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扬: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评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6 次 更新时间:2018-08-12 19:02:02

进入专题: 陈苏镇   两汉政治  

傅扬  


汉朝历史、特别是政治大势的开展、演进,是否有迹可循?对此,陈苏镇先生《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首尾相通、成一家之言的诠释。本书是在作者旧著《汉代政治与《春秋》学》的基础上增订而成[1],采政治文化的取径,以秦汉之际至东汉末年为时限,旨在解析汉朝在天下一统的帝国格局下,依傍、运用《春秋》作为拨乱反正、建立“汉道”以促成教化与文化整合的历史进程。以下先撮述全书要旨,再就本书的学术贡献略陈一己之见。

   第一章考论汉代儒术兴起的历史背景。作者环绕取守异术与亡秦必楚的论述,指出秦帝国在统一天下后,无法恰当地调整原先军国主义的发展方向,因赋役过重和刑罚太苛激起被统治者的反弹。其中反弹声浪最大者为楚人,深层原因在于秦朝所推行的法律,和楚地的固有风俗习惯相距过远,文化差异导致了冲突。秦帝国的统治动摇后,在混乱局势中取得最终胜利者为刘邦及其汉集团,个中原因在于他能“承秦”。承秦首先是据有秦的关中旧地,“用秦之人”、从关中获得兵源,并透过萧何的经营,“承秦之制”、和关中文化取得妥协,切实地转化为一关中政权。汉朝建立后,面对着“反秦”与“承秦”两种潮流,郡国并行制应运而生。郡国并行的核心是“东西异制”,即接受诸侯王在东方随俗而治,不必尽用汉法,考虑的是避秦覆辙,缓解东西文化冲突,不要因汉朝法令与东方风俗的差异而再生事端。与汉初东西异制的情势相应,清静无为成为当时的政治原则,其意义在于使诸侯王得以“自拊循其民”,缓解东西文化间的冲突。但随着文、景二帝逐步削弱东方诸侯的实力,汉法又进一步扩及东方,为避免蹈秦覆辙,儒术因而兴起,欲以复古更化的政治主张,渐次实现文化的整合与统一。

   第二章根据“以礼为治”和“以德化民”两条线索分析汉儒的政治学说。作者指出,汉初儒家在政治学说上有分立的现象,主要代表是荀子后学、倡议以礼为治的贾谊与申公,以及立基于《公羊》学、主张“以德善化民”的董仲舒。贾谊认为汉朝承袭了秦帝国的“败俗”,在“性有善有恶”的人性论基础上,提出以“礼治”取代既有的“法治”,其内容是以礼义的手段施行教化。申公及其弟子鼓吹制礼作乐,基本上沿袭贾谊的主张。与此相对,董仲舒依傍《春秋》,主张性善情恶,强调“以德化民”的优先性。董仲舒从《公羊》学的权变、时处概念出发,提出关于天下治乱轨迹的系统见解,认为缺少“以德善化民”的过程,将难言制礼作乐、天下太平。这种教化思想的精义,在于启发人们的道德自觉,而非强加以外在的规范。董仲舒也在汉初文质说、阴阳灾异学说等基础上,提出关于王道、天道的复杂见解,旨在强调己说对于汉朝拨乱反正的重要性,呼吁汉家改制、更化。

   第三章从“霸王道杂之”的论述出发,解析《公羊》学对西汉中期政治的影响。作者认为“霸道”指的是秦的法治传统,“王道”则与儒术密切相关。汉武帝起用儒生以取代反映汉初潮流的长者型人物,并接触申公及其改制学说。最初的尊儒尝试虽遭窦太后阻挠而未果,但武帝仍因此认识到自己所期盼的儒术型态。在主、客观条件的配合,以及学术思想本身有助于开创新局等条件下,《公羊》学大放异彩。《公羊》学对武帝时期的政策有多方面的影响。它提供理论基础,认为武帝朝肩负着实现太平的使命。在此要求下,《公羊》家主张“治夷狄”,刺激对外开拓、出师征伐。对内方面,论者鼓吹更易制度,特别是法令,旨在使法律成为教化的工具。从封禅的时机选择可知,武帝有一推行政策的时间表,但长期以来造成的损耗,让他不得不中止征伐匈奴与经营西域的政策,将事业交给后人。昭帝、霍光、桑弘羊,以至后来的宣帝,原则上都继承了武帝的政策方向。尤值注意的是循吏的兴起,反映了绾合国家法令与人情习俗差距的努力。从符瑞的记载可知,当时人向往太平,“霸王道杂之”造成的现实与理想的紧张,则为儒生提供了礼制改革运动的舞台。

