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洪烈:基辛格与美国外交传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74 次 更新时间:2018-07-17 0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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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洪烈  

〔内容提要〕亨利·基辛格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美国外交传统的批判。他以一种欧洲文化的视角考察美国外交传统,分别从地缘特征、思想文化传统和历史发展进程等方面提出了美国外交传统的岛国性质、例外论、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二元对立等基本属性。同时,基辛格的外交思想及其外交政策本身已成为美国外交传统的一部分。从沃尔特·米德所提出的美国外交传统划分的角度来看,可以将基辛格的思想及政策归入杰斐逊传统兼具汉密尔顿传统特征的范畴。

关键词:美国外交 外交传统 基辛格 岛国性质 例外论


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无论是在思想倾向还是在外交政策上,都与美国外交传统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实际上,在其漫长的著述生涯中,有一个确定不移的主题,那就是对美国外交传统及外交政策的批判。基辛格是欧洲大陆思想的传人,从思想倾向来说,更多地体现了欧洲的保守主义、权力政治信条而不是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这是由基辛格的人生经历和学术渊源共同造就的。基辛格的这种思想文化传统的烙印也体现在基辛格的外交思想中,他对美国外交传统的批判就是建立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之上。


一 美国外交传统的岛国性质


基辛格是站在他者的立场对美国外交进行批判的。基辛格的旁观者立场使他在观察美国外交时有一种非常明显的欧洲视角。他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提出了外交政策的“岛屿-大陆类型学”划分,这种划分指出世界上存在两种类型的外交传统:岛屿国家的外交和大陆国家的外交。从全球地缘政治的角度分析,北美只是欧亚大陆的一个巨大岛屿而已,美国之于欧亚大陆犹如英国之于欧洲。这种岛屿的地缘政治环境,培育出了与大陆国家不同的外交政策理念。在《重建的世界》一书中,基辛格将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和卡斯尔雷(Robert Stewart Castlereagh)分别称作“大陆政治家”和“岛屿政治家”,他们所代表的国家虽然都曾经为击败拿破仑的帝国野心而战,但他们却是从不同的外交理念出发。“英国曾经反对过法国革命的对外计划,其目的是为欧洲有一个阻止征服的结构而战。奥地利及其他大陆国家曾经被法国革命带到解体的边缘,从地理和心理来说,它们不可能孤立,它们是为欧洲有一个`合法性'体系以挫败普遍性的征服而战。英国的梦魇是大陆和平排斥英国。欧洲的梦魇是持久的革命。”岛屿国家的安全概念与大陆国家是不同的。他写道,“英国的目标容易以否定性而不是肯定性的言辞表述。它们反映了岛屿国家的政策,即如果大陆统一在单个国家的统治之下,那就是一种致命的威胁。”因此,虽然英国外交也是奉行一种均势政策,但这是一种不同于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模式的另一种均势模式,这一模式是在均势已遭破坏的情况下才采取行动。基辛格认为,“英国模式是以帕麦斯顿-迪斯累里(Palmerston/Disraeli)的政策为典范。英国的政策是等到均势已受直接威胁时才采取行动,并总是站在弱者一边。

岛屿国家的外交政策往往就是这种被动反应式的,对大陆的纷争往往采取一种超然的态度,只要这种纷争不影响总体的均势。自立国以来,美国外交政策有着明显的岛国特征。两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一方面超然于欧洲列强的纷争之外,另一方面对这种纷争加以巧妙利用,增进自身的国家利益,或者如基辛格所说,“两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一边享受均势带来的好处而不用卷入其中,一边又随意对均势大加挞伐。”这种超然的态度与英国的外交风格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他写道,“英国对安全的看法与美国的孤立主义者差不多,除非发生大的动乱,否则英国都会无动于衷。”

美国的岛国外交传统是美国的历史造就的,基辛格在其回忆录的第一卷以简短的篇幅概述了美国岛国外交传统的历史渊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的开国先辈都是一些成熟的政治家,他们了解欧洲的权力均衡并且很出色地利用这种均势,首先实现美国的独立,继而维护美国的独立。… …随着美国力量的增长,以及欧洲的竞争集中于欧洲、非洲、亚洲,美国逐渐认为,两个大洋所造成的孤立是正常的对外关系形式。我们相当骄傲地把我们的安全完全归之于我们的信念的优越性,而不是归之于我们的权力,也不归之于历史和地理条件的巧合。”在其回忆录的最后一卷,基辛格又写道,“在大部分历史时期,美国足够强大也足够遥远与世界的其他部分隔开来,从而形成了一种观点,即,作为世界主要大国中独一无二的一员,我们可以选择是否承担国际角色,并且如果我们选择承担国际角色,我们就能在一个非常有限的时间内战胜使我们卷入的任何挑战。”

