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可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16 次 更新时间:2018-07-23 23: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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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景源  

  

   目前,人类社会正处在大变革和大调整的时代,世界进入了一个格局重构和秩序重建的重要时期。与此同时,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讲话以及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主旨演讲的主题和核心,是他阐发中国理性应对国际秩序变革和全球化挑战的根本理念,也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中国方案的思想精髓,值得认真研究和思考。我在这里主要谈三个问题。

  

   一、新角色带来新责任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力量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一是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随着冷战结束,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二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的所谓“反恐”饱受质疑并严重受挫,爆发金融危机,这损害了美国的道义基础和综合国力。三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快速崛起,从2000年到2016年,中国经济体量从近1万亿美元增至近11万亿美元,不计同期通胀,增加10倍[1]。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已经进入世界中心,成为世界核心大国。

   目前,全球治理和中国新的领导角色已经成为国际上讨论的热门话题。一方面,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已经写入联合国的有关决议。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和所坚持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和支持。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发展奇迹有着浓厚的兴趣,想了解中国成功的秘密,对中国道路的认识逐步深化,对中国提出的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等新理念表示赞同和响应。另一方面,西方有少数人对中国还存在着许多误解,怀疑中国搞贸易扩张,构建新的政治利益集团,要称霸世界,等等。他们变着法地讲述中国故事,散布“中国威胁”论、“中国发展前景不确定”论等论调,逼着中国人要讲好自己的故事,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的、全面的中国。

   中国为什么向国际社会提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倡议?美国两次反恐严重受挫,爆发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反映的是西方文明的危机。这提出了一个全新的问题,即整个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道路究竟是什么,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根据何在?俄罗斯有关智库认为,世界当前有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现有的世界体系的中心就是欧美等发达国家,它们根据利润和经济效益最大化原则,推行受其控制的全球化。这个全球化根据傅莹所说的,实质上是“在自由主义旗帜下大力输出价值观和制度模式”[2]的全球西方化的一个过程,就是极力维护以西方为中心,其他国家服务于它的“中心-边缘”结构和格局。另一条道路是世界各国根据共同利益、协商一致的目标和合作原则,就发展道路达成共识。

   中国选择的是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从某种意义来说,中美之间的竞争是两条不同发展道路的竞争。美国主张的是脱胎于冷战时期的旧发展观。而中国则选择了一条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道路,这条发展道路通过“一带一路”的构想和实践日益获得世界各国人民的认同和支持。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内涵是世界的前途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3]。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继承和弘扬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是全球治理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核心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是迄今为止中国为世界提供的新理念和重要的公共产品,它虽是中国首倡,但为各国所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本质上打破了西方发达国家坚持的霸权主义和“价值观外交”,打破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魔咒,强调不以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为限,也不以人种、民族、国家、宗教作为衡量正确与否的标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立场是放在共同体上,而不是立足于某个利益群体上,其目的是通过构建共同体来平衡利益分歧,主张要把所有人都纳入这个共同体中来加以考虑,而且是从整体上谋划长远利益、现实利益以及各种利益的平衡和共赢,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朝着公平、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诉求是树立大小国家一律平等,改变近代以来的殖民体系“中心-边缘”式的依附现象,改变近代以来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逻辑所导致的国际体系的不公正性现象;坚持多边主义,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国际秩序框架,其结果将改变美国主导的单极霸权主义的体系。习近平在多次演讲中,把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和国际秩序观上升到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更好地回答了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一重大课题。

  

   二、中国方案是人间正道

   基辛格认为,中美之间的挑战背后是价值观问题。他说,正在经历动荡的世界尚未形成共同的理念,中美之间缺少一个总体上的互动理念,彼此都断定自己国家的价值观独一无二,是其他民族理所当然向往的。调和这两种价值观是中美关系最深刻的挑战。基辛格为什么如此看重中美之间的价值观问题,因为价值观的争论实质上是争夺发展主动权和主导权的斗争,是关系到哪种价值观主导世界发展方向和道路的重大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承认世界是人们关于世界的知识和价值预期创造出来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世界受思想统治,而是说思想所反映的真实关系决定了历史运动的走向。2004年,乔舒亚·库珀·雷默的一篇调研论文《北京共识》指出,“北京共识”强调发展的人民性而不是特权阶层性,中国正在开辟一条通往发展的新道路,这条道路是建立在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和注重个人权利、责任平衡的基础之上[4]46。“华盛顿共识”的目的是帮助银行家和金融家,而“北京共识”的目标是帮助普通民众,强调以人为本。任何人都不能逆历史潮流而动,价值观和发展观的背后是历史观,“北京共识”所表述的价值观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的集中体现。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全球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外延,参与国际治理,要以良好的国内治理作为基础。“一带一路”构想得到一百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将44亿人口的命运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从中可以感受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观和发展观,对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和国际秩序观、对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刻影响。

