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窗 陈玺安:特区:一个改革加速主义的案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1 次 更新时间:2018-07-17 08:5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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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窗   陈玺安  

   1978年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这次社会动员的最终结论,奠定了科技作为生产力的叙述。

  

   对未来的热情

   1978年,在为时两周的全国科学大会闭幕之前,播音员宣读了诗人郭沫若的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 这场闭幕谈话实际上是由中宣部起草,带有浓厚的官方定调色彩,呼吁“科学家不应当把想象力让诗人独占了”。我们或可以将这看作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少有的科幻宣言。但除了短暂几年的复兴之外,改革开放后的科幻小说浪潮仍经常因不稳定的反右政治风向而起伏。近期的中国科幻热亦远非政治上的宽松所致,它伴随着对于中国的科技基础建设的速度以及对此的乐观主义而来。而今天的这种科技所强调的时间观,特别是近几年在中国兴起的对于人工智能及尖端科技等相关议题的热情,无非是对未来趋势的投资。在这个官方和大众的“共同事业”中,未来开始成为一个必要的计算对象,关乎未来的决定必须在此刻下手。

   加速主义者对时间伦理的问题抱持着类似的肯定态度。用瑞伊·布雷西耶尔(Ray Brassier)的话来说,作为“物种共同体”的我们“应该要面对未来做些什么”[1]。加速主义这种技术至上的想法是普罗米修斯主义(Prometheanism)在二战后受人文思潮束缚的压抑后反弹(return of the repressed)。它体现为一种如下的欲望:将纯粹抽象的资本鬼舞重新编成一场锐舞狂欢,甚至成为机器种族的祖先[2]。这种加速主义和上述当代中国的“对未来的热情”两者的汇聚的早期文本也许是英国哲学家尼克·兰德(Nick Land)还在华威大学哲学系时的表演讲座《熔毁》(1994):此一加速主义的早期文本描绘“远东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一段富有启发性的突变:它“透过经济特区,将自身的唯物辩证主义的否定性咒语破除,并投入了脱缰的资本流动中”。当代中国“从未来而至”。相较之下,他反而认为西方传统左翼“沦落到保守主义的位置”[3]。

   要将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转译成赛博朋克式的修辞,牵涉到一系列简化的过程,用带有科技东方主义的文化偏见视角将当代中国书写为一个“未来”的投射。尽管近期备受争议地卷入了极右运动,然而,这些理论和实践背后隐含的一种集体冲动值得进一步讨论和协商:在中国出现的这种非理论化的对未来热情,两者是否真有一种认识论上的相关性?

  

   改革开放=加速主义?

   加速主义者对技术保持着怎么样的本体论看法?布雷西耶尔在收录于《加速:加速主义读本》中的 “普罗米修斯主义及其批评者”一文中,借回应对于普罗米修斯主义的批评而回答了这个问题。普罗米修斯主义主张人为的工程可以改造人类的自然本性,同时,他们也不相信人和自然之间有什么既定的平衡关系。布雷西耶尔的看法是,西方现代性的时间轴线本身就是一种失衡的结构,我们不可能从局部进行修补,或接受“本体论意义上的有限性”(ontological finitude)的束缚。布雷西耶尔在这篇文章中对工程师及哲学家迪皮伊(Jean-Pierre Dupuy)对纳米伦理提出的疑问进行逐行细读。迪皮伊的论述认为,新的技术领域(即纳米–生物–信息–认知科学)对认识论思辨(speculation)的追求已经失衡,进一步说,这个领域并没有分清楚思辨和存有学两者的差别。布雷西耶尔对此就哲学史的角度反驳道:存有学来自海德格尔将康德的先验(神的)范畴具体化(reification)为关于人的存有思考。布雷西耶尔为启蒙理性的遗产辩护,基于 “马克思对人类以自由意识重谱自身及世界的认同”,他主张道,这种尝试同样也是将先验问题具体化的实践。[4]

