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苏建:中国政治学科向何处去 ——政治学与中国政治研究现状评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1 次 更新时间:2018-06-21 07:0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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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苏建  

   经过近40年改革开放,中国政治学科发展目前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最近几年来关于当前中国政治研究如何发展的学术争论,从一定意义上说,类似于美国20世纪50—60年代“行为主义革命”时期的大论战。如何评估学科发展的现状、问题、挑战、发展方向,是继续科学化还是本土化,坚持普遍性还是特殊性,或是两者的协调统一,等等,这些问题都会对学科发展方向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国际一流政治学家、国际关系理论家的著作和文章在中国仍然被当作教科书使用和阅读,并深刻影响着我们对中国政治及其外交政策行为的研究。另一方面,有些中国学者开始不断质疑西方的范式、理论、概念和方法在中国研究中的适用性,并试图在政治科学和国际关系的学科领域内发展出一个“中国学派”。他们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民族特性、知识传统、地方性知识和国情。正是在这种语境下,笔者认为中国的政治学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并且是检验和评估中国政治学现状的时候了——该学科领域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包括成就、挑战和趋势。

   近40年来,我们见证了中国研究特别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巨大转变。这种转变源于中国的各种变化及中国在世界上的崛起,同时也得益于我们学术研究方法的诸多改进。作为区域研究,中国政治研究已不再“孤立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科,而是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在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和其他政治科学期刊的简单调查,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政治研究学者已将政治科学和国际关系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他们的研究,并且达到了政治学、国际关系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相应的学术规范和理论水准。今日的中国政治研究已远不同于昔日的传统汉学研究(Sinologists)。这不仅体现在理论和方法的多样性上,还表现在我们在一个更加宏大的比较视野下关注中国的诸多议题。

  

   争论的主要议题

   近几年来,国内外政治学者围绕中国政治科学如何发展及向何处发展这个充满争议性的重要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中比较集中的争论是关于西方政治科学和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关系的讨论,西方政治学与中国政治研究的政治科学逻辑和方法论问题,涉及诸如普适性与特殊性、规律性与差异性、科学性与本土性,以及在中国崛起背景下中国政治研究的主要问题、挑战、机遇、趋势和方向。目前争论仍在继续,必将深刻地影响这个领域的学术发展。

   第一个议题涉及对学科现状的认识和评估。对这个议题,争议较小。一般认为,无论在内容、主题、理论、方法,还是在深度和广度上,中国政治研究都有了长足的发展。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林恩·怀特认为,这主要得益于海内外中国学者多年来的努力和贡献,其次得益于改革开放之后地方数据不断公开。同时,他还认为,对世界最多人口国家的政治研究要求方法和理论上的创新,从而丰富政治学科各学科领域的内容和范围。但也有学者认为,虽然中国政治学已经取得很大的进步,并产生出一些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学派和研究路径,但在理论和方法上还有不足,深度和广度还有待进一步扩展。限于篇幅,本文主要想更多地介绍另外两个重大议题的争论,进而发表笔者个人的粗浅看法。

   第二个议题涉及中国政治研究的认识论。也就是更关注政治知识的本质,以及知识如何获取、能达到什么程度,而不是关心知识的内容、方法和研究设计等具体形式。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如何理解政治知识的本质和政治转化为知识的途径。争论的一方强调科学性、普遍性和实证主义传统,另一方则注重特殊性、历史性和传统内涵。前一类学者质疑中国政治研究的“本土化”,认为中国政治研究应该和比较政治学及其他社会科学具有相同的逻辑,因为政治科学致力于探索和解释存在于政治生活、现象和行为中的一般规律。通过吸收西方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科学方法和理论,中国政治研究在增进政治知识上已有了长足的进步。他们认为“中国政治科学本土化”这一命题轻则误导学人,重则严重影响整个政治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作为社会科学家,不应该满足于使用“中国本土性”或者“中国特殊的文化因素”来解释中国的政治行为和现象。相反,应该争取中国政治研究更加科学化,以及去“中国特色化”,认为中国政治科学发展在于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以“时空变数”来取代“中国”或“中国的”这些名称,进行跨文化对话,从而才能把这些国别或个案的“条件”和“文化因素”概念化,并上升到一般理论高度,对世界政治学发展做出贡献。这一类学者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钟杨、杰弗里·C.艾萨克(Jeffrey C.Isaac)、阿尔佩曼(Björn Alpermann)、何包钢、吴国光等。

   但另一批学者则强调科学方法的局限性,质疑“唯科学主义”或者纯粹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指出很多重要的内容和信息被简化了,中间还丢失了大量的内容和信息,使得政治研究缺乏解释力,并使得政治分析缺乏历史的、社会的和哲学的视角,而政治等社会问题的研究恰恰需要这些视角来观察和分析才有深层次的理解和实践应用意义,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需要,维护中国文化的主导地位。他们积极倡导中国政治研究在方法论上的自主性、特殊性和多样性,反对把美国和西方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嫁接到中国的“拿来主义”。他们试图在研究中融入中国独特的政治和社会关怀,强调其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和发展路径的特殊性,而不是遵循一个统一发展路径,不能追求纯粹的实证主义方法,造成方法论上的“全能主义”、狭隘或缺乏社会相关性和政策相关性。他们强调,随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重构和迅速发展,必将影响海内外的学术发展。这一类学者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王绍光、乔恩·R.泰勒(Jon R.Taylor)、任雪莉(Shelley Rigger)等。

