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嶋博史:东亚小农社会的形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6 次 更新时间:2018-07-26 00:57:45

进入专题: 东亚传统社会   小农社会   集约型稻作  

宫嶋博史  

   【内容提要】 本文试图将东亚传统社会的特征理解为“小农社会”,旨在不依赖封建制等西方概念,从东亚固有的特征去理解东亚传统社会,同时以新视角去理解儒学、朱子学和社会构造的关系。儒学、朱子学一直以来被视为东亚传统社会的共通点,但学界对于为何朱子学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朝鲜和日本也成为支配性思想这一问题却没有展开充分的探讨。本文试图结合东亚三国的统治阶层——士大夫、两班、武士的存在形态对该问题进行阐释。随着16—18世纪东亚地区集约型稻作技术的确立,作为生产主体的小农经营逐渐形成,小农经营的普遍化又导致了统治阶层与农业生产的分离。朱子学在朝鲜和日本获得统治理念的地位,与统治阶层的这一变化有紧密联系。小农社会不仅成为我们今天所谓“东亚传统”的核心部分,在19—20世纪的“近代化”过程中也维持了生命力。从这一意义出发长时段地考察东亚社会的历史,可知其最大的分水岭并不是“近代化”的前后,而是小农社会形成的前后。

   【关键词】 东亚传统社会,小农社会,集约型稻作,传统与近代,朱子学

  

一、东亚社会的共通性


   (一)围绕儒教与朱子学的讨论

   20世纪70年代以降,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经历了急速的资本主义发展,进入80年代,中国大陆的经济开发取得了进展。在这一新局势下,我们对数年前围绕东亚经济发展和儒教①关系所展开的激烈讨论仍然记忆犹新。这场讨论现在已完全冷却,讨论之所以没有得以进一步发展的原因之一,恐怕是围绕经济发展和儒教关系的讨论不可避免地带有其恣意性。儒教,尤其是中国宋代以后形成的新儒教(也就是“朱子学”)是极具综合体系性的思想和世界观,由于关注朱子学的内容不同,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讨论也可以随之任意展开,这是这场讨论难以摆脱的恣意性之所在。

   在将东亚置于儒教这一共同的范畴下审视,并讨论其与近代化乃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关系的过程中,东亚何以发展成儒教社会这一根本性问题从未被提出和认真议论。但是我认为东亚发展成为儒教社会的背景中,内含了以下将要阐述的重要问题。

   当试图把东亚视作儒教社会时,儒教通常是指朱子学以降的儒教,因此本文的讨论也只限定于朱子学以降。中国宋代以后形成的宋学之主体,毋庸赘言是被称作士大夫的阶层。这一士大夫阶层,无论是与中国宋代以前的统治阶层相比,还是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前近代统治阶层相比,都是具有独特性的。关于其独特性,岛田虔次有很好的说明:

   士大夫是什么呢?它是在唐代伴随科举制度而产生,至宋代成为一种难以撼动的势力,一个独特的统治阶级。在经济方面,他们经常成为地主,但这不一定是必须的条件。士大夫的特征,首先要在他们是知识分子这一点上,换言之,在他们是儒教经典之教养的保持者这一点上,即“读书人”这一点上寻求。现在若稍稍周密地说,他们则是由于那儒教之教养(这同时也意味着能力)的缘故,故作那充分完美的应有之态,期待通过科举而成为当政者(官僚)那样的人们的阶级。……那不是把出生作为原理的封闭的身份,而是把能力作为原理的开放的阶级。其所谓的能力,就是儒教经典的教养的能力。②

   这样的士大夫阶层的存在形态,倘若与欧洲的领主阶层比较,其差异是十分显著的。在作为知识精英的这一点上,与伊斯兰世界的乌力马(ulama)阶层具有共通之处,但在通过科举成为官僚的理想这一点上,两者却存在很大的不同。