   马克思要求哲学必须推动实践,当代中国本身正是这个信条的具体化。在20世纪的下半叶,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开始被于光远等马克思主义者引介成为当代中国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参考点。这种观点认为,人的劳动通过科学认识和技术改造自然,来揭示自然界的整体性质以及自然历史的规律[5]。“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在执政之前便感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并促使他参与创设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他被许多论者回顾式地视为加速主义者,其实质的形上学归因便是在于他的现代化方案具体化了技术的形上学基础,另一个加速主义征兆则源于改革开放“加速发展进程”的解疆域化事实。后者体现在其合资和特区等政策,它们提供了资本方廉价的自然资源和低廉劳动力等生产资料,以换取技术和资本进入中国。某种程度上,特区不仅仅是中国的“世界之窗”,而且还是世界各处资本的自然资源窗口。用布雷西耶的话来说,这种将自然与劳动力视为资源的特区,同样也是一种德勒兹和加塔里所说的“解疆域”的具体化。这种具体化也许可以被我们诠释成一种哲学方案的修正,将神学修改成为人学,将形上学修改成资本政策的工具。

  

   改革开放时期技术及认识论的转型案例

   历史性地看,也许加速主义正是修正主义的压抑回返。在共产主义的改革主义星群中,铁托自50年代起以强人政治的风格实行工人自治,将南斯拉夫带离苏维埃式的计划经济;而赫鲁晓夫在苏联,则同步从政治体制上与生产力上进行改革,但在大型的危机中宣告失败。计划经济在转型时面对的首要问题,便是如何将无产阶级革命能量安全转化为群众的生产冲动。修正主义是当时调动社会和政治动能的一则咒语:反修、防修。反过来说,各种修正主义的政治体制,不能说没有影响到改革开放的治理方向:既不能落于赫鲁晓夫的政变结局,或者铁托的一人当政的局面。这意味者军事冷战和政治斗争的热力学积累,需要由下而上地导向通过追求科学技术和经济而带动发展的政治愿景里面。

   在今天也许很难想象:转型最初的制度转变从农业开始。农民的生产冲动甚至值得安徽小岗村的18位农民效仿军人立下生死状。1978年解除公社制度,并要求各自承包村内土地的政策,算是触碰了政治禁忌。运用责任制度的试点实验,并在成功以后扩大实施——这种弹性的政策强调法令和意识形态之外的特例。特区的规划则是另一种不均地理发展的政治建筑。从今天的角度看起来,划区一般被视为新自由主义为跨国资金解疆域的非地方,而在邓小平那里则源于1937年的陕甘宁特区。在国共合作的情势下,共产党的行政根据地被划为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特区。邓小平在1978年开创这个制度外的空间,这和他1992年在没有任何官职下到上海、深圳等城市游击式地进行南巡讲话,并最终巩固了改革政策的延续,两者都是传统中国共产党擅长的不对称战争。若做个比较,1934年的长征最终走到了延安,战略上大后方的薄弱地带,而1980年的深圳,则是相对于将重工业设置在内陆的计划经济时期的政策逻辑之外找到的一片意识形态斗争的边疆。那也是改革开放之前,闲置劳动力逃港的路径。这个边缘地带让局部的试点免于被攻击为改革主义,并得以将市场经济写入红色长城星球之上。这个不均发展实际上也是种军事复合体,其实质手段是工程兵的基建和武装的关口。这些军事部署将基建对速度的追求,以及为换取外国资金和技术所进行的生产资料垄断进行了图绘。换句话说,资本在改革开放初期是随处可被观察到的。[6]

