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特·米尔斯:论治学之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2 次 更新时间:2018-05-31 19:09:01

C.赖特·米尔斯  

   如果一位社会科学家觉得自己秉承了经典传统,那对他来说,社会科学就是一种治学。[1]研究实质问题的人,就属于那种人,会迅速被整体方法与理论的详尽讨论搞得失去耐心,疲惫不堪,觉得讨论是如此干扰自己正常的研究。他相信,让一个从事实际研究的学生来汇报自己是怎样推进工作的,远胜于专家们搞出的一打“程序汇编”,因为后者大多从未做过什么有实质影响的工作。只有通过交谈,让有经验的思想者就各自的实际工作方式交换信息,才能将对于方法和理论的有用感受传递给初学者。因此,我觉得有必要比较详细地报告一下我自己是怎样治学的。这样的陈述必然带有个人色彩,但我写这个也是希望别人,尤其是那些刚开始从事独立工作的人,能根据他们自身经验的事实两相引证,减少其个人色彩。

   一

   我想,最好还是一开始就提醒你们这些初学者,在你们选择加入的学术界里那些最值得敬仰的思想家们,并没有把自己的工作与生活割裂开来。他们似乎两方面都很重视,以至于不能允许出现这种割裂,希望让两者相得益彰。当然,在一般人那里,这样的割裂已渐成常态,我想是因为一般人现在做的工作空洞无物。但你会认识到,作为一名学人,你有额外的机会来设计一种生活方式,它将促成好的治学习惯。投身学术,既是选择一种职业生涯,也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治学者自己是否清楚,当他努力完善其治学之道时,他也在塑造其自我;他落实自己的潜能,把握遇上的任何机会,筑造一种品格,其核心就是好的治学者所具备的品质。

   这么说的意思是,你必须在学术工作中学会运用你的生命体验,并坚持不懈地加以审视和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说,治学之道就是你的核心,你与自己可能做出的每一样学术成果之间都有个人的关联。说你能“吸取经验”,首先意味着你的过去会融入并影响你的现在,而这又界定了你吸取未来体验的能力。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家,你必须控制这种颇为微妙的相互影响,捕捉你的体验并细加梳理。只有这样,你才能指望用它来指引并检验你的思考,并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塑造成一名治学有道的人。但你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有个好办法:你得建立一份档案,这可能就是社会学家的说话方式:记日记。许多有创造力的作者都记日记;社会学家需要系统性的思考,就得这样。

   在我接下来要描述的这种档案中,个人体验和职业活动彼此融汇;正在进行的研究与计划进行的研究相互交织。在这份档案中,你作为一名治学者,将尝试把自己学术上做的事情和作为个人体验到的事情结合起来。在这里,你不用担心运用自己的体验,将它直接关联到进行中的各种工作。你的档案可以用来核查避免重复工作,也使你能够节省精力。它还鼓励你捕捉“边角闪念”(fringe-thoughts):杂七杂八的念头,可以是日常生活的意外收获,街头耳边飘过的对话片段,或者,在这里来说,梦也算。这些闪念一旦被记录下来,不仅使更受审视的体验获得了学术上的相关性,还可能通向更为系统的思考。

   你会经常注意到,那些已经富有成就的思想家,还是那么细致地对待自己的想法,十分密切地观察自己思路的发展,梳理自己的体验。即使是最微末的体验,他们也非常珍视,原因就在于,现代人终其一生,获得的个人体验是如此之少,而体验作为原创性学术工作的源泉,又是如此重要。我逐渐开始认为,对自己的体验既要能够信任,同时又持有疑虑,这是成熟的治学者的一个标志。对于任何学术追求中的原创性而言,这种暧昧的自信都是不可或缺的。而借助档案这种方式,你可以培养这样的自信,并为之做出正当化的辩护。

