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萌萌:德国政治生态的“碎片化”趋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8 次 更新时间:2018-06-24 12:0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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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萌萌  

  

   2018年3月4日,社民党党代会以66%的支持率通过大联合政府执政方案。默克尔于3月14日再次当选联邦总理,在微弱多数(议会688个有效票中仅获364个赞成票)的情况下开启第四任期。至此德国组阁耗时近半年,最终重返大联合政府。德国洪堡总理奖学金获得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黄萌萌,针对这一事件,系统分析探讨德国政治生态的未来前景。

  

默克尔权威下降,联盟党“左右之争”加剧


   2017年9月24日德国大选后,德国全民政党——联盟党和社民党式微,右翼民粹政党——德国选择党成为第三大党,各党均拒绝与选择党组阁。默克尔虽然成功连任德国总理,但其第四任期内的权威或于内外夹击之中下降。相对于从2005至2017年的前三任期,默克尔政治行动空间或将明显缩小。首先,联盟党难觅执政伙伴,德国组阁谈判一波三折,为构建稳定政府默克尔向其姐妹党基社盟以及社民党出让重要部长职位。其次,联盟党在内外压力下无法再维持全民政党的原有政策,为重新赢得选民对全民政党的信任,不得不在社会政策上做出纲领性妥协。最后,联盟党虽未及社民党那般内部分化却也面临着左右执政方向之争,问题焦点在于回归中右翼保守阵营还是不断革新重振全民政党纲领。默克尔所在的基民盟党内的青年派代表施帕恩是默克尔难民政策的显著批评者,认为由于联盟党的左转才导致近百万右翼保守选民流失至选择党,为赢回选民基民盟需要回归保守。联邦内政部长为基民盟姐妹党——基社盟占取,由前巴伐利亚州州长、基社盟领导人泽霍费尔担任。基社盟对默克尔难民政策发起实质性挑战,而且默克尔也难以抗衡来自本党基民盟内部保守派的有关收紧难民政策的意见倾向。

   德国全民政党再次结合实属无奈,双方为此付出了较高的政治成本。大联合政府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德国政界为在欧盟内发挥稳定的领导作用并应对国际挑战而进行的一次自我救赎。内政上,一方面,大选结果折射出德国新老联邦州的政治文化分裂、个人财富与就业状况差距,导致德国政治生态碎片化。究其原因,全民政党多年来奉行中间道路,联盟党不右,社民党不左。中右翼联盟党无法满足保守派选民维护德国主流文化的诉求,中左翼社民党在社会公正领域的创新措施乏善可陈,全民政党多年来执政纲领逐渐脱离基层选民的诉求,特别是对于全球化与一体化的失利者而言。欧洲难民危机发挥了催化剂作用,东部大量选票流失至右翼民粹阵营。另一方面,此次组阁谈判暴露了全民政党内激烈的人事博弈,内耗过多。联盟党内部,基民盟内部及基社盟针对默克尔权力的抗衡逐渐成型;而社民党高层内斗不断,舒尔茨与加布里尔在此次大选的权力较量中均失去党内高层职务,而党基层青年组织与高层分庭抗礼,革新要求强烈。

  

德国内部政治对抗风险加重,政治生态呈现“碎片化”趋势


   纵观近30年的德国全民政党选票,其总体支持率从1987年的81.3%下降至2017年的53.5%。如今,德国社民党与联盟党为首的全民政党仅拥有近半数的选票,德国全民政党是否仍然能够代表全民利益逐渐成为疑问。2017年的德国大选中,最大的胜利者无疑是右翼民粹势力——德国选择党,其支持率达到12.9%,成功跻身为联邦议会内最大反对派,成为德国政坛上不可小觑的政党力量。按照德国政党体制与惯例,联邦议会内最大反对派将接任联邦议会预算委员会领导人一职,未来,大联合政府的倡议必将在议会中遭遇选择党的多番刁难。

  

德国右翼民粹势力——选择党崛起


   德国选择党的竞选纲领与其他欧洲民粹主义政党观点具有相似性,以反欧元、对欧洲一体化持怀疑态度、反对欧洲主流社会文化为穆斯林文化侵蚀、抵制接受难民而著称,并与极右翼势力保持或多或少的联系。然而,德国选择党崛起又具有其特殊性。德国是全球工业创新与出口大国,作为极大获益于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的“贸易国家”,德国近十年来的经济与就业形势乐观,经济因素是解释德国选择党崛起的原因之一,却非唯一因素。细观德国东西部联邦州的选票差异则会发现,德国东部新联邦州的选择党支持率达到21.9%,远高于西部老联邦州10.7%的选择党平均支持率。

   其一,德国东西部政治文化的裂痕促使选择党在新联邦州高歌猛进。从历史上来看,东部联邦州,即原民主德国(东德)并没有发生类似于原联邦德国(西德)那般大规模学生运动,东德社会缺乏对于纳粹极右历史的政治反思。1990年重新统一后,东部新联邦州社会仍然面临巨大融入问题,其社会成员政治文化与价值理念和西德民众的差异至今仍未弥合。代表德国右翼民粹及极右翼势力的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PEGIDA)运动曾在德国多个城市发起反对伊斯兰的示威游行。民调机构佛尔沙研究中心就如下问题做出调查:“PEGIDA游行是否可以代表广大德国社会?”对此,新联邦州有36%的民众持肯定态度,而老联邦州只有20%的民众认同此意见。该问题于2014年12月提出,即难民危机大规模席卷欧洲之前。由此可见,德国新联邦州居民对于持续增加的穆斯林群体的质疑早已存在。

