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百年前贸易战最终导致战争,今天我们如何避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34 次 更新时间:2018-07-11 21:5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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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 (进入专栏)  

  

   7月6日,中美贸易战的靴子终于落下,美国向340亿美元中国货加征25%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中国随即出台反制措施。特朗普为什么要发动贸易战?1920、30年代那场最终导致了战争的关税战为当下的贸易战提供了怎样的历史经验?世界灵敏度创始人赵灵敏专访了香港大学亚洲经济研究所所长、冯氏讲席教授陈志武。

  

   以下为访谈实录:

  

   特朗普为什么要发动贸易战?

  

   赵灵敏:7月6日,中美贸易战的靴子终于落下,美国向340亿美元中国货物加征25%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中国随即出台反制措施。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贸易战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游戏,没有真正的赢家,特朗普作为商人一定明白这个道理,那他为什么还要执意发动贸易战?

   陈志武:这跟特朗普和他身边人的世界观有很大关系,这批人多数从1950、60年代走过来,他们怀念那个时代美国独步天下的优越感,也怀念当时美国以白人为主、没有那么多有色人种移民的人口结构。他们希望把今天的美国恢复到那个时候的状态。

   而要做到这一点,在他们看来,就要走美国之前走过的老路,那就是重推贸易保护、提高关税。1918年一战结束时,美国平均关税不到20%,之后开始国会陆续通过一系列法案提高关税,到1929年关税升到28%左右,1929年10月股市崩盘之后,《斯穆特-霍利关税法》诞生,美国再次大幅提高关税。从随后的执行情况看,美国平均税率达到57.3%。这一法案引发了全世界的愤怒,美国总共收到了来自外国的34份正式抗议,许多国家对美国采取了报复性关税,全球贸易量因此下降了1/3左右,美国的对外贸易也下降30%。

   尽管美国在当年的贸易战中也遭遇很大伤害,但在特朗普周围的人看来,这种伤害是相对的,高关税让美国的产业得到了更多保护,为二战后美国的独霸地位奠定了基础。在特朗普他们看来,今天要应对来自中国的竞争,还是得用这套老办法。目前中国还没发展到可以全面挑战美国的地步,他们觉得应该先下手为强。发动贸易战中国受损,美国当然也受损,但是美国比中国更能经受贸易战的冲击,到时美国会变得更强大。

   我不认为他们的逻辑是对的,但是他们坚信这一点。

   赵灵敏:特朗普要通过贸易战打击中国,那就应该团结盟友一起这样做,但实际上,美国也同步在和加拿大、德国等盟友打贸易战,可以说是四面树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陈志武:很多人觉得奇怪,为什么特朗普要跟加拿大、德国、法国甚至英国等老盟友过不去?事实上,特朗普对这些盟友的不满由来已久,他认为这些国家在防务上占了美国太多的便宜,它们的国防经费不到GDP的1%,把防务的责任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基本推给了美国,导致美国在这方面负担沉重;与此同时,在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亚投行等事情上,这些国家不顾美国的反对争先恐后加入。特朗普因此觉得,美国对盟国付出太多,获得太少。因此,他希望通过关税威胁,一方面逼这些盟友在贸易上对美国多开一些绿灯,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逼他们多承担一些防务开支,逼他们重回统一战线。

  

   贸易战的历史回声

  

   赵灵敏:您前面提到了1920、30年代的关税战,它以贸易保护主义始,以二战的血腥冲突终。考虑到那时的历史经验,您认为当下的贸易战最终会导向何种结果?会很快结束还是会长期化?如何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

   陈志武:我们确实应该从历史的角度看待此次贸易战。当下全球范围内正在发生的事情,与过去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发生的事情非常相似,这是蛮让人害怕的。1929年10月美国的股灾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催化了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的抬头,再上升为1930年代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接着演变成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最后升级为军事危机,也就是二战。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政治社会危机—军事危机,这是当时危机演变的“四部曲”。

   回过头来看,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积累多年的全球结构性问题的总爆发,之后,金融危机的影响在经济和社会层面不断渗透蔓延,演变成2009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2016年英国脱欧、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意大利今天选出信奉“意大利优先”的总理等新情况。这和20世纪30年代中期差不多。两相对照之下,我们目前相当于已经走到了1929年金融危机之后的第三阶段,也就是政治社会危机阶段,离军事冲突只是一步之遥。

   我希望这一次不会重复那次血腥冲突的结局,不过如果各个国家的决策层不注意的话,重复上次全周期的概率还是有的。

   现在有利的方面是,有了二战的前车之鉴,各个国家会有意避免这种结局。另外,有了互联网,各个国家的资讯和意见都能在全球范围迅速得到传播,这样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减少误判的可能。当然,事情的另一面是,信息革命特别是移动互联网革命,给予民粹主义政治和机会主义政客更大的空间和舞台去利用民意,做出偏激的举措,例如特朗普利用推特公布政策,而不是通过传统渠道讲出来。

   互联网也使得当下的民粹主义比20世纪30年代的民粹主义危险性更大,真正理性、理智的政策更难传达,智囊和专家说服国家领导人的机会和时间反而变少,这是因为事情在不断快速变化之中,以前政策专家、学者、智囊有很多时间去说服一个领导人,现在时间和客观情况已经不允许,政治家需要不断应对新发生的事。