   关于朱子(朱熹)之体系性完成的宋学,离开了上述士大夫阶层的社会存在形态,这一思想体系就无法理解。在政治思想的层面,朱子学把以皇帝为顶点的官僚制统治体制作为大前提。虽然在朱子学以降的儒教中,围绕着集权与分权的思想对立一直存在,但即便是以分权倾向为目标,也是在官僚制统治体制之构造内维持其主张的。而如欧洲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等,则以国家统治之私的分割作为本质,在这一点上,两者具有决定性的差异。

   从经济基础的层面又应如何看待士大夫阶层呢?正如岛田虔次所言,他们大多是地主,但地主并不是必要条件。而且不是所有的地主都属于士大夫阶层。如我们所知,围绕着士大夫阶层的地主性质,中国史研究者之间展开过许多论争。围绕着地主和其对立面的佃农之间的关系,即地主-佃农关系究竟是身份统治、隶属关系,还是经济关系占主导,存在过两种尖锐的相互对立的见解。前者将士大夫-地主阶层看作类似于欧洲中世纪领主阶层的存在,进而导出了中国封建制论。但是这一见解没有实证出宋代以后地主拥有独立的统治机构、实行领域性统治的层面,因此只是部分地指出了地主所具有的领主的一面。而这种永无止境的论证本身,也可以说反映了士大夫阶层社会性质的复杂性。③

   可见,士大夫阶层作为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宋学的主体,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层面,都是十分独特的社会存在,其世界观、社会观的形成,理所当然是以他们的社会存在形态为前提的。不过,在朱子学作为外来思想被接受的朝鲜④和日本,情况则有所不同。因为在朝鲜或日本,并非一开始就存在社会构造和朱子学之间的对应关系。而且朱子学是作为士大夫这一统治精英的思想而成立的,相比宗教的色彩,更带有强烈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的性质。因此在朝鲜或日本,朱子学的理念和社会现实之间必然会产生各种背离。即便如此,朝鲜和日本,尤其是朝鲜,为什么能够对朱子学的接受达到如此深的程度呢?

   在过去将东亚视为儒教社会的议论中,上述议题从来没有被当作问题真正讨论过,儒教社会的存在通常被当作不言而喻的前提,只谈及其特征或比较之异同。本文将结合这一地区社会构造上的变动,对为何儒教社会在东亚得以形成这一问题进行考察。以中国宋代为端绪开始形成的朱子学及其在朝鲜、日本逐渐普及如果意味着东亚儒教社会的形成,那么这一形成难道不是该地区社会构造层面同质性变化的产物吗?本文试图从这一立场出发,对与朱子学的形成和接受相适应的社会构造变动进行探究。

   (二)作为小农社会的东亚

   那么,与朱子学的形成和接受相适应的社会构造是什么呢?我认为本文标题中所揭示的“小农社会”正是与之最相适应的社会构造。故此处有必要对本文中所说的小农社会的含义进行一些说明。

   所谓小农社会,是指在农业社会中,无论是拥有自己的土地,还是租借他人的土地,基本上只是依靠自己及家庭劳动力而独立进行农业经营的小农,其存在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即使使用自己及家庭成员以外的劳动力,其地位都是次要的。这样的小农社会,很容易被理解成超越时代和地区的普遍性存在样态,但其实到了某一时期以后,像东亚地区这样小农占压倒性比重的社会反倒成了例外。

   当试图把东亚视为小农社会时,这一社会与其他农业社会相比具有以下两个重要特征。第一个特征可以归纳为:不存在中世纪及近代欧洲较为典型的、基于领主阶层大土地所有的直营地经营。稍稍扩大一些讲,也可以说是不存在基于政治统治阶层的大土地所有的直营地经营。政治统治阶层的大规模直营地,不仅在中世纪及近代的欧洲,在西亚、拉丁美洲也是普遍可以看到的。在东亚,像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或朝鲜的两班阶层这样的政治统治阶层,有时也可能是大土地所有者,但一般情况下他们不直接经营自己的土地,而是让佃农进行租佃耕作。经营的主体是佃农的这一特征,与其他地区的大规模直营地是相区别的。