   人民主体论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发展大局的根本理念,坚信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主导力量,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核心价值,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发展价值的最高裁决者,这是贯穿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一根主线。从人民主体论看发展理念,它能逻辑的延伸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十八大以来,在统筹国内发展大局时,习近平多次强调要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提出在小康路上不让一个困难群众掉队,只要还有一家一户乃至一个人没有解决基本生活问题,党和政府就不能安之若素。让“人人参与、人人建立、人人享有”的口号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凝聚起最强大的力量。十八大以来,在对外关系上,习近平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让中国携手世界共同发展的构想,也是着眼于人类的大多数。习近平强调,这个世界上一部分人过得很好,一部分人过得很不好,不是个好现象,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他还说,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当今世界仍有8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生活之中,每年近600万孩子在5岁前夭折,近6000万儿童未能接受教育。我们有责任营造人人免于匮乏、获得发展、享有尊严的光明前景。上述观点表明,我们只有在历史观层面,从以人民为中心的视角,才能深刻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内涵。

  

   三、筑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石

   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崛起的代价是失去周边国家的好感,代之以警觉和猜忌。中国的快速崛起更加引起西方发达国家的情绪化反应,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紧了对中国的围堵。究其原因,正如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所指出的,不能简单地将中国归类为一个民族国家,她既是一个民族国家(广土巨族),也是文明国家,是唯一人类文明没有中断的国家。因此,中华民族的复兴同时是中华文明的复兴。经历近四十年的发展,中国由一个区域型国家日益变为一个全球性国家,中国已经走进国际舞台的中心,向国际讲坛不断地注入中国的色彩,并对欧美的价值观(美国的霸权理论和欧盟的“规范性强权”即准霸权理论)提出了挑战。西方对中国发展的机会之窗已经关闭,中国进入了多事之秋。中国的发展道路使西方的传统模式由“普适模式”下降还原为地域发展模式,世界进入多种发展模式共存和竞争的新时代。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世界权力平衡的改变,突出地反映在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价值观和历史观的博弈日益深化。美国的智库人物曾明确表示,中国若“硬实力”崛起,美国则十分欢迎;中国若“软实力”崛起,美中之间将可能发生直接的、全面的激烈冲突。言下之意,中国不能向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提出挑战,如果中国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仿效西方发展道路,会受到欢迎;如果中国坚持自己的发展理念,走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这将被西方视为威胁而引发冲突。西方媒体不时惊呼“世界正在进入中国节奏”、“世界正在去西方化,进入中国化时代”,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方对中国的恐惧所在。

   中国要通过“一带一路”构想实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道路,在发展观层次首先面临着西方的霸权史观的挑战。如何从理论上化解“中国威胁论”,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重要课题。否定中国能够和平崛起的米尔斯海默的主要观点是,国家体系是一个无政府的体系,没有任何一个最终的仲裁者可以求助。一个国家要顾及自己的生存,最好的办法是要变得特别强大,成为唯一的地区霸主。中国迅速崛起,它会效法美国主宰亚洲。所以美国必须采取措施,不能等到它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他的历史无仲裁者论就是否认有历史规律,否认历史有主导力量,其理论直接为殖民主义、霸权主义提供历史观根据,并为发动世界大战的威廉二世的德国、日本帝国、纳粹德国提供理论基础。针对美国新现实主义提出的“国强必霸”理论,中国明确提出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主张。

   基辛格对中美价值观的对立表示忧虑,他认为,能否调和这两种价值观是中美关系的最深刻的挑战。最近,他在《世界秩序》中进一步提出:“最重要的是,我们寻求推动的价值观的本质是什么?……世界秩序不能由任何一个国家单枪匹马地建立。……我们有可能把不同的文化转化为一个共同的体系吗?”[5]为此,他提出了建立“太平洋共同体”的概念。一个有着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的世界只能是一个和平的世界。所以,自本世纪以来,中国先后提出“和平崛起”、国与国之间要寻求“利益汇合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尤其是,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发表的《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讲话中,明确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这些主张不仅是对基辛格关注的积极回应,更是中国理性应对国际秩序变革的根本理念。

不同文化和文明交流互鉴的理性原则,应是一种“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观念,而不应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宗教为标准来框定整个国际关系走向。但由于任何文化和文明本身都有其坚固的内核,要真正实现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宏愿,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首先,文化和文明的观念本身是价值观,生活于不同文明圈的人们在价值观念上会有较大差异,要对此实现同情的理解绝非朝夕之功可以奏效的。西方国家散布“中国崩溃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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