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文:作为历史表征的“68年”运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5 次 更新时间:2018-07-18 21:5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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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文  

   五十年后的今天如何在历史的记忆之屏上重构这场“魔术式”的社会运动,仍然是一个难题。尽管从这场运动的“二十年纪念”、“三十年纪念”以至于今天,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化史学家都从很多方面尝试这样做,其中也不发真知灼见,但根本性的难题仍然存在。这个根本难题就是,我们今天在很大程度上,仍旧处在这场社会运动的所表征的历史结构之中。正是由于这一原因,“68年”这场社会运动的性质甚至在聚讼纷纭之中,历史学家的解释不同于社会学家,文化史家的解释又是不同,此外各类学者又因“左翼/保守”的立场划分,而异见叠出,比如雷蒙·阿隆(Raymond Aron),他就径直把68年五月运动称为“假装的革命”,而且是一种“对假装的假装”。当然,当事人对这场运动的经验,更不能用任何一种阐释模型予以匀质化。图海纳(Alain Touraine)和克罗齐埃(Michel Crozier)认为它是一种“新类型的社会冲突”和“制度危机的产物”,而莫兰(Edgar Morin)则倾向于将之理解为“代际反抗(弑父)”,布尔迪厄(Pierre Boudieu)则把这场复杂的运动解释为一种结构场,西方社会的整体危机在这个结构性事件场中发生“调谐共振”。我在十年前即68年的四十周年“纪念”,参与翻译过一组文章(见《生产》第七辑,汪民安编,2008)。

   那几篇文章基本上可以概括当时社会学和社会史学对68年尤其是法国68年的种种解释。作为“68年”亲历者、参与者(也是运动中的“明星人物”)的当代著名演员、导演丹尼尔·孔-本迪(Daniel Cohn-Bendit)后来在谈及他自己的感受的时候说,这场社会运动与太多的观念联系在一起。

   “文化革命、性解放、反权威、青年革命、学生反抗、解放运动、代际冲突、小资产阶级革命”等等,等等,以至于他宁愿称之为为“神奇的68岁月(magischen Datum 1968)”(见Cohn-Bendit, Dany/Mohr, Reinhard (1988): 1968. Die letzte Revolution, die noch nichts vom Ozonloch wu?te, Berlin.)。

  

   “神奇”的68年运动

   今天看来,1988年的时候,孔-本迪以“神奇”来表述自己对这场运动的感受,的确是一种相当准确的表达。我们只需看这样几个“神奇”的方面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首先,“神奇”的是,这是一个“没有中心地点”的社会运动。在近现代世界历史中,“革命”是关键词中的关键词。尤其是18世纪以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所承担的社会历史就是一部革命的历史。作为历史学的惯例,18、19世纪以至于20世纪前半页的各种“社会革命”都以它们爆发的地点为“名称”:法兰西革命、俄国革命、西班牙革命、中国革命,等等。在这个意义上来说,1968年这场往往被人冠以“革命”之名的社会运动,却没法用一个具体的、中心性的地点名称来为之“冠名”:它不仅仅发生在其形式得到最戏剧化表达的法国(南特、南泰尔、巴黎)。1968年前后,全球范围内的社会抵抗、抗议和骚动不绝如缕,其中影响显著的就有意大利、墨西哥,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的大规模、半自发-半组织的社会运动。这些运动虽然分散各地,目标诉求也非常不同,有的是种族民权诉求,有的是反权威诉求,反权威诉求中又有反对苏联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之别,但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特征,那就是学生对战后“两极世界” 霸权体系结构的总体反抗、知识界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大拒绝以及工人反抗三种力量的汇合。

