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伯纳姆:新自由主义、危机与去政治化的矛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3 次 更新时间:2018-08-11 22: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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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伯纳姆  


关于去政治化的政治经济学

  

   正如马特·伍德和马修·弗林德斯所指出的那样,去政治化的概念散见于一系列跨学科的著作中,这些著作把关注点集中在广泛的“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压力上,二者尽管有差异,但却同等重要。从广义的视角来看,去政治化不仅关注媒体或特殊利益集团在转移公众议题中所扮演的角色,而且关注使某些问题看起来“正常”或者“自然”的个体“言语行为”。伍德和弗林德斯将其描述为“话语去政治化”。去政治化的概念在社会科学领域内有着悠久的历史,与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有着密切的关系。最近的去政治化的政治经济学读物可直接追溯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尤其是哈贝马斯的著作,以及1970年代理论家们在欧洲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会议上对此的评论。

   哈贝马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书中指出,自19世纪末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对经济过程进行永久性管制”作为一种“针对资本主义功能失调倾向的防御机制”。经济政策(特别是1920年代国际危机后的经济政策)导致了“社会制度框架的再政治化”。哈贝马斯认为,政治不再“仅仅是上层建筑的一种现象”。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自由交换的思想已经被一种替代方案所取代,该方案着重阐述了政府行动的好处,旨在弥补自由交换的功能失调。他认为,一种凯恩斯-贝弗里奇类型的思想建构了合法性的新方案,该方案涉及稳定增长、保持就业、社会保障以及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机会。这就要求存在“国家干预操作”维度,以限制私法的制度为代价,“确保资本利用的私人形式,维护群众对这种形式的忠诚”。哈贝马斯强调,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具有一种独特的消极性质,即“以消除功能障碍和规避风险为导向———换句话说,它不是以实现实际目标为导向,而只是解决技术问题”。

   在当时,哈贝马斯只能看到一个针对技术官僚意识束缚的挑战———学生抗议。他认为,学生抗议可以永久性地摧毁这种意识形态,从而“推翻已经很脆弱的先进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基础,而这只能依赖去政治化”。1970年代初,他以政府机构为中心进行社会变革的希望破灭了。然而,系统功能主义理论盛行起来。在去政治化的理论方面,哈贝马斯区分了政治危机的两种倾向,他根据这些倾向的外在形式划分出“产出”(最大化地执行行政决策)和“输入”(民众忠诚)危机。哈贝马斯指出,当行政机构无法协调和履行“经济体系中的必要条件”时,产出危机就会以理性危机的形式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场“错位的系统性危机”,它取代了经济危机。因此,当国家无法制定连贯的政策来引导经济时,公共行政中就会出现理性赤字。理性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国家机构的解体”所表现出来的,它可能被转化为一种广义上的合法性的缺失。这将直接构成认同危机,当“不可能通过行政手段来维持或建立有效的规范性结构”时,就会存在一种合法性赤字。

   哈贝马斯的总体结论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容易受到经济、行政、合法性和社会文化体系(行动激励)危机的影响。也许会有人反对说,尽管他提出的问题很有价值,但在确定不同形式危机之间的关系方面却缺乏透明度,而且对参与者动机的特殊关注也最终限制了他在打开去政治化思路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尽管如此,哈贝马斯还是在两个关键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一,他认为,经济危机通过政府的被动规避行为转移到政治体系中,这种方式是在用合法性弥补合理性行为的缺陷,而组织理性的延伸可以弥补合法性赤字。这种将危机从经济转向政治(从市场转向行政系统)的观念,以及它对行政感知能力的启示,对去政治化理论至关重要。第二,哈贝马斯早期关于从政治中排除实践本质以及转向解决技术问题的思想仍与后来将去政治化作为危机管理的方法产生了共鸣。

   1970年代,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会议的成员们组织了关于国家的辩论。这次辩论在一些较为抽象的概念、应用于治理的去政治化以及危机之间建立起了直接的联系。霍洛韦和皮乔托强调,国家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资本盲目迷恋的一种形式以及为了在危机中加强资本积累而不断重组和整顿的一个过程。国家的“力量”来自它为了加强国内和全球资本的积累而能够在其范围内重组劳资关系的能力。“重组”的概念包括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重组以及更广泛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重组。与哈贝马斯相反,他们认为,在这种框架下,危机既不是经济的,也不是政治的,而是“资本关系”的危机———是以经济和政治形式所表现出来的不可避免的矛盾关系。因此,危机不是简单的经济危机,其后果不能从所谓的“资本需求”中来解读,因为它所涉及的是劳资之间、社会不同群体之间、不同资本与资产阶级的其他要素之间,当然也包括构成国家的诸要素之间的斗争过程。西蒙·克拉克进一步强调指出,重组是危机管理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奥康纳及其他人在借鉴哈贝马斯的研究成果后指出,如果财政、货币和金融压力开始削弱现有国家形式的合法性,那么经济危机便有可能会成为国家自身的政治危机。克拉克认为,应对这种危机的方式,通常不是由一个阶级或另一个阶级夺取国家政权,而是进行国家和更广泛阶级关系的重组。克拉克强调,重组背后的推动力“与其说是为了努力提供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不如说是力图通过政治的方式使国家从经济中脱离,以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去政治化来解决国家的政治危机”。

  

去政治化的理论与形式

  

