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朱特:社会民主主义的生与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3 次 更新时间:2018-07-16 00:4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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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朱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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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人希望生活能变得更好。据近几年的民意调查显示,所有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自出生之日便能获得更好的改善生活的机会。他们希望他们的妻子或女儿能像其他先进国家的女性一样安全生产。他们希望以较低的成本得到全面的医疗保险,他们希望自己有更长的寿命,希望有更好的公共服务,犯罪率更低一些。

   当同样的这一群美国人知道奥地利、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或者荷兰拥有他们想要的东西,可是这些国家税收得多一些,政府是“干预型”的,他们中许多人会有这样的反应:“可这是社会主义啊!我们不希望国家干涉我们的事务。最重要的是,我们不希望缴更多的税。”

   这种奇怪的认知失调其来有自。一个世纪前,德国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问过一个很有名的问题:为什么在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可以有很多种回答。这与美国辽阔的国土有些关系:在这样大的一个国家里,很难组织和维持共同的目标。当然还有文化的因素,这其中包括美国人对中央政府特有的怀疑。

   当然,社会民主制和福利制度在小的、同质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取得最好效果并非偶然,在这样的国家里,不信任和互相猜疑的问题不会表现得过于剧烈。你愿意为其他人的服务和福利掏钱,这是因为你知道他们也会为你和你的孩子需要的服务和福利掏钱:因为他们和你一样,他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与你一样。

   与之相反,在那些移民和少数族裔多到已经改变一国人口组成的国家,我们通常会发现那里的人们对他人的猜疑比较大,对福利制度没有那么热心。最后,不容置疑的是,社会民主制和福利制度目前所面临的挑战很真实,也很严重。它们继续存在下去没有问题,但现在它们表现得不再像以前那么自信了。

   但我今晚所想讨论的问题是:当下美国社会所存在的运行问题和不平等让我们非常为之苦恼,可为什么我们连去想象一个不同的社会都如此困难?我们似乎已经失去了对当下提出质疑的能力,更不用说提供替代方案。为我们共同的利益去设计出一套不同的制度为何会如此超出我们的想象力呢?

   我们的缺点存在于“话语”上(discursive)——原谅我用了这个学术词汇。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谈论这些事情。要理解为什么会是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先了解一点历史:正如凯恩斯曾经说过的,“研究观念的历史是思想解放的必要前提”。出于精神解放的目的,今晚我建议大家花点时间来研究有关下面这样一个偏见的历史:今天人们普遍诉诸“经济主义”,在所有的公共事务的讨论中都要求助于经济学。

   在过去的30年里,在大部分英语国家中(虽然在欧洲大陆和其他地方表现得不是那么强烈),当我们被问到是否支持某个提案或倡议,我们不会去问这个提案是好是坏,我们只会问:它是否有效率?它是否有效果?我们的生产总值是否会受益?它是否能促进增长?只考虑利润和亏损(最狭义的经济问题),避免做道德上的考虑并不是一种人类天然的状态,它是人们后天习得的。

   我们曾经有过类似的处境。1905年,年轻的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他在1942年完成的报告为英国的福利制度奠定了基础)在牛津做了一场讲座,他在讲座中问:为什么在公开辩论中政治哲学会被古典经济学所遮蔽。贝弗里奇的问题在今天同样适用,但是,请注意,伟大的古典经济学家们的著作里从来不缺乏对政治的思考。18世纪时,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在有关经济学的讨论中占有至高无上的位置。

   事实上,担心人们可能在公共政策中只考虑经济问题不是现在才有。孔多塞侯爵是在商业资本主义发展早期便对资本主义有着最敏锐认识的作家之一,他曾经预见了这样一个令他厌恶的未来,“在一个狂热的民族的眼里,自由将不过是保证财政事务能够运行的必要条件而已”。在孔多塞侯爵的时代,法国大革命让人们把自由地挣钱与自由本身混为一谈。但是我们怎么会在如今这个时代只从纯粹的经济学角度考虑问题呢?人们对虚弱的经济学词汇着迷并非没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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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但不是没有原因,恰恰相反,我们生活在一个辩论长长的影子之下,而这场辩论对大多数人而言已经是完全陌生的了。如果我们问谁对当代英语国家经济思想的影响最大,五位出生在非英语国家的思想家则会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约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以及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前两位是芝加哥学派自由市场宏观经济学杰出的“祖师爷”。熊彼得最为人所知的是他对资本主义所拥有的“创造性破坏”力量的热情描述,波普尔因他对“开放社会”的辩护和他的极权主义理论而知名。在战后经济繁荣发展的数十年中,德鲁克的管理学著作对商业的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他们之中有三人出生在维也纳,米塞斯出生在奥地利的伦贝格(今天乌克兰的利沃夫),熊彼得出生在奥匈帝国首都北几十英里以外的摩拉维亚。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发生在他们的母国奥地利的灾难让他们五人都深受震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灾难和维也纳进行的短暂的社会主义实验之后,1934年,奥地利发生了一场反动政变,四年后,纳粹入侵并占领了奥地利。

   他们五人都因此被迫流亡,他们所有人(哈耶克尤甚)在自己的著作和教学中都在对他们一生的核心问题做出回应:为什么自由社会会崩溃并且被法西斯主义所控制(至少在奥地利是如此)?他们的答案是:左派(马克思主义)尝试在1918年后的奥地利引入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由市政府所有的公共事业以及集体化的经济活动失败了,这些做法不仅已经被证明是荒谬的,而且直接导致了极右的反动。