美国有两大洋作为天堑使其远离欧洲权力政治中心,它的邻国都是相对弱小的国家,在这样的地缘政治环境之下,美国很少有国家安全的紧迫感。因此,当英国作为平衡者能够使欧洲均势体系正常运作之时,美国没有国家安全之虞,但当英国国势衰微,无力充当这一平衡者角色之时,美国不得不担当恢复欧洲均势的使命,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美国卷入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为恢复被破坏的均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的外交政策与岛国外交理念并没有太大的矛盾,但是在美国外交进入全球时期之后,基辛格认为,由于固有的地缘政治因素所形成的安全概念已经过时,外交政策的需要与岛国外交理念的矛盾就凸显出来。“我们曾把两大洋赋予的安全与国际关系的正常状态混淆起来;我们曾忽视了在比较安全的时期发展出的侵略概念在面临一种新型挑战时会变得很不够。如同我们大部分历史时期的境况,一个地理优越或者有极大物质优势的国家可以等到一种威胁变得明显以后再投入战争。… …但是,现代武器的毁灭性和速度,已经使我们永远失去了传统的不受攻击的地位,而世界力量的两极化也已削弱了我们的安全界限。… …抵抗侵略已经不再是一个参加进行已久的战争从而左右战局的问题了。… …它不仅有赖于我们的实力,也有赖于我们认识侵略的能力。在核时代,当威胁已达到显而易见的程度时再想抵抗就可能为时已晚了。”

因此,基辛格在其战略批判著作《选择的必要:美国外交政策的前景》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美国外交在战后特别是60年代以来面临的战略选择。“在20世纪进入60年代的时候,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过去的安全行为模式不再起作用。… …无论我们考虑美国对外政策的哪一个方面,都明显需要一个新的出发点。”原子时代的到来已经使以前的安全概念过时,他认为,“我们不能期望两大洋所赋予的这种幸运的安全情况将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原子时代使我们完全可以遭到损害。”

但是所谓“岛国性质”对外交政策理念的影响却是持久的,这种外交理念如同英国一样,其目标是容易以否定性的言辞而非肯定性言辞加以表述。由否定性言辞表述的外交目标所衍生出的外交政策就是防御性的。基辛格认为,“考察英国作为欧洲均势的平衡者角色,应该认识到这是一个防御性概念的对外政策。”他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也是防御性的,美国只是被动地遏制苏联势力的推进、阻止挣脱殖民统治的国家的动乱蔓延,而不是规划一幅美国式的世界秩序的蓝图,并努力去实现、维护这一世界秩序。

当然,基辛格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外交也不乏极富创造性的主动举措。“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第四点计划、参加朝鲜战争的决定等,都是有政治家风度的重大行动。根据我们的历史经验来衡量,我们甚至可以说做得很好。”但是,“这个欣欣向荣的时期肯定是会消逝的”,因为美国外交的困境是深层次的因素引起的。“我们的更深刻的问题是概念性的。”这种概念性的问题也就是美国外交“岛国传统”的产物。基辛格一直是这一传统的批评者。

冷战结束之后,新的世界秩序尚在酝酿之中,基辛格在《大外交》一书中指出,美国面临构建新的世界秩序的挑战,而应对这一挑战,需要美国抛弃固有的对外思维模式,在国际秩序形成中奉行俾斯麦模式的主动均势政策,将美国置于各国关系的核心位置,从而更大地发挥美国对后冷战国际秩序的塑造作用,并小心维护、照料这一均势体系,以确保国际秩序的稳定。


二 美国例外论


(一) 美国例外论的概念

如果说岛国外交理念更多地体现了地理因素对美国外交传统的影响,那么美国例外论则更多地体现了美国历史文化在其外交传统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关于美国例外论,沃尔特·麦克道格尔(Walter McDougall)曾作出如下定义:“非常明显,创立了美国的殖民地反叛者相信他们的国家注定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同,并且可能更好。这就是历史学家们在论及(常常是带有讽刺意味的)美国救世主义、使命感、理想主义或者更不雅但通常更中性的`例外论'一词时所指的意思… …。此外,许多历史学家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一信仰、自负或者仅仅只是一种倾向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线。”

