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中国、世界与新天下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64 次 更新时间:2018-06-21 11:3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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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平 (进入专栏)  

  

   一、中国发展与世界观演变

   所谓的中西碰撞,以及“中国与世界”这个话题,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中国历史上跟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系是以周边为主的自然延伸,并且那时候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民族国家”是近代以来的与主权、领土完整等相关的概念。中国原来也有与外族的领土纠纷和战争,或遭到外族的入侵,但19世纪中叶与西方的这次碰撞的确是前所未有的,被称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次碰撞的结果是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对西方列强又割地又赔款、自己沦为了半殖民地,而且从那以后中国节节走衰,面临着民族危亡甚至被叫做亡国灭种的危险,直到《凡尔赛条约》出来,才爆发了启蒙与救亡的“五四运动”。

   其实还在五四以前,从龚自珍、魏源等开始,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严复去海外留学,孙中山等提出“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主要都是处理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为了实现民族独立,早期志士仁人在救亡图存这一点上有很多是共通的。如此一步步走来,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从五四到建国,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到今天我们明确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

   从1919年五四到1949年建国30年,解决了“站起来”的问题或解决了“挨打”的问题。而我们被“老师”打,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就开始了,真正是“漫长的革命”!这就是为什么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最后一句是“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比较而言,十月革命只用了“震撼世界的十天”就取得了政权,法国大革命是五年,美国独立战争是八年。[1]

   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站起来”中的救亡图存或“挨打”问题基本解决了。当然,为了保卫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台湾尚未实现与祖国的统一),我们在1950年代初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1950年代中后期与苏联出现严重分歧,这些也都是“站起来”过程中必须要解决或确保的问题,不论事后看我们也被迫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在保住主权独立的前提下,1950年代就开始了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探索,目的是要解决“挨饿”的问题。经过前三十年的艰辛探索和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的持续稳步发展,中国终于解决了“富起来” 的问题。这个“世界奇迹”的背后,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走向世界。

   我们的对外开放和走向世界,从一开始就不仅是向狭义的西方开放。回想起来,1970年代末的第一轮改革和开放是学东欧,特别是南斯拉夫、匈牙利,接着是学日本、新加坡以及“亚洲四小龙”的经验,但解放后的第二个三十年确实以学习西方发达国家为主。

   如果再往前追溯,从1954年周总理访问印度和缅甸,到1955年出席万隆会议,中国就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始了具有我们特色的与战后广大新独立国家的交往交流。我们与战后这些新独立的国家不只是建交,确实关系很近、很深,特别是1953年12月总理在京会见印度客人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以至于1972年我们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时有一种说法是这些亚非国家“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2]

   虽然真正把对外开放作为国策(和对内改革同时启动),是在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时算起,但其实这一轮的对外开放,至少应该从1972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尼克松访华和中国与日本、中国与欧洲主要国家建交那个阶段就开始起步了。历史总是在波浪中前进,既有否定之否定似的“扬弃”,也有看得见看不见的连续性和继承性。[3]

   改革开放到今年就正好是四十年了。我们解决了近代以来“挨饿”的问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中国人民“富起来”。“富起来”有好几个方面:第一是经济持续地高速增长,GDP 连续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现在仍保持在中高速。如果是丹麦、新加坡等比较小的经济体,保持高增长相对容易得多,而以中国如此大的人口、如此差的基础(毛主席和小平同志过去讲中国特色,很长时间首先都是说“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这么长的时间保持两位数增长,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第二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几亿人摆脱贫困,这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脱贫。在英、法、德等先发工业化国家,工业化之初就像狄更斯小说所描写的城市状况那样,贫困人口更多了,恰恰是工业化进程加大了贫困面,“起飞”阶段很多人进了城,却沦为利物浦、曼彻斯特、伯明翰那样的贫困人口聚居区,只是到了工业化的中后期,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或者这些国家成为了“福利国家”,或者大规模减少了贫困人口的比例。而中国是在起飞的阶段就使整个社会“富起来”,实现了“帕累托效应”,绝对贫困人口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大规模减少,即使在不断提高贫困线的标准的情况下,这一世界最大的减贫过程一直没有中断或减慢。[4]

   农村的脱贫可以说一年一个样、一步一扩展,一开始是针对老少边穷地区,后来是整个农村,都基本摆脱了贫困。到现在只剩下最后的3000万人,到2020年经过精准扶贫,不仅应该能够实现全部脱贫,而且从相对意义来讲,我们的城市人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和改革,整体上不仅摆脱了商品短缺和生活困难,全社会也基本实现了小康。

   第三是我们同时也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城镇化和城乡关系、工农结构方面的社会变革,而且这个巨大的社会变革过程中并没有发生内战、内乱、大动荡和大冲突。可以说,建国三十年加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整个城乡结构、工农结构、经济-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几千年来最深刻的变化,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已焕然一新。