   其次,它的“神奇”性也表现在这种“汇合”上:68年的学生运动在法国只具有“象征性”,无论是南泰尔大学最初的爆发,还是巴黎大学学生与戴高乐当局的警察部队的对峙,都在规模上和性质上远不如德国68年运动那样拥有着广泛动员的学生群体、激烈的占领行动和实质性的抗议诉求,另外也在时间的持续性上逊于美国的60年代和68年学生运动——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初,大学生运动就已经大规模、有组织地发展起来,以“争取民主学生社团”的《休伦港宣言》为标志,经过1964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抗议运动,全美学生运动组织的实质性社会抵抗一直持续到70年代。

   实际上,法国“68年”运动的高潮是由学生运动点燃的工人运动,68年也只有在法国形成了法国工人运动史上最大的罢工,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最发达地区的普遍“暴动”,从而也造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五月风暴”——这次总罢工首次突破了传统工业生产的中心地区,扩展到了通信和文化工业领域,扩展到了社会再生产的全部领域之中,并实质性地形成了“工人自治”的实践的理论。此外,“知识阶层”与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的“汇合”则是以半参与的方式来进行的。一方面,1968年抗议运动之前,在法国,美国和德国的知识分子当中分别已经出现了“Nouvelle Gauche”,“New Left”和“Neue Linke”的提法,对当时的社会结构的性质进行理论上的“再思”,只是间接为68年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提供自我理解。“新左派”知识人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着对运动本身的“超然态度”,无论是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阿多诺),还是法国围绕在《社会主义或野蛮》(Socialisme ou Barbarie, 1949-1966),《争论》(Arguments, 1956-1962)和《国际情境主义者》(International Situationiste, 1958-1969)等刊物周围的“新左派”圈子,他们的诉求都与学生、工人运动的目标诉求不完全重合——左翼理论的拒绝对象主要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对象和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运作逻辑的整体。因此,“68年社会运动”的这种“汇合”体现为一种三个层面的“平行呼应”的特征:德国、美国的学生运动、法国的工人运动、新左派学术共同体的理论实践。

   第三个“神奇”之处,68年运动没有自己的名字,也是由于这场运动异乎寻常地不再像以往意义的革命那样,具有某种指向某个具体“未来”的具体目标了。也就是说,这场社会运动不是一种向着“进步”的、规划明晰的历史目标迈进的革命。它甚至表现出了一种“反历史性”的特征。“1968年五月和六月的事件的确难于把握,因为它们根本未曾被预见,也不可预知”,普狄维埃(Capdevielle)和莫里奥(Mouriaux)的这种说法表明了一种普遍感觉,这是来自社会中产阶级上层的一种历史的“错位感”。

   从社会、经济的一般参数来看,20世纪60年代是二战以后的黄金时代,直至后来还有历史学者如让·弗拉斯蒂(Jean Fourastié),还把包括六十年代在内的战后复苏描述为“辉煌的三十年”。在欧、美发达国家乃至于世界范围内,战后经济复苏在各方面都创造出了一种欣欣向荣的“幻象”:没有经济危机、就业率相对饱和。但也是在60年代开始,各种来自社会“被压抑层”的各种社会不满开始以弥散的方式呈现出来,尽管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幻想”之屏的遮蔽下,这些不满也仅仅是不满,必定会随着经济繁荣而得到消弭和克服。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黄金时代”一下子爆发了如此广泛的社会危机和社会运动,是这种“错位感”的成因。无论是学生的抗议活动、女性主义运动、黑人民权运动、性解放运动、反战运动,还是反对两极世界霸权的抗议运动都让这种“历史进步”“面子”下的“里子”暴露了出来:战后西方世界的经济的发展的社会制度基础,恰恰正是(源自“战时动员”的)“家长制”以及各种层面虽形形色色但具同构性的“权威主义”。如果说,经济进步在经济决定论(以及政治上的专家治国论)看来是历史进步的关键指数的话,那么68年的社会运动的确是“反历史的”。就这(这些)场社会运动的形式而言,它(它们)不仅是“反历史的”,还是“非时间性”的。针对着“家长制”和“权威主义”的所有异见所从属的多重“革命维度”相互叠加、纠缠,并被压进了同一个话语平面:古巴和越南、中美洲人们的解放斗争话语、毛泽东、菲德尔?卡斯特罗、胡志明以及厄内斯特?切?格瓦拉的形象被编织进圣西门、傅立叶、蒲鲁东,巴库宁等人所代表的那种乌托邦传统之中,当然在这些话语的织体当中还有被乌托邦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