按照这一定义,在描述美国外交传统时所使用的“例外论”“威尔逊主义”“理想主义”等概念具有大体相近的意义。基辛格在论述美国外交传统时也交替使用了“例外论”“孤立主义”“威尔逊主义”“理想主义”等诸多措辞,但是,基辛格也基本上是以“例外论”这一概念来概括美国文化传统的。“没有严肃的美国对外政策制定者能够无视美国例外论的传统,它是美国民主特点的体现。… …尽管在国内参与对外政策讨论的所有人都继续强调美国例外论的原则,但如何将这些原则运用到具体案例,却成为深远而持续存在的争论问题。”在这几个概念的关系上,他认为,“美国的例外论使其走向孤立主义,偶尔出现道德十字军运动。… …作为外交政策的一种路径,威尔逊主义认为美国拥有无可匹敌的美德和权力这一特性。美国对其力量和目标的崇高深具信心,因此它能拟想在全世界为其价值观而战。美国例外论必定是威尔逊外交政策的出发点。… …美国例外论是威尔逊外交政策必不可少的基础,它在下一世纪可能会变得更不相关。”

由此可见,虽然基辛格并未如麦克道格尔那样将例外论与威尔逊主义、理想主义等同起来,但至少认为这几个概念是紧密相关的,而且例外论是一个更具概括力的概念。同时他认为,“在其整个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对其自身独特性的认识导致了美国对待外交政策的两种矛盾态度。第一种是通过在国内完善民主使其价值观得到最好的体现,从而成为人类的灯塔;第二种态度是美国的价值观赋予了美国将自己的价值观向全世界推广的义务。徘徊于怀念纯朴的过去与渴望美好的未来之间,相应地,美国的思想就摇摆于孤立主义与承担义务之间,尽管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现实是相互依存已经居于优势地位。”也就是说,基辛格认为正是由于美国例外论使美国人产生了两种矛盾的对外政策的态度,其表现分别就是孤立主义和理想主义,美国例外论是孤立主义和威尔逊主义的基础,孤立主义和威尔逊主义只是例外论的不同表现而已。因此,本文使用比较中性的“例外论”一词指代基辛格所批判的这一美国外交传统。

基辛格在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外交哲学时指出,“美国从来未曾经历对其生存的外来威胁,它认为战争只是由邪恶的人或组织引起的历史畸变;我们执迷于轴心国的无条件投降这样的胜利。”上述态度所体现的外交传统或者说外交哲学,并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根本的改变。基辛格概述了这种美国例外论的内容,“直到最近十年美国的态度体现在这样一个信仰中,即历史经验是可以超越的,问题可以得到永久地解决,和谐是人类的自然状态。因此我们的外交经常强调的是国际法概念及其仲裁程序与和平协定,在理性的人们总能在一定的平等基础上达成协议的前提之下,似乎所有的政治争端都是法律问题。

1956年基辛格在《外交》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反思美国外交》的文章,梳理了美国外交的这一传统。他认为美国外交困境的根源就在于这种美国例外论,“像所有的悲剧一样,不管我们的动机是多么好,我们这里许多困难都会产生,并且这些困难是由我们的优秀品质而不是低劣品质造成的。因此,应当探讨的不是一种政策而是一种态度。”

(二)美国例外论的渊源

基辛格首先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探讨了美国例外论外交传统的渊源。他认为,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这些“态度”的首要因素是美国的哲学观。“在影响我们外交政策的态度方面最重要的是美国经验主义及其寻求方法论确定性的倾向:除非是`客观的',才是`真实的',除非它是经验的一部分,否则它就不是`客观的'。”

基辛格由此深入到美国文化的根基探讨其外交传统,对美国外交传统的哲学基础的关注也是基辛格外交思想的一贯风格。他认为美国文化的这种经验主义传统导致实用主义盛行,“在一个以`务实'特点自豪的社会里,一个人具有非官方事业所看重的品质一般也可以在政府中得到很高的地位,这是势所必然的。美国的典型的阁员级官员或次于阁员极的官员不是来自企业界,就是来自法律界。但是这些人所获得的那种经验却不足以使他们兼具担任政府各种最高职务所需要的政治敏感、构思能力、说服能力和真才实学。… …在这种环境中,真正的创造精神没有什么发挥的机会,或者人们甚至也没有什么了解这种创造精神的机会。”这恰恰与外交政策的决策者所需要的品质背道而驰,因为“对外政策是权衡可能性的艺术;精通此道在于掌握可能性的微妙之处。试图把外交政策作为科学来对待势必导致僵化。因为只有风险是确定的;机会则是揣测性的。… …经验主义在对外政策中导致对解决问题的迷恋;抛弃决断致使我们的决策者推迟决策直到所有的事实都已出现;但到所有事实都出现时,一场危机通常已经发生或者一次机会已经丧失。因此,我们的政策适合处理紧急情况,但是它非常难以制定出防止危机的长期计划。”外交政策领域是一个需要创造性艺术的领域,当然,呼之欲出的就是基辛格的潜台词:能够在外交领域有所成就的必然不是美国实用主义类型的官僚,而是像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毛泽东这样的奇里斯玛类型的领袖,或者梅特涅、俾斯麦(当然,也包括基辛格)这样的外交艺术的大师。