   因此,欧洲悲剧的发生乃是因为左派的失败:先是没有能够实现其目标,再就是没有守好自己及自由的遗产。他们五位中的每一个人都得到了相同的结论,尽管他们的语气非常不同,那就是:捍卫自由主义,捍卫一个开放的社会以及随之而来的自由,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政府远离经济生活。如果能将政府挡在安全距离以外,如果不准政治家(无论他们怎么用心良苦)规划、操纵或指挥民众的事务,那么无论极左还是极右分子都将无法产生影响力。

   凯恩斯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如何理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并防止其再次发生?这位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出生于1883年(与熊彼得出生于同一年),成长于一个稳定、自信、繁荣、强大的英国。后来,他在英国财政部任职,另外他还参加了在凡尔赛宫举行的和平谈判,他以自己这样特殊的身份目睹了他的世界崩塌的过程,他的文化和阶级所给他的一切令人安心的确定性都随之而去。凯恩斯问自己的问题跟哈耶克和他的奥地利同事们提出的问题一样,可是他对此给出的答案与哈耶克他们非常不同。

   凯恩斯承认,经历维多利亚时代后期欧洲的解体对他的一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事实上,他对经济理论的贡献之实质就在于他对不确定性的坚持:与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许多自信的妙方大不相同,凯恩斯坚持认为人类事务在根本上不可预测。如果要从经济萧条、法西斯主义和战争中吸取教训,那么这个教训便是:上升到不安全和集体恐慌水平的不确定性会形成一种腐蚀力量,这种腐蚀力量曾经威胁并可能会再次威胁自由世界。

   因此,凯恩斯寻求的是让国家的社会保障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包括但不限于运用“反周期政策”(countercyclical)进行经济干预。哈耶克提出的观点与凯恩斯正相反。他在自己出版于1944年的经典之作《通往奴役之路》中写道:

   目前英国的很多政治著作与那些摧毁了德国对西方文明信念的作品(正是这些作品创造了可以让纳粹主义获得成功的心灵状态)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们无法用一般的语言来描述这种相似之处,以便让人对它有足够的认识。

   换句话说,哈耶克明确预测道,如果工党赢得权力,英国将出现法西斯主义。后来工党的确赢得了选举,但它之后执行的许多政策都与凯恩斯提出的观点一致。在接下来的30年里,英国(像许多西方国家一样)都将一直受到凯恩斯关心的问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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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在那之后这些奥地利出生的思想家们报了仇。(指20世纪70年代,在撒切尔夫人领导下,英国政府抛弃了凯恩斯主义政策,转而支持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主张——译者注)至于这件事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它为何在这些地方发生是个有趣的问题,我们只能在其他场合进行讨论了。但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我们今天就生活在这些绝大多数出生于19世纪末的人们在70年前进行的辩论的微弱回响之中——就如同逐渐隐没的星星所发出的光。我们现在被鼓励从经济学角度思考问题,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经济学角度习惯上与这些遥远的政治上的分歧没有关联。然而,如果我们不能理解这种政治上的分歧,那就会像是我们在说着一种我们不能完全理解的语言一样。

   福利制度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它曾经取得过显著的成就。在一些国家,它是社会民主主义,其根基是宏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立法方案;在另外一些国家,比如英国,福利制度等同于一系列旨在减少人们生活中的不利条件以及缓解财富和贫困两极化的务实政策。战后信奉新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共同的主题和普遍的成就是,它们成功遏制了不平等现象。如果你比较欧洲大陆所有国家以及英国和美国的贫富差距(无论从收入还是从资产上算),你会看到,以上各国的贫富差距在1945年之后的一代人里极大地缩小了。

   更大的平等带来了其他好处。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极端主义政治(绝望、嫉妒、没有安全感的政治)的恐惧减弱了。西方工业化世界进入了一个繁荣、安全、幸福的时代,它也许是一个泡沫,但它也是个让人获得安慰的泡沫,在其中的大多数人的生活比他们过去希望的要好很多,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去信心满满地憧憬未来。

   福利国家的悖论,所有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以及基督教民主主义国家)的悖论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成功会削弱其吸引力。很可以理解的是,税收的机构和系统,社会服务以及公共产品供给最坚定的维护者是对20世纪30年代有记忆的一代人,在他们眼中这些制度设计能够保证自己的国家不回到恐怖的过往。然而他们的后代人已经开始忘记自己为什么要寻求这样的安全了(甚至在瑞典也是如此)。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民主制将中产阶级与自由主义制度联合在一起(我在这里用的是欧洲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和穷人得到了相同的福利援助和服务:免费教育、廉价或免费的医疗、公共养老金等。结果,到了20世纪60年代,欧洲中产阶级的可支配收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许多生活的必需品已经通过税预先支付了。欧洲的中产阶级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生活在极大的恐惧和不安全感之中,因为社会民主制的制度设计,他们也很紧密地融入战后的民主共识之中。

   然而,到了70年代后期,这样的考虑越来越被忽视。首先是撒切尔-里根时代的税收和就业改革,然后很快又是对财政部门放松管制,不平等再次成为西方社会的问题。从20世纪第一个10年到60年代这段时间中,不平等指数在明显下降,然而在过去30年里不平等指数又在稳步增长中。

今天美国的“基尼系数”(判断穷人与富人收入分配差异的指标)与中国的水平相当。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少数富人与多数穷人之间拉开巨大距离不可避免,而美国的不平等系数与中国相当这一事实足以说明,我们与先前愿望的距离已经拉得很远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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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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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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