   在1968年5月到6月初的运动中,这种乌托邦性质得到了最充分的呈现。为解放而解放——解放本身呈现为一种“舞台效果”,发挥了心理剧的作用。在德国柏林的学生占领建筑的运动中,在法国巴黎的“街垒战”中,在美国多地发生民众集会中,“滚石乐队”的《街头战士》成了一种通用的“语言”。5月到6月作为这种“神奇的”社会运动的高潮,其中爆发的众多抗议、示威和占领活动,没有提出并要求变革社会的方案。因此,意大利著名思想家诺伯托·博比奥(Norberto Bobbio)称之为“没有替代方案的革命”——它们是一种“姿态”。

  

   68年运动作为一种“姿态”

   “姿态”,没有目的,它本身就是目的。姿态之于运动,正如舞蹈之于行走。在阿甘本的意义上说,姿态是对运动的“挪用”,让运动本身的动作过程变得可见,用诗人瓦莱里的比喻来说,姿态,或“舞蹈并不是要跳到哪里去,但是这套动作本身就是目的”。1968年5月-6月初的这些“事件”性运动,也正是这样。它们是一种展示。总体而言是对反抗本身的展示,因此它们才采取了具有“节日”、“狂欢”效果的姿态。游行,歌唱,示威,占领大街,成为他人的同伴,逃离资产阶级化的内部空间,发现团结,汇入人群:这是大多数参与者共有的最基本也是最有力的体验——“运动具有游戏的方面,这一点可以从其理论一贯性的缺乏得到理解。

   如果你扮演不了你自己的‘角色’,那大可以扮演好几个角色。当你对你希望建立的社会不甚了了的时候,这倒是个办法以保证不致过于迅速地被各种观念和团体搞得手足无措陷于瘫痪。这场运动是个万花筒:从圣鞠斯特到格瓦拉,求助于蓝波,博诺(Bonnot)及其同伙,托洛茨基,安德烈?布勒东,它把这些革命的弃儿们都汇聚一处,也聚合起了向既有秩序发动进攻的一切政治和诗学传统……”,这是让-马利·多梅纳克(Jean-Marie Domenach)为《精神》杂志(Esprit)撰写文章中谈到的对这种节日化运动姿态的体验。当然,这种姿态,也体现在“非方案的”、无具体社会目标的各种“口号”——词语的解放——当中。

   具体而言,这些事件性的运动呈现出了以下方面的“姿态”的展布。

   一方面,是对纯粹手段的展示。参与不再是“对……的参与”,而是对其目的的“拒绝”,构成了对其目的的真正的断裂,同时也让它们要参与的那个目的本身的原有结构得以被看到。说得直接一些,68年5、6月的事件性活动,不仅出现了多样的非政党的团体、小团体、个人组织的参与者,而且也创造了多样参与方式——如集会、游行示威、街头暴动、占领公共建筑、冲击课堂和学术会议等等——的同时爆发或共时性联合,以拒绝“民主制度”的所有基本“规则”的方式,拒绝“代表”、拒绝“授权”,以姿态的行动对代表、授权背后的权力关系提出质疑,让人们(首先是参与者自己)看到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规则”的本质和实质。这些纯粹手段,似乎也不能以“大民主”和“直接民主”这种政治学概念来界定,它们就是姿态,就是无目的的手段,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后来所说的“共同在场”可能可以来对之进行界定。

另一方面,在这些事件性运动中,众多主体的共同在场,实际上也更多地在“同”或者“共在”中,在这些事件构成的心理剧“舞台”中占有了自己的各自的“位置”。在高潮时期的运动里,站在这个舞台上的“组织”或“联盟”可以说林林总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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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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