   第四章以改制运动为轴,阐述西汉后期和王莽时期的历史发展。在《公羊》学者看来,武帝的经济政策是在“与民争利”。盐铁议的主要内容,即在于带有《公羊》学色彩的贤良文学,企图站在“王道”的立场来批判朝廷的“霸道”政策。宣帝尊倡《榖梁》并于石渠阁会议中确认其地位,则引出政治思想与政策的转变方向:“以礼为治”取代了“以德化民”。汉元帝即位后,以重建教化为目标的改制运动陆续展开,但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改制的规模与实效颇为有限。这两个因素是外戚的专权,以及今文学家无法阐明古代礼制的内容。王莽以外戚身分成为儒学士大夫的领袖,以及古文学、特别是刘歆对《左传》和《周礼》古代礼制的发挥,则弭平了上述阻碍。王莽受封为公后,挟着时人对太平的期待,进一步谋求制礼作乐并最终篡夺了皇位。王莽的改制涉及诸多方面,但不尽然继承了西汉后期以降改制运动的精神。毋论成败,他的作为反映的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与集体心态。

   第五章环绕汉室复兴、谶纬文献以及《公羊》学的影响,环环相扣地梳理出东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的面貌。王莽失政引发民怨后,久遭抑废的西汉宗室始利用社会动荡来复兴汉朝,其中尤著者为舂陵宗室。受排抑的刘秀透过抚徇河北奠定根基,并形成自己的政治集团。随后刘秀接收了舂陵宗室和更始政权的法统,取得复兴汉室的合法性。但更始政权不得民心,刘秀集团又颇为松散,复兴汉室的号召力已大不如前。为证明天命在己,刘秀将注意力转移至谶纬。作者考索认为,成系统的八十一篇谶纬出自西汉成、哀之后,其篇目结构大致定型于东汉之前,非刘秀君臣刻意造作。“赤帝九世”和五行相生的思想是谶纬诠解《春秋》“为汉制法”说的主要理据,据此,汉为火德,继承尧道,东汉的政治权威得以确立。谶纬自始便支持汉室复兴,与《公羊》有相同的关怀。在此背景下,刘秀以“柔道”治国的方针,其实隐含“以德化民”的内涵。东汉依循《公羊》学说,迁都洛阳,认为时局未臻太平,故着力于推行教化,包括中止军事活动、废除盐铁制度、法律儒家化、推动循吏政治等。“孝”、“义”则为东汉教化的核心,影响及于士风与经学研究的方向。

   第六章从豪族社会的视角切入,论证东汉的政治发展和政治文化的变迁。豪族兴起于战国,至西汉末已成为不可忽视的地方力量,刘秀本身即属于南阳的豪族集团。豪族的主要威胁来自于他们在地方上的经济、社会势力,为抑制豪族,刘秀采取了诸多策略,最具成效的是强化吏治。这一举措虽能打击豪族,但也引来吏治苛刻的问题。章帝以降刻意反其道而行,却又导致吏治败坏以至影响社会秩序。豪族的另一表现是东汉的外戚政治。为求豪族支持以稳固统治,刘秀与分别代表南阳豪族和河北豪族的阴、郭二后结姻。东汉的外戚政治及其倾轧,相当大程度上是阴、郭二后所代表的两大集团的斗争。“四姓”和“小侯”的制度,反映后族、外戚的强固势力。外戚以至宦官的干预选举和搜刮财富,则使吏治问题更加恶化。将外戚、宦官势力肃清的是带有儒学色彩的世家大族,其形成与经学发展和豪族社会有密切关系。他们依傍经典教育,形象符合时人对忠臣、良吏的期待。随着经学研究重心的转移,今、古文整合以及古文学振兴是经学发展的主流。古文学有实际的政治意义,作者以郑玄为例,认为郑学有意回应时局和太平道、五斗米道对儒家的挑战,旨在提出一套以“礼”为核心的教化理论。

   [1]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笔者管见所及,相关书评至少有二:江湄《究“汉道”之所由立(评介陈苏镇着《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二十一世纪》75,2003年;李鹏,《(书评)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哲学门》8:1,2007年。

