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声:历史上匈奴统一与经营西域研究的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6 次 更新时间:2018-07-26 19:2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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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声  

   摘要: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古代中国内向型政治发展趋势。中国的历史版图是在各具特色的“区域文明板块”统合的基础上形成的,历史上“中原农耕文明板块”与“北方游牧文明板块”之间对立与统一的争雄互动在中国统一与发展中始终处于中心地位。历史上匈奴统一西域是中国“内部”北方游牧区域政权统一西域的开端,开创了西域与内地统一的先河,匈奴政权经营西域是中国经营西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奠定了中原统一西域的基础,彰显了边疆与中原共同推动历史上中国与中华民族实现大一统的史实,印证了历史上各民族携手创造中国与中华民族历史的规律。

   关键词:区域文明板块  统合  匈奴  经营  统一  西域  历史意义

  

中原与北方草原占据了历史上中国大一统

  

   古代中国的东部与东南部面临浩瀚的大海,北方相延至寒冷、荒无人烟的北极亚极地区域,西北和西南有天山、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等崇山峻岭的阻碍,在地理上形成了一个大致封闭的自我发展空间。正如费孝通先生曾指出的:“这片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形成了一个地理单元”。相对闭塞、自成一体,融合发展、孕育中华,是历史上中国地理环境的重要特点。17世纪之前,古代中国周边的政治格局是没有与之可抗衡的政治力量,不受周边政治环境的左右或威胁,历代王朝(国家)政治社会发展变化的动因是内在的。在区位分散、割据交替,民族多样、文化各异中保持着政治内聚,发展向心;多元一体、合而不分,成为古代中国社会政治的重要特点;在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和内聚型的政治环境中,形成了古代中国内向型的政治发展趋势,构成了古代中国与中华民族整体的内聚力与向心力。

   在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中,古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形成了中原区域与周边东、西、南、北区域的对应方位,中华土著居民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生息繁衍,自我发展。早期人类历史的活动是以中原地域为重心的,中原与周边构成了内与外,内地与边疆之分。由于所处的地域不同,各区域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不同,形成了各具特点的区域社会经济形态。古代中国社会经济的主体形态有两个:一是以黄河、长江流域及岭南地区为主的中原农耕经济形态;定居,“辟土殖(植)谷曰农”。二是大兴安岭以西,经蒙古草原至阿勒泰山的北方草原游牧经济形态;居无常处,随带牲畜,逐水草迁徙。同时,还形成了一些次一级的经济形态,主要有四类:东北渔猎经济形态,位于今天的大兴安岭以东、辽河以北,地处丘陵地带,河流众多,地广人稀,古代多以渔猎为生,兼有种植。西南高原农牧经济形态,位于青藏高原,地理和气候限制了当地只能以种植与饲养适合高原品种的农作物和牲畜。东南近海经济形态,主要是以捕鱼、海上短途运输等作为经济手段。西域(西北)绿洲经济形态,依托荒漠绿洲的农牧作业。

   在不同特点的区域社会经济形态下,生活在不同区域的居民创造和发展了各自的区域文明,并在古代中华大地上构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文明板块”。对于古代中国地域性的“文明板块”(或称“文明区域”),一些学者已从不同研究角度有所研究。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从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分布角度,提出关于中国历史上民族发展的“六大区域说”:中原区、北部草原区、东北部高山森林区、西南部青藏高原区、云贵高原区、沿海区。同期,谷苞先生从中国疆域格局的角度,提出“三大片说”,“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中国的疆域大体上可以分为三大片:地跨黄河、长江、珠江的农业区是一大片;长城以北的游牧区是一大片;青藏高原及其附近的游牧区又是一大片。这一大片农业区和两大片游牧区都有数百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同时并存着互不相同的生产体系。”2001年,王钟翰先生从中华民族发展的角度,提出了“华夷五方格局”的概念:在春秋战国时期,历史上中华民族“逐渐形成了华夏居中,称为中国;夷蛮戎狄配以东南西北,五方之民,共称‘天下’,号为‘四海’的格局。”近年,于逢春先生从历史上中华区域文明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版图形成、发展着眼,进一步归纳出了历史上中国的“五大文明板块说”,分别为:“大漠游牧文明板块”“泛中原农耕文明板块”“辽东渔猎耕牧文明板块”“雪域牧耕文明板块”和“海上文明板块”。

   在上述各“区域板块”说的基础上,本文对历史上中国区域文明板块的划分做了进一步的梳理与界定:一是依据历史上中国区域社会经济的差异与特点,增加了“西域绿洲文明板块”;二是对各“区域板块”统一以社会经济形态或地理称呼:“泛中原农耕文明板块”(简称“农耕板块”)、“北方草原游牧文明板块”(简称“游牧板块”)、“东北渔猎耕牧文明板块”(简称“渔猎板块”)、“西域绿洲农牧文明板块”(简称“绿洲板块”)、“青藏高原农牧文明板块”(简称“高原板块”)、“东南沿海海洋文明板块”(简称“沿海板块”)。