总之,美国式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文化是创造性外交战略的大敌,因此他认为,“非苏联世界(也就是西方世界)的许多困难都是试图用不确定性作为不采取行动的借口造成的。但是对外政策中的确定性来源于哲学与来源于事实至少一样多;它来源于将目的置于事件之中。基辛格还从美国的历史经验探讨美国例外论的渊源。“形成我们对外交事务态度的另一个因素是我们没有悲剧经验。虽然我们历经了艰难困苦,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历史上却幸免于灾难。实际上,美国的国内经验是无以伦比的成功,巨大的报偿和战胜巨大的困难。… …他们(美国领导人)可能在头脑里知道,但他们不会在心里接受他们所帮助建立的社会有可能像罗马或迦太基或拜占庭那样消失。这些特点使得我们没有紧迫感,倾向于认为一切都可以重新再来,而且由此所产生的可怕错误我们在未来会以加倍的努力来纠正。不可挽回的错误不是美国的经验所有的。”这种由辉煌的历史产生的强烈的优越感是美利坚民族的重要标志。美国也没有以主权国家身份加入国际体系的经验。“美利坚联邦是由有共同历史经历的一些州在一个新大陆上建立的,美利坚的殖民地携手战斗以实现它们的自由。它们有大致相当的规模。它们没有在主权国家间执行外交政策的传统。”这样的历史经验就衍生出上文曾经引述的基辛格所概括的美国意识形态中的乐观主义以及和谐论:历史经验是可以超越的,问题可以得到永久的解决,和谐是人类的自然状态。与欧洲民族国家截然不同的历史经历,不仅使美国对国际体系演进过程中形成的那一整套规范非常隔膜,而且也促使美国试图以其历史经验重构国际体系的规则。美国的历史经验是美国例外论的重要来源。

基辛格认为,与美国历史经验中没有悲剧意识有关,美国在对外政策中还有两个方面的特征。首先,美国人不愿意将权力与外交联系起来。“与此问题相联系,我们非常不情愿以权力来进行思考。毫无疑问,如果不是明智地运用权力,美国的经济和地理扩张就不可能实现。但是我们的加尔文教传统所要求的是成功要表现出正义的特性。…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几乎总是羞于使用权力,似乎权力在本质上是邪恶的。我们总是希望由于我们自身的缘故被喜欢,并且我们总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原则的说服力而不是通过使用我们的力量来获得成功。我们对权力的罪恶感总是使我们将所有的战争转变为十字军征伐,并且用几乎是绝对化的言辞来使用权力。我们很少找到运用权力的中间途径,并且在这些情况之下总是非常勉强。”基辛格认为这种将权力与外交相脱离的做法只能使既定的政治目标落空。他警告道,“任何把外交政策与军事政策作为不同问题对待的企图通常都会导致二者的衰退。

基辛格认为,美国人不愿意以权力思考国际关系,自然也很难深入理解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对国际体系的权力均衡采取冷漠甚至厌恶的态度。“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美国人在讨论外交政策时,无论是在谈论还是诉诸笔端,`均势'一词之前几乎都带有一个轻蔑的形容词———`过时的'均势,`名誉扫地'的均势。”美国人对均势的态度是由其历史经验造就的。“美国在历史上从未参与均势体系,”因此美国人的历史经验就不可能产生基辛格所推崇的那种“没有平衡就没有和平”的信念,美国人崇信威尔逊(Woodrow Wilson)、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那样的信仰:“在一个以集体安全为目标的普遍的国际组织中,爱好和平的国家将联合起来阻止和反对侵略者。这种信仰预想所有的国家都会得出同样的结论,不管构成侵略的因素是什么,各国都同样愿意抵制,不管它发生在什么地方,不管离它们的边界有多远,不管是否牵涉其国家利益”

其次,基辛格认为与美国历史经验相联系的另一个特征是关于和平的观念问题。“与我们不愿用权力进行思考相一致的是我们关于和平本质的观念。我们认为和平是国家间关系的`正常'状态,那就等同于一种和谐观念,这是一个可以作为政策的目标直接实现的。这些自明之理很少在我们的政治论战中遭遇挑战。两个主要的政党都认为他们是为持久和平而工作,他们(只是)在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上存在分歧。”

美国的历史经验中没有严重的社会阶层的对立,也几乎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社会动荡。美国人往往把这种普遍和谐的历史经验应用到国际关系中,他们把冲突、战争看作是国际关系的暂时现象,其原因不在于国际体系本身,而是由外在于国际体系的因素所引起的,“美国倾向于认为和平与稳定是`自然的'。因此,危机肯定是由人的恶念而非客观条件引起的。”因此,按照基辛格的观点,美国人将国际关系动荡的原因看作是偶然的而非结构性的。基辛格指出这样的观念非常危险。“当和平(其概念为避免战争)成为一个强权或一组强权追求的直接目标时,国际关系就处于国际社会中那些摒弃和平的国家的摆布之下。”因此,基辛格总结道,和平只能是一种权力关系的结果,“和平是不能直接达到的,它是某些条件和权力关系的表现。正是这些权力关系而不是和平,才是外交必须致力于实现的目标。”

