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史学创新需借鉴经济学创新理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9 次 更新时间:2018-06-12 00: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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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重 (进入专栏)  

   本文系作者2017年12月28日在第四届思勉原创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说,原载《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5期

  

   早在文字出现之前,人们就已经通过故事和传说来记述之前的人和事,并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播这些历史记忆了,史学也因此有“人类的最古老的学问”之称。今天史学仍然是一门任何人都不能轻视的学问。史学能够存在几千年,是因为这门学问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能够不断战胜危机,继续发展。而要战胜危机和继续发展,就需要创新。由于不断创新,所以能够与时俱进,而不致被岁月淘汰。本文就以史学的创新为题,谈谈对学术创新的认识。

   在传统时代,有“文史不分家”之说,著名史学著作往往也是文学名著。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就是一个典范。书中像“霸王别姬”这样的场景,写得有声有色,威武悲恸,令人读后难以忘怀。但这一事件是否属实,后人却无法求证,尽管司马迁的史德、史识和史才是值得我们信任的。这种“文史不分家”的状况,某种程度上给后现代主义者对史学的批评提供“根据”,他们把史学家和小说家等量齐观,甚至说:“小说家编造谎言以便陈述事实,史学家制造事实以便说谎。”

   要使史学摆脱这种困境,就必须使史学“科学化”。今天我们所说的史学,源于19世纪后期欧洲兴起的近代史学。这种史学属于人文学还是社会科学,学界一直争论不休,不过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其归入社会科学的范畴,因此历史科学国际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s,简称ICHS)这个国际历史学界最大和最高的学术组织也以此为正式名称。既然成为了科学,史学研究也就与依然属于人文学的文学分道扬镳了。

   在中国,这种科学化的史学肇始于一个世纪以前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梁启超在其《新史学》中,对“中国之旧史”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说“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者,“谓之君史”;“重在一城一乡教养之所起”者,“谓之民史”。中国旧史“则朝史耳,而非国史;君史耳,而非民史;贵族史耳,而非社会史”,以往“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像”。为了改变这种不合理性,梁氏提出“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录全社会之作业而计其和”,用“普通民史”来取代“君史”。在史学方法方面,他提出史学必须借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史学者,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也,无史学,则一切科学不能成,无一切科学,则史学也不能立”,在这“一切科学”中,“法律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兵政学,财政学,术数学,农工商学者”,是史学必须“兼及”者,而作为史学之“首重”和“总法”者,则是“政治学、社会学”。稍后傅斯年总结说:“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

   这些思想,在中国都是前所未有的,它们的提出和实践,是革命性的创新。其结果,导致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巨大变革,由传统史学演变为近代史学。梁启超1903年发出了建立“新史学”的呼声,接下去有胡适、傅斯年主导的实证主义的“新史学”和郭沫若、范文澜等主导的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后者演变为新中国的“革命化史学”。到了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海峡两岸都出现了新一波的“新史学”。《新史学》杂志于1990年在台北问世,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办的《新史学》集刊也于2007年创刊。晚近兴起的华南学派、新清史学派等,也是“新史学”运动的最新产物。

   中国的“新史学”运动,是在西方的史学科学化浪潮的激荡之下出现的。西方史学的科学化过程发轫于19世纪后期,经历了整个20世纪。余英时对此做过一个总结说:“自十九世纪末以来,西方(英、美、法)史学主流便是要把它变成一种‘科学’(即所谓‘科学的史学’,Scientific History)。20世纪西方史学的流派多不胜数,但其中最有势力的几乎都企图从不同的角度与层面把史学化为‘科学’。……20世纪初叶美国‘新史学’继‘科学史学’之后,其目的仍然是为了扩大史学的‘科学化’,不过不是直接与自然科学接轨,而是与社会科学合流,而社会科学当然奉自然科学为最高的知识典范。这一潮流在美国发扬光大,至50、60年代而登峰造极。”从20世纪中后期到今天,这个“科学化”的进程更是在加速进行。

   史学科学化的过程,表现为一波又一波“新史学”的出现。先前的“新史学”,不久即变成被批判的“旧史学”,而新出现的“新史学”随后又变成了“旧史学”,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后浪推前浪,形成了近代史学发展过程中连绵不断的“新史学”运动。从19世纪后期兰克(Leopold von Ranke)提出的“科学化历史”(Scientific History),到20世纪初期罗宾逊(James Harvey Robinson)提出的“新史学”(New History),再到20世纪70年代勒高夫提出的“新史学”(Nouvelle Histoire),一波接一波地出现。每一波“新史学”,都认为现有史学存在重大缺陷,必须改进,必须进行“史学革命”。到了21世纪,更新的“新史学”仍然不断出现,比如全球史、加州学派等。“新史学”之所以不断出现,是因为大家深有同感:现在的史学不能为我们提供对过去的最好解释,所以必须改进。而改进意味着新陈代谢,吐故纳新。这个“新”是先前没有的,需要创造,这就是创新。

   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在其《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一书中说:“一个民族的繁荣取决于创新活动的深度和广度。”该书第一章《现代经济体的活力之源》第一节即以《创新、活力与增长》为标题。创新不仅是经济的活力之源,也是学术的活力之源。费尔普斯引用了德国19世纪著名数学家克莱因(Felix Klein)的名著《19世纪数学发展讲义》(Vor-lesungenüber die Entwicklung der Mathematik im 19)中的一段话作为该书第一章的引言:“出色的生产率的秘密在于不断发现新问题并掌握新规律,从而取得新结果、建立新关联。如果没有新观念的涌现、新目标的设定,数学研究的内容就会枯竭,并很快在机械的逻辑证明中精疲力竭、陷入停滞。”因此科学必须要依靠创新。