   在历史上中国辽阔的自我发展空间境域中,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是逐步由分散走向整合,从并立走向统一;处于中华大地不同区域的各民族(部族)以上述各区域文明板块为根基,创建了各自的早期历史,在统合各自区域板块的基础上建立了各自的区域政权;同时,又在历史上中国版图统合的不同时期充分发挥着各自区域板块的“局部作用”,即中国的历史版图是在各具特色的“区域文明板块”统合的基础上形成的,历史上中华不同区域和各族群都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与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最终确立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统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从不同区域的局部统一到中国整体的逐步大一统。春秋时期孔子提出:“君天下”、“尊无二上”,战国时期孟子形成天下“定于一”的大一统理念;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原(国),公元前209年匈奴冒顿单于统一北方草原,中国与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步入了实践阶段。“区域文明板块”的局部统合在先,中国与中华民族的大一统继后;最先统合的中原与北方草原“区域文明板块”占据了历史先机,在“逐鹿中原”的政治博弈中始终主导着历史上中国大一统的进程。自秦汉以来,“南有大汉,北有强胡”一直是历史上中国政治格局的基本模式;在历史上中国“区域文明板块”的互动中,“农耕板块”与“游牧板块”之间对立与统一的争雄互动,围绕两者的南北“逐鹿中原”、争相统一中国的竞争与博弈,在历史上中国统一与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中心地位。

  

匈奴统一和经营西域的历史意义

  

   中国大一统历史发展的基本特点是逐步由分散走向整合,其中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中原及不同周边区域的局部整合与统一;各方都在“式辟四方,彻我疆土”,治疆于天下。正如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书中所言:“先是各地区分别有它的凝聚中心,而各自形成了初级的统一体。”第二个过程是围绕中原,从不同区域的局部统一到历史上中国境域的整体统一,即中原与边疆地区整体的大一统。匈奴经营西域的前半期便是发生在第二个过程中,西向经营西域可以看成是匈奴超越区域统一中国的先声。

   西域是两个概念的组合:西,是表示方向,“日归于西”;域,是指区域。西域地区的自然地貌是“三山夹两盆”,北有阿尔泰山,中有天山,南有昆仑山;北部的准噶尔盆地与南部的塔里木盆地是干旱荒漠区,多为沙漠戈壁。在两个盆地的边缘,依托大小不等的水系河流,形成了面积不等的成片绿洲,聚集了人类群体的生活,在广袤的荒漠上,构成了分散的绿洲经济社会。绿洲经济的政治社会特点是“小国寡民”,《汉书》上记载的“西域三十六国”“西域五十四国”即是当时西域政治社会的写真。其中的“国”是指依托绿洲建立的城邦之国。

   由于中原与北部草原在局部整合与统一中具有较好的经济基础与社会条件,两者率先实现了区域的整合与统一;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原;公元前209年,冒顿自立为单于,统一草原游牧地域。南北大致在同一时间段实现了各自区域的统一。秦统一中原在先,“郡县而置之,云彻席卷”;匈奴统一草原继后,“唯北狄为不然,真中国(原)之坚敌也”;南北“逐鹿中原”的博弈随即拉开序幕。而匈奴经营西域的后半期实际上是在第二个过程中与秦汉角力中原。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层面讲,匈奴经营西域虽是南北“逐鹿中原”的一个侧翼,但确是两者博弈的重要前沿。正是匈奴与秦汉在“逐鹿中原”中反复、长时间的争雄交往与博弈整合,启动了中国历史上中原与周边不同区域大一统的进程。军臣单于时期(公元前161年——前126年),匈奴进入鼎盛时期。在与中原秦汉的对峙中,匈奴先越金山(今阿尔泰山)西向领有了西域。其时,匈奴的势力范围东至大兴安岭,西至西域以西之塔拉斯河,北抵漠北,南据河套。匈奴政权机构由单于王廷、左贤王、右贤王三部分组成。王廷居中,左贤王辖东部,右贤王辖西部。

   匈奴统一西域之初,先以右贤王统辖,后由右贤王下的日逐王治理西域事务。公元前92年(征和元年),日逐王在西域设置“憧仆都尉”,常驻于焉耆(今焉耆)、危须(今和硕县东南)、尉犁(今焉耆县南紫泥泉一带)三国间,向西域诸国征收赋税和财物。《汉书·西域传》载:西域诸国“虽属匈奴,不相亲附。匈奴能得其马、畜、旃(一种毛毡)、罽(一种毛织品),而不能统率与之进退”。可见,匈奴统一西域后,主要是以政治上的统属、经济上的征收实物(同赋税),来体现与西域的统属关系的,并未实行对西域的直接管理。这也是当时游牧民族常用的一种统治方式。匈奴是中国北方草原上兴起的第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虽然它与西域的统属关系比较松散,一些边远地区甚至只是间接控制或名义上归属,但匈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西域有所作为的政权。匈奴统一西域在中国历史上和西域发展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开创了西域与内地统一的先河,使西域与内地的关系从文明的交流步入政治的统一。

   其二,密切了原先分散林立、互不统属的西域诸国之间的关系,促使西域内部相互融合,协调发展。

   其三,奠定了中原统一西域的基础,提供了治理西域的经验。虽然匈奴统一西域只是一种局部的统一,但这种局部的统一,拓展了西域、北方草原和中原之间文明的交流,为中国历史上范围更广泛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其四,匈奴统一西域后,实际上还控制了西域以西的地方,使东西方交通更加畅通。史称:自乌孙以西安息(今伊朗),“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则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正是这一状况的反映。

   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北方与中原“兄弟阋于墙”的争雄博弈,彰显了边疆与中原共同推动历史上中国与中华民族实现大一统的史实,印证了历史上各民族携手创造中国与中华民族历史的规律。

  

匈奴治理西域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在研究匈奴经营西域的历史中,需要明确几个相互关联的基本问题:

   (一)对于历史上的中国而言,匈奴是“内”,即匈奴是秦汉时期中国的组成部分

匈奴在公元前3世纪兴起于中国北方草原地带。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秦完成中原农耕区域的整合、统一中国(中原)时,匈奴已成事北方草原。公元前209年,冒顿单于即汗位,迅速统一了北方草原,拥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号称与南方汉帝并立的“天所立匈奴大单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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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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