   1979年设立蛇口工业区的招商局起源于1872年的洋务运动,80年代初的舆论认为,这场改革是中国第二次的洋务运动。不同之处在于,中体西用的体系将技术的思考(体)和使用(用)拆开来本身就是个问题[7]。换句话说,单单注重军事武器硬件的改革,而不触及政治制度和传统文化的冲击是不可能的。改革开放引进西方技术的举措——合资政策——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中体西用的创造性修正。当时的合资以技术及资金的引进为主,搁置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意识形态问题(体),并着重在其实用层面(用)。改革开放时代的技术官僚必须小心处理合资政策可能带来的政治冲击,而不落入被批评为修正主义者。他们的内在目的和工具的论证体现在这样的想法上:共产主义若是目标,就要先忘掉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事实上,一些改革开放早期的技术官僚,也谈到计划经济之于技术创新的困局[8]。当时透过合资产业实际引进的技术,更多指的是民生工业的产业链。例如中德合资的大众汽车,便在80年代中于江浙沪一带,几乎是从无到有地建立起了上百家标准化的零部件配套厂。[9]

   2004年出现的山寨手机浪潮在几年之间激起了晶片市场的重力转移。这股浪潮也许最佳地诠释了许煜所称的“没有现代性的现代化”。在这个由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所主导的技术变革之前,中国的技术改革也许仅处在60年代起开始垂直整合的全球技术生产链末端,而没有跃升的契机。上述所谓垂直整合的技术,通常是指高科技产业运用自身不断更新的商业和生产模式,以及产品的升级做筹码,并支配全球各处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这让它们的产品能在最有效生产的几个不同的地点进行模块化的组合。特区的出现,正如Silicon Valley Toxic Coalition的创办人Ted Smith所描述的那样,“其规划提供了促进及加速科技扩散进程的基础设施,并在地化了半导体公司间的垂直分工。”[10]

   在这场劳力密集,并且是由硅谷(上)至深圳(下)的一场全球整合的技术革命中,核心技术一直是被各种政治和商业权力所垄断的。当然,这一现状还没有被山寨经济所改变,但可以说后者确实暂时打乱了技术原有的治理规则。将这种在技术上大量进行拟仿(technological mimicry)的经济用中文拼音的“shanzhai”命名,是将无监管、无核心技术的加速生产过程污名化为一个没有文化本质的生产无意识, 而这一污名化的现象源起于文化本体论的缺失,或许更值得我们讨论的是山寨经济为技术提出了什么不同的参考点[11]。

   套用阿克巴·阿巴斯(Akbar Abbas)的说法,这场山寨变革可以说是“技术分工的底层对全球化过程的一种从技术、经济和文化角度发出的回应。”[12]但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它为技术提供了一个不同的参照点。可以说,这次的技术和市场的竞争可以被称为是典型的“降维打击”[13]。在2004年之前,智能手机晶片设计的技术门槛及采购成本基本上被大型的国际IC设计公司所垄断。台湾的晶片公司联发科在台湾开始试验的一套一站式解决方案,则将芯片研发、软件设计及生产制程以整合的方式提供下游厂商采购,为深圳华强北为主的手机装配链提供了以少量、短周期的产品制作的可能性。即便2008年之后,深圳的产业政策引导了一次高科技的转型,让山寨文化过度到品牌文化。但在这里最重要的仍是技术的速度和经济成本。它体现在周边的生产车间的链条,让新创产品的研发能够一站式到位。这一对全球市占率的降维打击,关键在于劳力密集的末端装配链,以及配合智能手机普及化的人口消费需求。可以说,消费和生产的人口基数其实仍是能够改变技术市场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些案例不断试图回答的也许并非人和技术的关系,而是如下的一个角度:技术和人的关系其实是由人口基数——作为消费力或者产能——所定义的。[14]我们也许可以暂时总结性的说,中国体现了其他非西方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典型案例:对速度的追求,同时更重要的也许是这种速度的追求同时是对规模的热情。尽管实际存在的加速主义基本上是枯燥无味的,好像是种没有文化的幻想,然而,对于规模的非人类幻想——将人抽象成为人口——则又在现存的各种当代中国的文化文本中随处可见。譬如近期以德国在2013年工业4.0模型的智能化制程作为蓝图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便声明工业制造是“国之重器”。这是一个将核电、大型基建的产能拓殖到其它国家的举措,同时也看得出来当代中国对规模的想象——用空间换取时间的方式——是其思考工具和时间关系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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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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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保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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