   将去政治化定义为政治的移除或撤离是相当幼稚的。为了捕捉去政治化所固有的政治性质,有人建议将这个概念定义为“把决策的政治性质排除在外的过程”。这一提法强调了三个要点:第一,决策的政治性质已被排除在外,但并非不存在;第二,决策的政治性质被理解为一种治理策略,它隐含在去政治化可以增强政治控制的分析中———国家管理者行使控制权,同时做出控制要素已经转移的姿态;第三,在实现政策目标方面,国家管理者所获得的最有利的结果是通过已经转移了政策责任的表象来实现的。

   作为一种治理策略的去政治化概念已经被用在许多方面。首先,它已经脱离了其社会理论起源,并被用来确认和证明任何形式的责任转移。从新公共管理的案例中可以看出,这种方法将去政治化视为“如何管理”的指南,重点在于通过推卸责任和制造混乱的官僚习气来加强管理控制。这可能与去政治化的民粹主义用法相对应,但不应与强调“间接治理关系”的学术用法相混淆。简言之,去政治化不是任何形式的“舞台转移”或责任规避,而是指将治理的政治性质排除在外的过程,这有可能导致官员不再对“某一问题、政策领域或具体决定”负有直接责任。因此,弗林德斯断言,作为一种概念,去政治化是对“政治”的一种非常独特的解释。我认为,这比那些宽泛的定义更清晰、更有意义、更精确。

   其次,在更加复杂的程度上,去政治化的概念已经被应用于分析国家管理者在社会关系中实施纪律约束时所选择的方法。这种框架已被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其他对危机理论和当前金融危机的政治反应感兴趣的研究者制定出来。与将危机视为导致“系统性崩溃”的市场“失灵”的观点极为不同,这种方法通常强调危机的政治解读。在这种情况下,陷于极其危险处境的国家管理者必须要做到的是,既要在关键领域进行干预以恢复盈利积累,同时又要能够经受住其他领域的干预以满足特定群体的利益。例如,在危机的非常时期,人们在争论中看到了这种潜在可能性,尤其是在英国,人们发现了银行体系的道德、货币的作用以及国家对银行进行资本重组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管理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如何重建经济结构调整的条件,而将政策的其他关键领域置于直接的政治争议之外。在上个世纪,国家管理者往往采取以下两种形式之一来推卸导致经济衰退的责任并阻止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质的争论。一种是将通货紧缩战略与国际体制(通常是国际货币体系)挂钩,从而为政策找到一个“锚”(以及此决策的正当理由)。另一种是试图通过将政策与法规或明确可识别的目标相结合的方式来重构国内行政管理制度。

   最后,作为一种治理策略的去政治化概念已经被应用于描述整个经济制度和政治管理的特征。如上所述,如果政治化/去政治化框架从1900年起就被用于政策分析,那么很明显,在某些时期,去政治化策略已经成为经济政策的关键。而在其他时期,更多干预主义的政治化方案往往主导了政策议程。既然去政治化的策略给国家管理者带来了一定的利益,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他们会采用一种政治化的方法呢?早期的尝试表明,政治化与去政治化策略之间的波动非常好地解释了工人阶级组织的内部动态、国家领域内资本运作的特点以及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形式。例如,1945年英国政府选择对经济进行高度化的直接控制,这不仅是对看似棘手的国际收支问题的回应,也是对工资上涨和通货膨胀威胁的回应。在整个战后时期,谈判和协商、指示性规划以及正式和非正式收入政策的制度化,都被作为以“国家利益”影响工资谈判的手段。尽管从长远来看,采纳这些政治化的解决方案是站不住脚的,但它反映了国家管理者对阶级力量平衡、工会领导人的行为等的认识。1970年代中期,英国财政部承认了政治化手段的失败,但似乎无力发展替代性的主导战略,直到一系列不同趋势(传统部门大量失业,非工会部门工作增加,工会主义新形式的推广)的出现,才为实现重新定位提供了语境,从而使国际政治经济的变革与金融自由化相关联。

  

新自由主义的危机和去政治化的巩固

  

   2007年夏天伊始危机开始在美国住房贷款市场上显露,此时许多关于新自由主义危机的描述都突出了金融自由化、金融机构的“非互助化”以及全球信贷激增所带来的问题。2008年9月以后,对核心金融机构的偿债能力和资金问题的质疑也随之而来。尽管政府在全球货币和财政政策方面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纾困行动,但信贷危机仍迅速影响了全球经济活动。据报告,总体而言,2008年第四季度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6.25%,2009第一季度继续下降。在金融危机刚刚过去的几年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15年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为1.9%,经济增长率依然低迷。通过对全球经济活动主要指标(人均实际GDP、工业生产、贸易、资本流动、石油消费和失业率)的分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们得出的结论是:“从任何角度来看,这次衰退都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性衰退。”此外,这次经济衰退对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和许多被归类为新兴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的影响都是“同步”程度最高的。

   全球各地的国家管理者们对危机的反应都十分迅速,但虚拟资本的破坏程度太大,以致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在货币政策方面,许多国家的央行已将利率降至历史低位。

   从金融危机到主权债务危机,再到财政紧缩和削减的政治危机,这三阶段运动的细节在世界范围内都有所不同。尽管如此,各国政策制定者为了应对新自由主义危机一直都试图重新构建阶级关系,并收紧对劳动力和资金的市场约束。紧缩政策的支持者们希望,金融与生产积累之间的关系将会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积极调整。这种重组既是思想上的,也是物质上的,它通过削减公共服务、降低工资等来调整社会结构的阶级特征。此外,正如英国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它是在一个仍然以致力于将去政治化作为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核心原则为特征的背景下进行的。

在英国,托尼·布莱尔领导下的一项治理机制强调了以下主要战略: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更倾向于规则而不是自由裁量权;增加政策的问责性、透明度和外部有效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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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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