  

  

   整体而论,本书的特点及价值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本书的主题明确,章节开展的线索相当清晰。作者认为,汉朝承秦亡之鉴,对于国家力量与地方文化、风俗的冲突有深刻认识。儒学与儒术、特别是强调“为汉制法”的《春秋》是汉朝统治集团与儒生阶层提出的解决办法,尽管儒学内部亦有不同主张。两汉历史的演进,即在于国家、社会与儒学方案的交织,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政治、文化领域的变化。大体来说,作者的章节安排,足以指明汉代历史发展的阶段,所讨论的内容,也几可涵盖汉代政治史的所有重要面向。这是相当有气魄的论述,包含作者对历史、文化传统的关怀,赋予本书独一无二的个性。

   其次,构成全书具体内容的,是以深厚学养为根基所做出的历史考释与叙事。汉代历史久经学者耕耘,不乏精彩的论著。作者取得突破的方式是就许多具体问题进行考索,所涉范围包括官制、地理、人事、学术等,提出许多精彩的论断。与此相关,透过对时代环境的整体理解,作者很清楚该如何将考证结果与更大的历史课题相连结。体现在内容里,本书既在细节上颇有创获,所做出的一般性历史叙述亦十分精准,让读者能更真切地从复杂的历史现象中认识汉代人如何为“汉道”而努力。同时具备宏大的格局与细致的实证研究,正是本书继承前人基础又能别具一格的原因。

   第三,作者不受学术分科的局限,讨论内容穿梭于政治史、社会史、经学史、思想史之间。更直接地说,作者是以问题为中心,在考证、钩稽时考虑的是材料与论证的相关性,而非问题的学科属性。这一研究手法呼应了“政治文化”的取径,尤其在汉代经学与政治的课题上提供了甚值重视的见解。对此,后文将再行分疏,此暂从略。

   第四,本书出版于2011年,前身《汉代政治与《春秋》学》则出版于2001年,以十年磨一剑来形容作者投注在本书的心血当不为过。在此次增订中,作者除妥善吸收近十年出版的研究成果,还加入新章节,让讨论贯串整个汉代,并恰当地在书中援引、辨析新出的简牍资料,让论点更具说服力。此外,无论是旧著的改订或新增的部份(多来自于旧著出版后所发表的论著),书中字句的使用、段落的调整和论断的拿捏,亦在在可见作者圆熟的学力与思力。准此,此书的增订出版实可呈现一位学人对文史探索的热情、关怀与负责的态度。

   承前所述,本书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深化读者对两汉经学史、特别是经学与政治互动关系的理解。汉代经学是中国学术史研究所无法忽略的,前辈学者也留下了许多成果。笔者认为,吾人若欲进一步推展经学史的研究,势必得对两个问题进行厘清:经书(典)的本质为何?经典或经学研究和历史当事人的实际生存处境的关系为何?以上述问题为核心,我们可以观察到中文世界思考经学史的两种倾向。一种倾向认为经典为价值之源,承载古代圣贤对人类生存状况的理想安排。以传统的语言表达,经典、经学的核心是义理,经学史研究的课题是还原经典的思想、学说体系。另一种倾向或可以朱维铮教授(1936-2012)“学随术变”说为一代表。朱先生的看法是,经典之所以受重视,是因为它们符合统治阶层的需要。“经学”的范围比一般所谓的“儒学”要窄,指涉的是政权的统治学说。准此,经学史的研究毋宁说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研究。平心而论,上述两种貌似处于天平两端的看法皆有所本,故问题不在于对错,而在于思考、写作经学史时如何把握分寸。就此而论,本书颇可作为一典范。

经典何所本?以《公羊传》为例,作者认为它的思想可连结至战国以降的一派儒学学说。而当实际政治环境有所变化,立基于另一派儒家学说的《谷梁传》则乘势而起。作者同意汉武帝以《公羊传》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根据,但亦指出经典本身也对统治阶层产生约束的作用。谶纬是一种政治神学的看法由来已久,作者同意此说,却也论证它们反映的是西汉后期一批人的政治期待,并非刘秀集团所刻意造作,谶纬文献的形成与被援引因而有了更切实的历史背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陈苏镇   两汉政治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历史学读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1586.html
文章来源:先秦秦汉史 公众号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