   其二,德国重新统一后新老联邦州之间个人财富与就业水平差异助力选择党在东部斩获更多选票。德国东西部居民的个人财富差异较为突出。统一之初,德国新联邦州居民收入只有老联邦州居民收入的47%。在1997年该比例增长至75%,之后该增长趋势陷入停滞状态。德国东西部收入平衡仍未实现。2013年底,德国老联邦州的人均净存款额达到48,800欧元,新联邦州的人均净存款只有28,600欧元,德国东西部居民的个人经济状况差异日趋扩大。此外,即使全德失业率自2010年以来明显下降,但新、老联邦州之间的失业率差距仍然明显。直到2017年9月的选举月,东部联邦州的失业率为7.1%,而老联邦州的失业率为5.1%。德国东部新联邦州较高的失业率以及较低的个人财富制约其选民对于德国政治体系的积极评价。特别是失业的东部居民对德国国家重新统一后的德国政治生态产生悲观态度,东部选民对于德国政治文化以及全民政党政策的不信任程度较之西部选民更深,这是基于对德国东西部就业、财富、生活水平差异的不满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社会福利分配不均的抱怨。从民调中可知,88%的德国选民认为德国政府并未做出足够努力促进社会福利公平分配,79%认为德国社会福利分配不公平。

  

德国全民政党式微

  

   联盟党与社民党长期联合执政,政治共识带来政治稳定,为争取中间选民,全民政党的政治纲领高度重合。特别是在默克尔领导下,代表右翼以及中右翼选民利益的联盟党逐渐左转,吸收不少中左翼社民党有关社会公正的政策主张。然而,长期的中间道路为全民政党也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

  

社民党纲领失色,内部离心力加重

   第一,社民党自身缺乏关于提高公民福祉与促进社会公平的创新型且较为明确的政治理念。民调显示,74%的德国选民认为社民党不具备令人振奋且新颖的纲领议题;58%的德国选民认为社民党并未主张社会弱势群体利益,在数字化与全球化时代,社民党作为代表工人和雇员利益的政党愈发难以应对劳动与分配新问题,提出促进社会公正且时变之应的建设性主张。社民党纲领逐渐失色。

   第二,面对难民危机对德国社会造成的冲击,社民党的党内辩论与选民实际诉求与担忧渐行渐远,恐于对传统“政治正确”发起讨论。社民党政治纲领及党内辩论忽视了德国社会上的价值观分歧,并未直面主张多元文化与全球化的选民以及主张维护民族国家文化的选民之间的冲突,任凭二者之间的矛盾愈发激烈,忽视选民在全球化与国际形势不断变化下遭受的恐惧与担忧。最终对难民恐惧愈重的社民党选民转投右翼民粹选择党阵营,人数约为47万之多。

   第三,社民党党内之争日益激烈。一方面,社民党内部的左翼力量不断分化与流失。德国左翼阵营已“一分为三”:传统的社民党仅占50%,生态主义的绿党约占25%,民粹主义政党约占25%。这导致德国左翼力量削弱,社民党实力大不如前。既有前社民党拉方丹因反对本派施罗德《2010改革议程》中有关削减社会福利以及增加低收入岗位等政策,于2005年正式宣布退党并领导左翼党成为社民党左派势力主要对手的前尘往事;也有如今社民党党内权力之争激烈,党内领导层与基层严重脱节,互不信任与政治文化撕裂现象愈发加重的现实。特别是牙买加谈判破裂后,舒尔茨“出尔反尔”,从大联合政府的反对者变为组阁谈判的斡旋人,拉大党内分歧与不信任,舒尔茨成为反对大联合政府的党内“青年团”派的批评对象。其后,舒尔茨与前外长加布里尔在外长职位上争执不下,被德国媒体爆出不和,最终导致两者均失去党内信任与领导职务。

   德国全民政党长期奉行中间道路令政治光谱左右悬空,右翼民粹势力大幅上升,德国政坛逐渐右转,折射出政治生态碎片化趋势。在德国代议制民主政治体系中,选民出于对现有政策失望,利用其政党选票将民粹政党推上联邦议席。目前德国拥有二战后最庞大的议会,议员人数多达709个,议会政党七个。一方面,全民政党关于回归传统或中间道路革新立异的左右之争不止,党内人事斗争升级,默克尔第四任期内总理权威下降;另一方面,德国选民均看到大联合政府隐患,即:社民党不左,联盟党不右,两党政策重合度过多。全民政党缺乏创新性纲领,且在欧盟危机背景下脱离民众利益关切,缺少应对德国民众在难民危机中的不同诉求以及降低新老联邦州价值观分歧的创新性措施。由纳税人承担的超负荷难民物质与融入课程开支以及欧盟费用引发选民心理失衡,加之有关难民犯罪的报道层出不穷,面对内政部长泽霍费尔有关“伊斯拉不属于德国”的言论,同意者多达76%。曾经德国社会引以为傲的“欢迎文化”不再盛行。最后,在数字化时代中,选民较易通过社交网络等新媒体表达对政治精英的抗议与不满,直接民主意愿愈发强烈,这正为右翼民粹主义势力所利用。德国是否在内部政治对抗风险加重与政治生态碎片化的挑战下,仍能在民粹主义肆虐的欧洲发挥稳定的领导作用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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