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洪烈:基辛格与美国外交传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0 次 更新时间:2018-07-17 08:4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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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洪烈  

   〔内容提要〕亨利·基辛格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美国外交传统的批判。他以一种欧洲文化的视角考察美国外交传统,分别从地缘特征、思想文化传统和历史发展进程等方面提出了美国外交传统的岛国性质、例外论、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二元对立等基本属性。同时,基辛格的外交思想及其外交政策本身已成为美国外交传统的一部分。从沃尔特·米德所提出的美国外交传统划分的角度来看,可以将基辛格的思想及政策归入杰斐逊传统兼具汉密尔顿传统特征的范畴。

   关键词:美国外交 外交传统 基辛格 岛国性质 例外论

  

   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无论是在思想倾向还是在外交政策上,都与美国外交传统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实际上,在其漫长的著述生涯中,有一个确定不移的主题,那就是对美国外交传统及外交政策的批判。基辛格是欧洲大陆思想的传人,从思想倾向来说,更多地体现了欧洲的保守主义、权力政治信条而不是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这是由基辛格的人生经历和学术渊源共同造就的。基辛格的这种思想文化传统的烙印也体现在基辛格的外交思想中,他对美国外交传统的批判就是建立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之上。

  

一 美国外交传统的岛国性质


   基辛格是站在他者的立场对美国外交进行批判的。基辛格的旁观者立场使他在观察美国外交时有一种非常明显的欧洲视角。他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提出了外交政策的“岛屿-大陆类型学”划分,这种划分指出世界上存在两种类型的外交传统:岛屿国家的外交和大陆国家的外交。从全球地缘政治的角度分析,北美只是欧亚大陆的一个巨大岛屿而已,美国之于欧亚大陆犹如英国之于欧洲。这种岛屿的地缘政治环境,培育出了与大陆国家不同的外交政策理念。在《重建的世界》一书中,基辛格将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和卡斯尔雷(Robert Stewart Castlereagh)分别称作“大陆政治家”和“岛屿政治家”,他们所代表的国家虽然都曾经为击败拿破仑的帝国野心而战,但他们却是从不同的外交理念出发。“英国曾经反对过法国革命的对外计划,其目的是为欧洲有一个阻止征服的结构而战。奥地利及其他大陆国家曾经被法国革命带到解体的边缘,从地理和心理来说,它们不可能孤立,它们是为欧洲有一个`合法性'体系以挫败普遍性的征服而战。英国的梦魇是大陆和平排斥英国。欧洲的梦魇是持久的革命。”岛屿国家的安全概念与大陆国家是不同的。他写道,“英国的目标容易以否定性而不是肯定性的言辞表述。它们反映了岛屿国家的政策,即如果大陆统一在单个国家的统治之下,那就是一种致命的威胁。”因此,虽然英国外交也是奉行一种均势政策,但这是一种不同于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模式的另一种均势模式,这一模式是在均势已遭破坏的情况下才采取行动。基辛格认为,“英国模式是以帕麦斯顿-迪斯累里(Palmerston/Disraeli)的政策为典范。英国的政策是等到均势已受直接威胁时才采取行动,并总是站在弱者一边。

   岛屿国家的外交政策往往就是这种被动反应式的,对大陆的纷争往往采取一种超然的态度,只要这种纷争不影响总体的均势。自立国以来,美国外交政策有着明显的岛国特征。两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一方面超然于欧洲列强的纷争之外,另一方面对这种纷争加以巧妙利用,增进自身的国家利益,或者如基辛格所说,“两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一边享受均势带来的好处而不用卷入其中,一边又随意对均势大加挞伐。”这种超然的态度与英国的外交风格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他写道,“英国对安全的看法与美国的孤立主义者差不多,除非发生大的动乱,否则英国都会无动于衷。”

   美国的岛国外交传统是美国的历史造就的,基辛格在其回忆录的第一卷以简短的篇幅概述了美国岛国外交传统的历史渊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的开国先辈都是一些成熟的政治家,他们了解欧洲的权力均衡并且很出色地利用这种均势,首先实现美国的独立,继而维护美国的独立。… …随着美国力量的增长,以及欧洲的竞争集中于欧洲、非洲、亚洲,美国逐渐认为,两个大洋所造成的孤立是正常的对外关系形式。我们相当骄傲地把我们的安全完全归之于我们的信念的优越性,而不是归之于我们的权力,也不归之于历史和地理条件的巧合。”在其回忆录的最后一卷,基辛格又写道,“在大部分历史时期,美国足够强大也足够遥远与世界的其他部分隔开来,从而形成了一种观点,即,作为世界主要大国中独一无二的一员,我们可以选择是否承担国际角色,并且如果我们选择承担国际角色,我们就能在一个非常有限的时间内战胜使我们卷入的任何挑战。”

   美国有两大洋作为天堑使其远离欧洲权力政治中心,它的邻国都是相对弱小的国家,在这样的地缘政治环境之下,美国很少有国家安全的紧迫感。因此,当英国作为平衡者能够使欧洲均势体系正常运作之时,美国没有国家安全之虞,但当英国国势衰微,无力充当这一平衡者角色之时,美国不得不担当恢复欧洲均势的使命,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美国卷入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为恢复被破坏的均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的外交政策与岛国外交理念并没有太大的矛盾,但是在美国外交进入全球时期之后,基辛格认为,由于固有的地缘政治因素所形成的安全概念已经过时,外交政策的需要与岛国外交理念的矛盾就凸显出来。“我们曾把两大洋赋予的安全与国际关系的正常状态混淆起来;我们曾忽视了在比较安全的时期发展出的侵略概念在面临一种新型挑战时会变得很不够。如同我们大部分历史时期的境况,一个地理优越或者有极大物质优势的国家可以等到一种威胁变得明显以后再投入战争。… …但是,现代武器的毁灭性和速度,已经使我们永远失去了传统的不受攻击的地位,而世界力量的两极化也已削弱了我们的安全界限。… …抵抗侵略已经不再是一个参加进行已久的战争从而左右战局的问题了。… …它不仅有赖于我们的实力,也有赖于我们认识侵略的能力。在核时代,当威胁已达到显而易见的程度时再想抵抗就可能为时已晚了。”