   第四是在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过程中也没有对外大规模的移民,更没有对外殖民。反观发达国家在18、19世纪,乃至20世纪的前半叶,要么大规模地对外移民、殖民,要么彼此开战,乃至发动侵略战争,最终酿成了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而中国是靠聚精会神搞经济建设、靠坚持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来解决“富起来”的问题,妥善地处理好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和平与发展”。

   即使是在历史恩怨、历史纠纷等问题上,我们跟任何国家和地区,包括周边国家,也未采取武力办法来解决。在经贸领域更是互利共赢,我们摒弃了18-19世纪西方奉行的弱肉强食、强者为王的丛林法则,甚至我们在与发达经济体的交往中只得小头、有微利,只要我们认为有利于互利合作,有利于和平发展,我们就坚持做。“富起来”的四十年,也是一路和平地走过来的四十年。与此相应的是,对外关系的变化,已经由亡国灭种、救亡图存因此必须首先解决独立和解放,变成了追求和平与发展,追求互利与共赢。

   而现在,我们已经从建国后的前三十年,经过改革开放的四十年,进入到了第三时期,也就是十八大以来的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有了新的定位,我们正在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在重大国际事务、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都得到了提高。不只是在直接涉及中国时,而且在全球问题、区域问题上,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疾病传播等),不但有我们的声音,而且是越来越重要的声音,发言权和话语权都今非昔比,在塑造新型国际秩序、国际规则方面也是越来越重要的一方。

   1945年二战结束,中国虽然也是五大战胜国之一,但战后规则是雅尔塔会晤前后由苏美英“三巨头”制定的,中国没有发言权。而从1949年建国、1972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8年以后搞改革开放,现在又从“富起来”到日益“强起来”,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我们在国际事 务中的话语权、影响力和规则制定中的作用。就此而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我个人认为,晚清时好像中国处在世界之外,林则徐、张之洞、康有为、严复等考虑的是怎样应对,而无力应对才有了后来我们说的百年耻辱。即使1949年刚建国、1979年刚开放的时候,我们面对的也是一个新中国怎样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特别是与西方世界的关系。但现在,经过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跨越,越来越清楚的一点是,中国已经就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与外部世界越来越交融、交汇,今天的世界如果没有中国就不叫世界,世界是怎样的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中国是怎样的:中国如何发展、中国怎样主张、中国有何影响。

   这种内外交融不只是在国家层面、宏观层面。现在中国在外的留学生人数增长得很快,旅游者人数增长更快,境外投资、经商和劳务的人也越来越多;而中国内地的发展,包括在贵州、甘肃等地的发展,也越来越是世界发展之一部分。在这个“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一方面连山村的孩子也离不开来自世界的科技、信息等,这些与他们的学习、进步以至下一步发展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中国对世界的作用, 对世界市场、价格、供销关系都有很直接的影响,当然最显著的是北上广和深圳、宁波、义乌等,但实际上对世界发生影响的也包括以前被认为还比较偏远的广大中西部。

   毫无疑问,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主权、边界、利益,以及制度、文化、价值,都需要保护自己的根本利益,但另一方面,今天的世界确实是日益融为一个全球村了,越是世界的越是中国的,越是中国的越是世界的。现在已形成的G20是一个新的平台,2007-2008年金融风暴前还主要是七国集团说了算,出现危机后七国不够了,需要更多的国家参与进来共商大计,而中国是其中最重要的新兴经济体。

   当然,当今 最大、最具正当性的平台还是联合国。在巴以、伊核、朝核、难民、气候变化等全球或区域性热点难点问题上,中国的主张是很关键的。这不仅是指拥有否决权的一票,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背景下,中国的发展变化与世界的发展变化日益融为一体,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日益提升。

   中国人的世界观也正在发生变化。晚清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面对的是西方列强的挑战,基本的范式是“中西”问题(而不是古今问题),即面对西方挑战中国如何应对。仁人志士们也确实付出了很多,也探索过科技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最后被迫选择了革命救国,才有了新中国,并一步步走到今天。

   到了当下,学者们深入思考对几千年的文化资源重组、激活、创新,在古代的天下观和今天的世界观之间如何打通。其实,即使是古今、中西这两个范式,中和西不是二元的,中和西的界线在变化,不是截然分开的,尤其在当下背景而言,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古和今更是没有截然的界线,几千年来有曲折、有变形,但总体上是一路走下来, 不仅没有间断,而且还不断发展,不断创新。

  

   二、当代国际关系的变化

   从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或许连“国际关系”这个概念都在改变。

   第一,国际关系的主体变了。国际关系 (international)是指国家之间的关系,其主体是国家,但现在国际事务(或者叫世界事务、全球事务)的主体正在变化,虽然国家仍是最强的主体,但很多主体已经不再是“nation”,且这些非国家主体的作用还越来越凸显:

首先就是跨国公司。大公司,尤其是跨国公司,成为国际关系的主体之一。这个情况其实还在冷战结束之前就已经发生了。例如达沃斯论坛,就是跨过公司搞起来的,现在早已不是大公司的聚会,影响也越 来越大。人们都知道瑞士有达沃斯,甚至印象中好像瑞士只有达沃斯,一想到瑞士想到的就是达沃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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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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