   那么,什么是创新呢?在西方,被称为“创新之父”的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提出的创新理论基本观点如下:

   第一,创新是生产过程中内生的。熊彼特说:“我们所指的‘发展’只是经济生活中并非从外部强加于它的,而是从内部自行发生的变化。”投入的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变化能够导致经济生活的变化,但这并不是唯一的经济变化。还有另一种经济变化,这种变化不能用从外部加于数据的影响来说明,因为它是从体系内部发生的。这就是“创新”。

   第二,创新是一种“革命性”变化。熊彼特作了形象的比喻:不管你把多少驿路马车或邮车连续相加,也决不能得到一条铁路。“恰恰就是这种‘革命性’变化的发生,才是我们要涉及的问题,也就是在一种非常狭窄和正式的意义上的经济发展的问题。”

   第三,创新同时意味着毁灭。一般说来,“新组合并不一定要由控制创新过程所代替的生产或商业过程的同一批人去执行”。换言之,不是驿路马车的所有者去建筑铁路,恰恰相反,铁路的建筑意味着对驿路马车的否定。在竞争性的经济生活中,新组合意味着对旧组织通过竞争而加以消灭,尽管消灭的方式不同。例如在完全竞争状态下的创新和毁灭往往发生在两个不同的经济实体之间;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实体的扩大,创新更多地转化为一种经济实体内部的自我更新。

   第四,创新必须能够创造出新的价值。熊彼特认为,先有发明,后有创新;发明是新工具或新方法的发现,而创新是新工具或新方法的应用。“只要发明还没有得到实际上的应用,那么在经济上就是不起作用的。”把发明与创新割裂开来存在理论缺陷;但强调创新是新工具或新方法的应用,必须产生新的经济价值,这对于创新理论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本质规定的。熊彼特认为可以把经济区分为“增长”(growth)与“发展”(development)两种情况。经济增长如果只是由人口和资本的增长所导致的,那么就“没有产生在质上是新的现象,而只有同一种适应过程,像在自然数据中的变化一样”;经济发展则不同:“我们所意指的发展是一种特殊的现象,同我们在循环流转中或走向均衡的趋势中可能观察到的完全不同。它是流转渠道中的自发的和间断的变化,是对均衡的干扰,它永远在改变和代替以前存在的均衡状态”,所以“我们所说的发展,可以定义为执行新的组合”。

   第六,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熊彼特把以实现这种“新组合”为职业的人称为“企业家”。企业家的核心职能不是经营管理,而是看其是否能够执行这种“新组合”,只有实现了某种“新组合”时才是名副其实的企业家。因此“充当一个企业家并不是一种职业,一般说也不是一种持久的状况”。熊彼特对企业家的这种界定,突出了创新的特殊性和创新活动的特殊价值。

   熊彼特进一步明确指出“创新”包括以下五种情况:(一)创造新产品,或者具有原有产品所无的新特性的产品。(二)采用新生产方法。这种新方法是在有关的制造部门中尚未通过经验检定的方法,不需要建立在科学上新的发现的基础之上。这种新方法也可以存在于商业上处理产品的新方式之中。(三)开辟新市场,这个新市场是某制造部门以前不曾进入的市场,不管这个市场以前是否存在。(四)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新供应来源,不管这种来源是已经存在的还是新创造出来的。(五)实现一种工业的新组织,比如造成一种垄断地位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

   后人将他的意思归纳为五个创新,依次为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和组织创新。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史学创新。首先,史学创新是史学研究内生的,不能寄希望于史学研究之外的力量来人为制造史学创新。其次,史学创新是一种“革命性”的变化,不能依靠原有的研究机制来进行创新。第三,史学创新意味着新陈代谢。“新史学”的不断出现和发展,就是对“旧史学”中一些弊端的克服。第四,史学创新要重视新方法的发明,但更要重视新方法的应用,目标是创造出的产品具有新的价值。第五,史学创新要着眼于“发展”(即质变),而不是“增长”(即量变)。第六,史学家是进行史学创新的人,但是只有当他们把史学研究的各种新要素组合起来进行创新时,才能被称为真正的史学家。

   具体而言,史学创新的内容包括:史学必须为社会提供新的产品,以满足社会对历史知识的新需求;史学研究必须采用新方法;史学研究必须开辟新领域;史学研究应当开辟新的资料来源;史学研究应当采取新的组织方式,改变以前那种基本上是单兵作战的传统方式。虽然以上类比不一定完全符合史学创新的情况,但我觉得对于史学家们来说,这仍然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1970年代中期,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邀请,时任英国历史学会主席的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为教科文组织出版的《社会与人文科学研究的主要趋势》(Main Trends of Research in the Social and Human Sciences,1978)一书撰写了二战后国际史学状况的专门报告,该报告后来以“Main Trends in History”为题出版了单行本,该单行本的中译本《当代史学的主要趋势》也于1987年在中国出版。在该书中,他说:“近15至20年来历史科学的进步是惊人的事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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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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