上述美国例外论的原因、表现都表明,美国例外论是一种有着非常强烈道德色彩的美国式的意识形态,它是由美国价值观和美国的历史经验赋予的。“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社会认为道德行为原则能够同样应用于国际行为和个人行为,这一观念与黎塞留(Richelieu)的存在的理由正好相反。美国认为防止战争既是法律挑战,又是外交挑战,并且美国要反对的不是国际局势的变动,而是变动的方法,尤其是使用武力的变动。… …没有国家像美国那样对自身有道德要求。”基辛格认为,国际关系中的道德诉求只会使国家的政治行为缺乏现实感,因为这将使国家抛弃其限度,转向一种“越来越武断和好战的威尔逊主义。


三 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二元对立


(一)“理想主义对现实主义”的二元范式

美国外交的岛国理念和例外论传统是美国地理、历史、文化独特性的反映。自参与国际关系之始,美国外交就在保持这些传统与现实情势的需求之间摇摆,并且随着它的参与程度的扩大,这一传统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就越来越尖锐,从而使美国外交成为一种矛盾的混合体。特别是进入20世纪之后,这一矛盾和冲突就表现为美国外交政策思想出现以威尔逊主义为代表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种范式的对立。这是基辛格总结的美国外交传统的又一个侧面。基辛格引述罗伯特·塔克(Robert Tucker)和戴维德·亨得里克森(David Hendrickson)关于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论述来说明美国人在面临传统与现实的矛盾时做出的选择。“杰斐逊的治国方略的困境在于,他明显抛弃国家素来最终赖以确保国家安全和满足它们野心的那些手段,但他同时又不愿意抛弃这些野心从而总是导致使用那些手段。也就是说,他希望美国能两者兼得:既享受权力带来的好处,同时又不会出现使用权力通常会造成的弊端。

基辛格认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的折衷之道是“继续批评大洋彼岸的局势是应受谴责的均势政治的结果,同时将美国自身在北美的扩张当作是`天定命运'。”但是,美国政治领导人已经逐渐意识到其中的矛盾,“美国领导人可以继续坚持其外交政策的基础是作为其他人的`灯塔',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开始意识到美国的权力使其能够对当代的事务发表意见,并且美国不必等到所有的人类都实现民主之后才加入国际体系。”基辛格将这样一个先知先觉的智者称号授予了老罗斯福总统。“没有人比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将这一道理阐述得更清楚。他是首位坚持美国有义务让全世界感受其影响力,且应基于国家利益让美国与世界产生关联的总统。… …没有一个总统如此完全地以国家利益定义美国的世界角色,或者如此全面地将国家利益等同于均势。… …由于罗斯福有这样的欧洲风格的观点,无怪乎他对全球均势有如此老练的眼光,这是其他美国总统难以企及的,只有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Nixon)总统接近他的水准。… …如果说美国对外政策思想在西奥多·罗斯福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那么它可以说是把欧洲传统政治权术的原则与美国条件相结合的一种演化。”这就是基辛格所论述的美国外交政策思潮的现实主义流派,这一流派很大程度克服了美国外交传统的岛国理念和例外论的影响,以欧洲权力政治的信条指导其外交实践,同时使欧洲原则适合美国的具体条件。它只是美国外交政策史上的一个非主流的少数派。

继承美国外交传统的是以威尔逊总统为代表的理想主义学派,“伍德罗·威尔逊是美国例外论传统的体现,他创立了美国外交政策思想的主流学派。”基辛格认为,被称之为威尔逊主义的外交政策理念代表了这一学派的主要观点。相对于现实主义学派,威尔逊主义主张“普遍的法律而非均衡,国家间的信任而非国家利益的要求是国际秩序的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首次大规模卷入国际事务,威尔逊主义就成为美国人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时期的对外政策观念的第一次明确宣示。基辛格认为,威尔逊将美国卷入全球事务解释为美国的道德义务而非国家利益使然。“没有其他国家将其国际领导权的主张建立在其利他主义之上。所有其他国家寻求的是他们的国家利益与其他国家的相容性。但是,自伍德罗·威尔逊到乔治·布什(George Bush),美国总统都以其国家的大公无私作为其领导角色的根本特征。… …(威尔逊)鄙视均势,他坚持美国的角色`不是证明… …我们的自私,而是我们的伟大'。果真如此,美国就无权将其价值观作为私有之物。早在1915年,威尔逊就提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主张,即,美国的安全是与其他人类的安全不可分的。