   因此,基辛格在其战略批判著作《选择的必要:美国外交政策的前景》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美国外交在战后特别是60年代以来面临的战略选择。“在20世纪进入60年代的时候,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过去的安全行为模式不再起作用。… …无论我们考虑美国对外政策的哪一个方面,都明显需要一个新的出发点。”原子时代的到来已经使以前的安全概念过时,他认为,“我们不能期望两大洋所赋予的这种幸运的安全情况将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原子时代使我们完全可以遭到损害。”

   但是所谓“岛国性质”对外交政策理念的影响却是持久的,这种外交理念如同英国一样,其目标是容易以否定性的言辞而非肯定性言辞加以表述。由否定性言辞表述的外交目标所衍生出的外交政策就是防御性的。基辛格认为,“考察英国作为欧洲均势的平衡者角色,应该认识到这是一个防御性概念的对外政策。”他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也是防御性的,美国只是被动地遏制苏联势力的推进、阻止挣脱殖民统治的国家的动乱蔓延,而不是规划一幅美国式的世界秩序的蓝图,并努力去实现、维护这一世界秩序。

   当然,基辛格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外交也不乏极富创造性的主动举措。“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第四点计划、参加朝鲜战争的决定等,都是有政治家风度的重大行动。根据我们的历史经验来衡量,我们甚至可以说做得很好。”但是,“这个欣欣向荣的时期肯定是会消逝的”,因为美国外交的困境是深层次的因素引起的。“我们的更深刻的问题是概念性的。”这种概念性的问题也就是美国外交“岛国传统”的产物。基辛格一直是这一传统的批评者。

   冷战结束之后,新的世界秩序尚在酝酿之中,基辛格在《大外交》一书中指出,美国面临构建新的世界秩序的挑战,而应对这一挑战,需要美国抛弃固有的对外思维模式,在国际秩序形成中奉行俾斯麦模式的主动均势政策,将美国置于各国关系的核心位置,从而更大地发挥美国对后冷战国际秩序的塑造作用,并小心维护、照料这一均势体系,以确保国际秩序的稳定。

  

二 美国例外论


   (一) 美国例外论的概念

   如果说岛国外交理念更多地体现了地理因素对美国外交传统的影响,那么美国例外论则更多地体现了美国历史文化在其外交传统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关于美国例外论,沃尔特·麦克道格尔(Walter McDougall)曾作出如下定义:“非常明显,创立了美国的殖民地反叛者相信他们的国家注定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同,并且可能更好。这就是历史学家们在论及(常常是带有讽刺意味的)美国救世主义、使命感、理想主义或者更不雅但通常更中性的`例外论'一词时所指的意思… …。此外,许多历史学家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一信仰、自负或者仅仅只是一种倾向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线。”

   按照这一定义,在描述美国外交传统时所使用的“例外论”“威尔逊主义”“理想主义”等概念具有大体相近的意义。基辛格在论述美国外交传统时也交替使用了“例外论”“孤立主义”“威尔逊主义”“理想主义”等诸多措辞,但是,基辛格也基本上是以“例外论”这一概念来概括美国文化传统的。“没有严肃的美国对外政策制定者能够无视美国例外论的传统,它是美国民主特点的体现。… …尽管在国内参与对外政策讨论的所有人都继续强调美国例外论的原则,但如何将这些原则运用到具体案例,却成为深远而持续存在的争论问题。”在这几个概念的关系上,他认为,“美国的例外论使其走向孤立主义,偶尔出现道德十字军运动。… …作为外交政策的一种路径,威尔逊主义认为美国拥有无可匹敌的美德和权力这一特性。美国对其力量和目标的崇高深具信心,因此它能拟想在全世界为其价值观而战。美国例外论必定是威尔逊外交政策的出发点。… …美国例外论是威尔逊外交政策必不可少的基础,它在下一世纪可能会变得更不相关。”

   由此可见,虽然基辛格并未如麦克道格尔那样将例外论与威尔逊主义、理想主义等同起来,但至少认为这几个概念是紧密相关的,而且例外论是一个更具概括力的概念。同时他认为,“在其整个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对其自身独特性的认识导致了美国对待外交政策的两种矛盾态度。第一种是通过在国内完善民主使其价值观得到最好的体现,从而成为人类的灯塔;第二种态度是美国的价值观赋予了美国将自己的价值观向全世界推广的义务。徘徊于怀念纯朴的过去与渴望美好的未来之间,相应地,美国的思想就摇摆于孤立主义与承担义务之间,尽管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现实是相互依存已经居于优势地位。”也就是说,基辛格认为正是由于美国例外论使美国人产生了两种矛盾的对外政策的态度,其表现分别就是孤立主义和理想主义,美国例外论是孤立主义和威尔逊主义的基础,孤立主义和威尔逊主义只是例外论的不同表现而已。因此,本文使用比较中性的“例外论”一词指代基辛格所批判的这一美国外交传统。

基辛格在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外交哲学时指出,“美国从来未曾经历对其生存的外来威胁,它认为战争只是由邪恶的人或组织引起的历史畸变;我们执迷于轴心国的无条件投降这样的胜利。”上述态度所体现的外交传统或者说外交哲学,并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根本的改变。基辛格概述了这种美国例外论的内容,“直到最近十年美国的态度体现在这样一个信仰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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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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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时政国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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