   第三个重大议题涉及中国政治研究的问题、挑战和趋势,重点关注科学知识和地方性知识之间本体论的争论,即科学化、西方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关注对现实存在的研究,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本质、身份定义和意义,“中国”和“他者”之间的范畴区别及其对中国研究的影响。中国政治的研究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从一开始从西方引入政治科学的基本概念,到政治学科建立的转型。一部分学者强调科学研究的前提条件,即学术自由、自主性、独立性等,讨论中国政治研究为何缺乏科学性,什么因素阻碍了中国政治研究成为规范意义上政治科学的一部分。同时,认为在中国的政治学研究中,政府导向的研究占据主导地位,政治学研究服务于经济发展和政治需要,使得学者依赖于政府并失去了独立研究的能力,学者们更愿意为政府提供咨询服务而非进行独立的学术研究。另一部分学者则检讨了西方范式、概念和方法在研究中国政治上的不适用性,因为西方理论忽略了中国本土的差异、地方性知识和经验。他们试图回答这样一些问题:中国政治学是否有必要本土化?是否有可能?如何本土化?然而,他们认为本土化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如果没有本土学人的自觉和积极的努力及自我反省,本土化是不可能的。他们积极倡导在中国的语境下建立本土化的中国政治学或中国学派,认为迅速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科学”将对海内外的学术共同体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政治学科向何处去

   关于这场争论,笔者的观点基于以下出发点和对当今世界的两大基本认识:

   其一,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农耕时代而是现代化、全球化、信息化时代。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快速发展过程,不仅带来了科技、产业革命和物质世界的变革,而且对人类的精神世界、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带来巨大的影响。我们需要培养适应时代需要并具有全球视野、多元开放思维方式的国际化创新人才,政治科学发展必须以此为出发点和导向,从人才培养到学术研究都必须顺应时代发展的大趋势,才能有进一步深化和新的发展。但这并不排斥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要考虑国情和特殊性。中国如果能够把某些传统价值观与“现代性”的问题及我们所处的时代接轨,才能创造性地提出能够指导社会实践运动和社会变革的新的价值观和理论,才会对世界文明和知识生产做出重大贡献。

   其二,在现代化、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我们生活的世界是“西方不亮、东方亮”吗?是利益博弈的“零和游戏”吗?是你死我活的相互竞争、根本对抗性的世界吗?笔者认为,在这个充满多样性的多中心的“新世界秩序”和充满个性化、创造性、多元性的差异多元共存的时代,占主导性的发展趋势是“兼容、融合、趋同”,即各种价值观、模式、区域在竞争中相互学习、相互兼容,而不是消灭对方,或采取同质化、统一化的思维方式来认识变化中的世界和新时代。其根本原因在于全球化和信息化已打破分工和国界,使得全球各国经济相互依存,使得任何一个国家的问题都已不是单一国家的问题。能源、资源、科学发展、技术转移、资本流动、人口、气候、环境、风险社会的代价、传统和非传统安全等关系到自身和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问题,已不是单一国家可以解决的,必须进行超越国界的参与才能解决。全球问题需要全球参与、全球治理,任何一个国家和国民都不能置之度外。

   基于对我们所处时代的上述两大基本看法,笔者试图从几个大的视角来思考和回答这个重大问题:中国政治学科向何处去?

   第一,对“新世界秩序”和新时代的特征和性质的上述认识,决定了我们必须创造性地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使其“现代化”,不是“西方化”,而是使其具有“全球的”“世界性的”的普遍价值和意义。这就要求我们首先在方法论上摆脱“民族主义”的视野,正如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提出的采取“cosmo-politan methodology”,即“世界主义的”方法论、开放性和包容性的世界观、有国际交流性的学术研究,我们的学术研究才有可能有效地参与全球化过程中不断变化的新世界秩序的重构,并与世界进行实质性的对话,进而影响世界进程和世界秩序的重构。

   任何伟大文明都以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念体系为基础。但是,强调“自主性”和“主体性”并不能成为排斥其他文明成果(包括西方文明)的借口。中国政治学科发展必须走向世界,必须向其他文明学习,就像企业创新一样,必须学习,在学习中不断自我批评和反省才能创新,必须对自己已有的传统和知识进行自我批判和反思才能创新,从而形成和发展出新的学派、理论和方法。知识生产不能分“东方的”“西方的”,要搞“五湖四海”,要“中西古今”兼容,这是21世纪“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条件下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需要,也是中国政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的历史使命。否则,我们怎么进行国际交流和对话,难道就是对世界说说自己的故事吗?只有适应中国的需要不断吸取其他文明有价值、有用的优秀成果,并建立和不断更新自己的社会科学研究规范体系,才能在与世界交流中发展自己,特别是能够回答和解决中国现代化和改革开放出现的现实问题和具有全球性的重大问题,并把我们的研究上升到一般性理论高度,并介绍给世界。如果我们做不到,我们就谈不上去影响世界。

第二,我们进行学术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和目的是什么?是提供解决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还是探索社会世界(相对于自然界)的规律和真理?笔者认为,政治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使命和追求的目标应该是探索社会世界或政治现象的发生规律和真理,即探求和解释政治现象发生的原因,通过跨国界的比较研究,总结出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理论或一般规律(general patterns or laws)。这并不排除对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而是通过理论来指导实践问题的解决。这就是说,通过对地方性问题的研究所得出的地方性知识上升到普遍性的理论,才能更有效地参与国际对话,才能实现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的目的。比如,现代经济发展和中国市场改革带来了一个产权问题,我们是从古代宗法关系角度或道德规范来解析和批判现代的产权问题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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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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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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