从根本上来说,威尔逊主义是美国外交传统的延续而非背离,“自共和国创立以来,美国模式是否可以应用于世界其他地方,一直是美国人的一个基本论题。此前,美国被认为是`闪光的山巅之城',美国通过树立道德榜样来激励其他国家,威尔逊的创举在于将这一理念转变为一场十字军运动,用积极的外交政策传播这些美国价值观念。”威尔逊主义的根源和19世纪的孤立主义是一样的,那就是美国例外论,“恰恰是19世纪孕育了美国孤立主义的那些特性激发了20世纪美国人救世主般的全球主义。

威尔逊主义或理想主义是占主导地位的范式,而现实主义处于从属地位。基辛格对这两种外交政策思想范式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在论及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外交时,他实际上将前者的失败和后者的成功分别归因于威尔逊主义的失败和现实主义的成功。“60年代初的幼稚的威尔逊主义诱使我们进行超出我们能力的冒险,并且使我们丧失了规定我们国家目标的基本因素的标准。… …威尔逊主义使美国卷入了印度支那,它将在欧洲被证明是成功的普遍准则一字不差地应用到亚洲。… …威尔逊主义抛弃通过均势达致的和平而赞成通过道德共识达致的和平。它将对外政策视为善与恶的斗争,在每一个阶段美国的使命就是帮助击败挑战和平秩序的邪恶敌人。… …这样的对外政策倾向于将外交割裂为一系列的阶段,而不是将之视为一个需要不断加以照料和调节的连续过程;倾向于绝对化的诉求,而不是通过把握外交的微妙之处来塑造现实。尼克松政府致力于一种与此有显著区别的范式。……我们将对外政策视为一个没有终点的连续过程… …。

显然,尼克松政府的政策是“建立在对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利益的现实评估的基础之上的,… …我们的利益形成我们的义务,而不是相反。”在基辛格看来,在20世纪美国外交两种思想范式的二元对立中,冷静的、以国家利益为指针、寻求均势以确保和平的现实主义思想,无疑是通往成功的外交政策的根本保证,而幼稚的、以道义原则为指针、通过集体安全以确保和平的威尔逊理想主义,只会导致错误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外交悲剧。

(二)二元范式与稳定的国际秩序

基辛格的这种二元对立范式论述招致了不少学者的严厉批评。保罗·施罗德(Paul Schroeder)认为基辛格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二元对立说是曲解了国际史。他写道,“对伍德罗·威尔逊和西奥多·罗斯福的不同描述是歪曲了前者,而将后者理想化,这是因为基辛格的两分法是一个好的、清醒的,讲求均势的现实政治与一个是不切实际的道德理想主义相对立,威尔逊和老罗斯福的分野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这是对国际史的歪曲。国际史的实质不是这两种对外政策范式的冲突,而是在国际关系之中,在许多参与者的驱使之下,(国家)追求两种根本不同的目标和物质的冲突———追求自由(意味着自治、自我表述和自决、财富、扩张、权力)与追求秩序(意味着科层制、规范、法律限度和稳定)。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大体上代表着国际关系中的这两种范式,但是在国际关系中,此二者对于问题解决者和管理者而言是他们的实用路径,对于发现问题者和问题制造者而言则是他们的机会路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方法都可能有利于或者有碍于解决问题和发现问题。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都不能被认为是正确的或者是错误的,因为二者都可能是解决和处理问题的资源或障碍,在不相容的目标间妥协、调解乃至超越,是稳健的国际政治的核心。”

菲力普·泽里考(Philip Zelikow)也认为基辛格的“现实主义对理想主义”范式不能解释外交史,并且以具体的反例证明基辛格提出威尔逊主义使美国卷入印度支那的冲突的解释并不合理。“从一开始,威尔逊主义来自于他的大众化的崇拜者和爱争论的损毁者的漫画式的描述。基辛格使用这样一个标签将下述的一组人物混为一谈:威尔逊和威廉·杰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和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和阿代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并且它(这种二元分野)很难适用于印度支那政策的主要设计者麦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和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 …没有可怕的威尔逊主义。年轻时的基辛格也不是如此反对(美国在越南的战略),他在1965年私下里写信给邦迪,他说美国政府在越南的行动是`非常正确的,是坚定性和灵活性的完美结合'。”