   东亚小农社会还有一个重要特征是农业劳动者——稍稍扩大一些说,是难以称作独立经营主体的农业从业者⑤——仅有少量存在。众所周知,在与东亚相毗邻的东南亚至印度次大陆的广泛地区,农业从业者当中农业劳动者所占据的比重是相当高的,直至今日仍成为该地区的一大问题。在东亚,即使自己不拥有土地所有权,以佃农身份成为土地经营主体也是普遍现象,这一点是与东南亚和印度农村构造的根本差异。

   本文中的小农社会具有以上含义,而我认为东亚小农社会的形成是比较晚近的现象。具体而言,中国经过宋代至明代的长时间变迁逐渐形成了小农社会,朝鲜是在朝鲜时代(1392年—1910年)后期,日本则是在江户时代(1603年—1867年)前期小农社会才得以形成。而这一现象正是与朱子学的形成及其在朝鲜、日本被接受几乎并行的。以下就对东亚小农社会的形成过程试作概观。

  

二、 东亚小农社会的形成过程


   (一)东亚在世界人口中占据的位置

   东亚地区现在是全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但在历史上并非一直如此。东亚小农社会的形成和这一地区的高人口密度有着紧密的关系,而东亚的高人口密度是在特定时期以后才发生的现象。表1是约翰·杜兰德(John Durand)绘制的世界各地区估测人口数的变动表。根据此表可知,各地区的人口数变化并不是一致的,各地区都在特定时期会比其他地区呈现较快的人口增长趋势。其结果是,各地区在世界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随着时间不同而出现了较大的差异。

   表1中,各年代、各地区的人口在世界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大致可以分为三大集合。第一集合是在公元1年和1000年的时点上,占世界人口比重最高的数值集合,包括印度次大陆、西亚、北非及非洲其他地区、中南美洲、大洋洲等地区。这一集合除了大洋洲以外,都是在早期就出现高度文明的地区,到了公元1000年以后这些地区的人口增加相对放缓。

   第二集合是1500年以及1750年占世界人口比重最高的地区,包括东亚的中国和日本。

   第三集合是1900年和1975年占世界人口比重最高的地区,亚洲其他地区(以东南亚为中心)、欧洲(苏联除外)、苏联、北美洲属于这一集合。这一集合从人口史的角度看,是被称作新兴集团的地区,这一地区因工业化的发展和移民,在新时期出现了人口激增。

   杜兰德所展示的数值不过是估计值,科林·麦克伊韦迪(Collin McEvedy)和理查德·琼斯(Richard Jones)采用同一方式获得的估计值,有些部分与杜兰德得出了稍微不同的结论。⑥即便如此,在世界人口史中,东亚地区占据了十分独特的位置这一结论本身是毋庸置疑的。与其他两个集合相比,东亚的特征可以称为中间期人口增加型,公元1000年至世界工业化真正意义上开始胎动的1750年期间,东亚地区实现了其他地区所没有的急速人口增长。

   在杜兰德绘制的表格中,朝鲜被包含在“亚洲其他地区”当中,近年的研究显示,朝鲜无疑也在1000年—1750年期间实现了急速的人口增长。图1是依据权泰焕、慎镛夏的研究和托尼·米歇尔(Tony Michell)的研究成果进行图表化后的朝鲜时代估计人口数变迁图。两个研究在绝对数值方面出现了较大的差异,但是两者在总的趋势上是完全一致的:朝鲜前期(1392年-16世纪末)人口顺利增长,1592年以后因日本侵略而产生人口急速减少,17世纪以后恢复人口增长,18世纪中叶以后停滞乃至略微减少。

图1展示了进入朝鲜时代以后的人口估计值,但目前还没有研究对更早的高丽时代(918年—1392年)进行类似的估计。关于高丽时代的人口变动,李泰镇曾有过一篇有意思的报告。⑦李泰镇广泛调查了高丽时代人物的墓志铭,他以墓志铭上所记载的墓主子女的内容为线索,发现高丽中期武臣政权建立(1170年)以前子女早死现象很常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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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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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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