   可以说,阻止和加速危机的因素同时存在。就我自己的判断,我们恐怕很难避免某种形式的“第四阶段”。

   赵灵敏:但时至今日,还没有看到这种情形有刹车的迹象,各国还在往前面冲。

   陈志武:因为人的本性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没有迫在眉睫的危险,大家都不会刹车。

  

   贫富差距很难被根本遏制

  

   赵灵敏: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民粹主义、对外示强在一些国家是有相当的民意基础的,这里面深层次的原因是,贫富差距在持续扩大,全球化过程中的失意者越来越多,他们需要代言人和出气筒。

   陈志武:确实是这样。贫富差距扩大使得社会成员之间出现了分化和对立,这是很糟糕的。而更糟糕的是,贫富差距扩大可能是科技进步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在正常情况下没有什么很好的解决办法。

   2017年12月有18位考古学家在《自然》杂志联合发表一篇论文,论文想回答的根本问题是——人类从一万一千多年前狩猎采集的原始社会过渡到半农耕社会,到全农耕社会,再到工业社会,财富差距和收入差距,到底是越来越平等还是越来越不平等?这18位学者通过对遍布全球的63个考古遗址的考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从一万多年前开始到晚期农耕社会再到工业社会,每次技术创新都使得人类财富差距拉大,这是一万多年以来的大趋势。

   这其中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每次技术创新都加大了人类社会不同人之间的差距,每个人天赋和人力资本不同,而每种新技术是有的人能掌握并利用的,但其他人不会,这就让有的人收入大增。原始社会只需要体力,只要你个子高大,像姚明一样,那你去打猎、采集果子就有优势,你的收入财富就更多;如果你像马云一样个子不高、没那么强壮的话,就只能做人下人。但随着技术的革新,收入的水平跟原始体力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淡化,而其他的能力则越来越重要。到了今天,马云之所以能成为富豪,不是因为个大体壮,而是因为比别人更有情商,更能把握互联网带来的机会。相比之下,对那些连电脑和手机都不会用的人来说,根本不可能抓住互联网技术带来的机会。

   所以每一次技术创新,都会有人被进一步甩在后面,都会将不同人的收入距离拉大,从而在社会内部积累不满和怨恨,压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往往需要通过战争或大规模革命这种极端的方式加以释放。

   赵灵敏:那么,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关税战和这次的贸易战,背后也都是科技进步带来的贫富差距扩大在作祟?

   陈志武:1780年左右工业革命发生了,到一战之前的140多年里,工业革命和那一轮全球化带来的收入差距一直在上升,到一战时达到顶峰。其后续影响,通过危机的四个阶段表现出来,最终以战争的方式将一百多年积累的压力释放出来。从一战开始,一直到1970年左右,发达社会的财富差距总体上下降。从1980年代开始的电脑革命、新一轮全球化到现在,发达社会的贫富差距又进入了持续上升的周期。

   以美国为例,从新技术、从新一轮全球化中得到好处最多的是华尔街、跨国公司、财团的高管和股东,因为只有这些精英能够在国际舞台上长袖善舞玩得转,他们能利用电脑技术与互联网最大化自己的财富。但在俄亥俄州、威斯康辛州、密歇根州、得克萨斯州等各地,大部分人甚至没有护照,一辈子从来没有去过世界其他地方,连加拿大、墨西哥都没去过,甚至也不对电脑或互联网有兴趣,他们能利用全球化、利用新技术发财致富吗?恐怕很难。

   但我们不能因此怪罪全球化或新技术,不能怪精英们抢占机会,现实情况是这些州的普通老百姓自己不愿意、也没有意识去学习别的语言,了解国际事务、商务、法律、文化,学习新技术;而精英们在年轻的时候已经对自己的人力资本做了很多投入,得到了各方面的通识教育,包括金融通识和历史通识,他们的天赋、好奇心以及父母的引导,让他们能抓住全球化带来的机会。这个时候更应该怪的,是投票给特朗普的选民、支持英国脱欧的选民,以及意大利支持极端民粹政党候选人的投票者,这些人自己要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但很遗憾,没有领导人和精英敢于直接把这些话讲出来。

   而能抓住全球化机会的精英和全球化进程中的失意者,他们之间的鸿沟正变得越来越大,压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同样需要释放。这就是人性的本质。

   赵灵敏:贫富差距扩大既然是历史趋势,那么是否意味着做什么都没用,只能坐等危机和冲突到来的那一天?传统上,政府一般通过征税等方式进行二次分配来抑制贫富差距扩大,您觉得这样做有用吗?

   陈志武:这些年我花不少时间推动量化历史研究,也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自从有人类以来,真正能够降低财富差距、收入差距的手段是什么?这方面的历史研究告诉我们,不管哪个国家、在哪个时期,主要是两大类事件能真正缩小财富和收入差距:第一类是大规模暴力事件特别是大规模战争,因为在战争中富人失去的财富更多,比如唐朝末期的黄巢起义、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第二类是大规模的瘟疫,例如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人口大幅度减少后,会造成劳动力稀缺,雇人就需要付出很高的工资,就产生了财富转移、收入差距缩小的社会效果。

   很多左派经济学家建议通过征税、二次分配来拉平收入差距,但有很多理论研究发现,征税的效果有限,只要财富税率低于100%,只要资产回报、资本增值速度高于劳动收入的增速,财富分配还是会往最有能力的少数人手里集中,这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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