施罗德、泽里考从他们作为历史学家的角度出发,认为“现实主义对理想主义”这种二元范式不可能对国际史做出合乎历史事实的解释,因为这个二元范式并非来自于对历史事实的严密考证,其结果就如基辛格的《大外交》一书将诸多历史人物混为一谈那样,只会导致对历史的裁剪。“现实主义对理想主义”这种二元范式本身并无所谓对错,对于面临现实政策选择的外交决策人而言,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无非是两种可供选择的实用方法而已,现实政策的成功与失败与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范式没有必然的联系,关键在于问题解决者如何在预期的目标与现实的需要之间做出明智的选择。泽里考进一步指出,基辛格将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失败归结为是理想主义的过失是不公正的,因为美国越南政策的主要制定者麦乔治·邦迪和麦克纳马拉都是颇具现实感的外交决策人;相反,此后基辛格迟迟不愿放弃美国在越南的义务,他对此的解释倒活像是一个威尔逊主义的信徒,“尼克松和福特政府从未将援助越南作为一种法律义务。我们所坚持的是更为深层次的义务———一种道德义务。我们应该向曾经与我们站在一边的人民提供这样的援助,向我们留下的伤员提供这样的援助,为我们曾经付出的共同努力,总之,为我们自己。”泽里考认为基辛格的这一番表白“不是一个不动情感的地缘政治棋局角逐者的言辞。一个地缘政治棋手是不会出于道德义务牺牲他的半个棋子来保卫一个岌岌可危的车”。

两位历史学家的批评无疑是非常有力的。面临日常外交决策的政治家,无论他们具有多么崇高的理想主义信条,他们的外交决策必然要适应现实政治的需要,对各种势力的主张、要求之间的折衷和妥协往往是他们唯一的选择。纯粹根据信条(无论是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制定的外交政策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换言之,成功的外交决策往往是各种外交政策主张都力主推行的,例如,在理想主义者看来,战后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和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外交决策是抵制共产主义扩张,捍卫欧洲民主制度的外交创举,而在现实主义者眼中,这只是填补权力真空,组建联盟体系的传统外交手段而已。总之,思想和现实政策之间毕竟有一个中间过程,以思想范式解释具体的外交决策,往往会陷人自我预言的怪圈。

但是施罗德和泽里考的批评有隔靴搔痒之感,并没有切中要害,作为历史学家,他们关注的是基辛格的论点是否完全得到历史事实的经验证明。但是,基辛格提出“现实主义对理想主义”的二元对立的范式,主要关注的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思想层面,而两位历史学家的批评则关注的是这一范式是否与具体的政策相符合。基辛格在《大外交》中提出的20世纪美国外交“现实主义对理想主义”的二元对立,是对20世纪美国外交传统或外交思想的理论概括,将这一理论概括直接用于某项具体政策的分析,肯定会漏洞百出。但是,将某一届政府的外交战略或者将某一项外交战略说成是理想主义的或者是现实主义的本身并没有错,正如基辛格在《复兴年代》中说“威尔逊主义使美国卷入了印度支那”,泽里考以具体的反例证伪基辛格的理论显然不具有说服力;又如威尔逊在巴黎和会所得到的最后协定是一个充满了与欧洲权力政治妥协的《巴黎和约》,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将他视为理想主义者。

因此,基辛格关于“现实主义对理想主义”的二元范式划分首先是指20世纪美国外交政策思想中存在这样两种思想潮流,它们是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基本思想因素。基辛格认为理想主义是美国外交政策最为根本的思想基础,他对这一思想基础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否认理想主义因素在美国外交中的积极作用。他写道,“20世纪的一些最杰出的外交举措都有伍德罗·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的渊源。例如,马歇尔计划,勇敢承诺遏制共产主义,保卫西欧的自由,甚至包括命运不佳的国际联盟及其日后的化身联合国。”在基辛格的论述中,威尔逊主义也不是如泽里考所说的“来自于他的大众化的崇拜者和爱争论的损毁者的漫画式的描述,”不是要么成为一个英勇的救世者,要么成为一个欧洲狡猾的外交家的受骗上当者的幼稚形象。相反,基辛格认为,“威尔逊掌握了美国人动机的主流,也许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是美国并不简单地将自己视为一个与其他国家类似的国家。… …威尔逊的成就令人惊诧。他抛弃权力政治,但是他知道怎样感动美国人。”显然,基辛格希望美国例外论由此转化为美国外交的一种积极的思想资源,从而克服美国的岛国外交理念的狭隘性。

其次,基辛格认为美国的例外论传统可以塑造对于后冷战国际秩序的道德共识。虽然基辛格认为很难就后冷战国际秩序达成合法性道德共识,但他还是提出了建立类似俾斯麦式的全球均势体系的主张。基辛格依然不愿放弃建立与维也纳体系类似的后冷战格局的努力,他认为新的国际秩序的道德共识是民主的理念,而民主理念是美国理想主义的基础,他写道,“在现代第三次构建世界秩序的过程中,美国理想主义仍然与以往一样重要,也许会更加重要。但是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理想主义的作用是向美国提供信念支持,使之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中经受住所有抉择上的模棱两可。


四 基辛格与美国外交传统


基辛格提出的“理想主义对现实主义”的二元范式毫无疑问是对美国外交传统的高度抽象甚至是简单化的概括,这种简单化的处理也表明基辛格缺乏对于美国外交传统的细致梳理。沃尔特·罗素·米德(WalterRussell Mead)批评基辛格的二元范式观点割裂了美国外交政策传统的延续性,“过去形成我们外交政策的那种连续性被大规模地随意否定。”基辛格也注意到这方面的问题,因此在随后出版的《美国需要对外政策吗?》一书中,他很大程度上接受了米德将美国外交传统划分为四个学派的观点。即,“汉密尔顿主义者(Hamiltonian)认为国家政府与大企业的坚强联盟是国内稳定与有效的海外行动的关键,并且他们长期关注美国以有利的条件融入全球经济的必要性;威尔逊主义者(Wilsonianism)认为,在全世界传播美国民主和社会价值观念、建立一个接受法治的和平的国际社会,这对于美国而言既是一项道德义务,也是一项重要的国家利益;杰斐逊主义者(Jeffersonian)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应当更多地关注保卫国内的民主,而不是向外传播民主,他们在历史上就对汉密尔顿主义者和威尔逊主义者的政策疑虑重重,认为美国卷入了许多令人厌恶的海外同盟关系,增加了战争的风险。最后,也是一个很大的人民主义学派,笔者称之为杰克逊主义(Jacksonian),他们认为美国政府的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最为重要的目标应当是美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经济福利。

但是,基辛格并不是要抛弃自己提出的美国外交传统二元范式的基本思想,相反他引入米德的观点是为了使其二元范式的论点更加精细化。首先,他依然将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两任总统视为二元范式对立的体现,“威尔逊决定将美国带入这场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出于罗斯福想去实现的那些目标,即维持并加强欧洲的均势。相反,威尔逊试图将均势与威斯特伐里亚体系一起摧毁。”其次,基辛格着重分析了他以前忽视的杰克逊主义,20世纪20年代以后盛行的“孤立主义”就属于杰克逊主义传统,“安德鲁·杰克逊(总统)(Andrew Jackson)代表了一个背向欧洲、向西部扩张的美国。他反映了西部开拓者们的观点,有时也反映了城市,尤其是小城镇的中产阶级和劳工阶级的观点。

因此基辛格对20世纪美国外交史的解释,除了运用二元对立的范式之外,还引入了杰克逊主义的因素,他认为卷入越南战争就是威尔逊主义者和杰克逊主义者共同推动的。“传教士般的狂热加上惟我独尊的态度———即,甚至不能从另外一种角度看待这个世界,二者的结合导致了全球主义和传教士般冲动的致命结合,从而将美国推入越南。”越南战争的泥淖导致威尔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联盟所形成的冷战共识的破裂,促使老罗斯福的对外政策理念再度复兴。“在这历史共识的废墟之上,理查德·尼克松担当了推行美国对外政策的重任。”基辛格认为,尼克松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汉密尔顿主义的传统,即有意识地利用、操纵均势以服务于美国利益,“尼克松寻求回归美国外交政策的汉密尔顿主义基础,即,国家利益优先,以此来团结美国人民。”虽然,基辛格认为“尼克松的政策中有着强烈的威尔逊主义特征。… …但是,尼克松的政策自始至终的主题都是将美国的政策与美国利益、美国利益与美国的能力相联系。”尼克松政府的政策基础具有“典型的汉密尔顿主义”特征。基辛格将尼克松政府的对外政策与美国外交传统相联系的努力无疑有着回击批评者的意图,批评者们将尼克松政府的政策等同于名声不好的欧洲大陆的现实政治。基辛格试图为尼克松及其政策寻求美国传统的合法性。不管基辛格的意图如何,基辛格的确道出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尼克松-基辛格的对外政策已经成为美国外交传统的一个部分。

由此可见,在从冷战到本世纪之初的半个世纪历史进程中,随着战略环境的变化,基辛格对美国外交传统的批评与认识也在发生变化,但是不变的是他基于现实主义理论的国家利益观的基本内核。因此,如果不用有点简单化嫌疑的现实主义或者理想主义范式,而使用米德的四个学派的划分标准,基辛格应当归为米德所认为的杰斐逊主义传统,而不是基辛格自己更倾向于认为的汉密尔顿主义传统。当然,基辛格不仅关注杰斐逊主义者念念不忘的美国利益与安全,他也更愿意采取汉密尔顿主义者所提倡的通过构建、参与海外均势的方式来实现美国的利益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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