   通过维护一份充实的档案,并由此培养自省的习惯,你将学会怎样保持内在精神世界的清醒。无论何时,当你对什么事件或观念感受强烈,一定不要让它们从你头脑里溜走,而是要加以梳理,归入档案,同时勾勒意涵,让自己看看这些感觉或想法有多么愚蠢,或者是否可能阐述成富有启发的样子。档案还有助于你培养写作习惯。如果你不是至少每周写点东西,就会“手生”。在维护这份档案的时候,你可以练习写作,从而像大家说的那样,提高你的表达能力。维护一份档案,就是参加一项受控实验。

   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最糟糕的事情之一,就是只有在一种场合下觉得需要写下自己的“计划”,即打算为一项具体的研究或“课题”找钱。绝大多数“计划”被制定出来,或至少有些详细的书面的东西,就是为了申请经费。无论做得多么标准规范,我想也是非常糟糕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注定就是推销术。而且,考虑到通行的期待,它还很可能导致煞费苦心的矫揉造作。课题可能被“展示”出来,并在远未成熟的时候就被颇为任意地详加阐释。它常常纯属向壁虚构,为了所展示的研究、也为了不管多有价值的隐含目的搞钱。一名从事实际研究的社会科学家,应当定期评估“我的问题和计划的现状”。年轻人在刚刚开始从事独立研究时,也应该思考这个问题。但我们不能指望他在这一点上能走得多远,他自己也不应当如此期许;他肯定不应当变成死抱着哪一个计划。他所能做的就是开列自己的论题;遗憾的是,这往往是他头一份预想中独立完成的有一定长度的研究。当你的研究工作行至半途,或者大约三分之一,这样的评估很可能会大有收获,甚至可能引起其他人的兴趣。

   任何已经熟练上路的从事实际研究的社会科学家,也应当随时拥有许多计划,也就是说想法,而问题始终就在于我打算、我应该接下来研究其中哪一项?他应当为自己的主导日程专设一份小档案,反复打磨,只给自己看,或许和朋友讨论一下。他应当经常回过头来,非常细致而有针对性地评估这份小档案,有时清闲的时候也可以做这件事情。

   要想让你的学术事业始终方向明朗、驾驭自如,此类步骤都属于不可或缺的手段。我觉得,要想充分地陈述“社会科学的首要问题”,唯一的基础就是在从事实际研究的社会科学家当中,围绕有关“我的问题的研究现状”的这类评估,开展不拘形式的广泛交流。无论在哪一个自由的学术共同体里,都不太可能出现某种“铁板一块”的问题队列,当然也不应该出现。在这类共同体里,如果生机活跃、兴盛发展,个体成员之间就会不时抽空讨论未来的研究。而在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当中,也应当出现三类中间讨论,关于问题,关于方法,关于理论,并重新导回研究。它们应当接受进展中的研究的形塑,并在一定程度上指导研究。职业学会在学术上的存在理由就是为了这样的中间讨论。同样是为了它们,也有必要建立你自己的档案。

   你的档案里有各式各样的话题,下面有想法、个人笔记、书本摘抄、书目文献、课题大纲。我想,这属于习惯问题,并无定规;但我认为,你会发现,最好把所有这些内容统统归入一个主档案,叫做“课题”,下面再分许多子类。当然,话题会有变化,有时还很频繁。比如说,当你作为一名学生,既要准备预考,撰写论文,同时还要做期末作业,你的档案将根据这三块努力的领域进行编排。但在研究生读了一年左右以后,你会开始根据自己论文的主要课题,重新组织整个档案。然后,随着你不断推进自己的研究,你会注意到,没有一项课题能主导这个档案,或是设置编排档案的主导类别。事实上,使用档案,会促使你思考时所使用的类别不断增多。这些类别会发生变化,有些被剔除了,另有些加了进来,其具体方式就是一个指标,反映出你的学术进展和学术视野。最终,你将根据几个大课题来编排档案,里面再分许多子课题,每年都会有变化。

   所有这些都包括做笔记。你必须养成习惯,自己读的任何值得读的书,都要大量做笔记。虽说我也不得不承认,如果你读的书很次,还不如自己琢磨收获更大。无论是来自其他人的著述,还是源于你自己的生活,在把这样的体验转译到学术领域里去的时候,第一步就是要赋予其形式。单单是为一则体验命名,往往就会让你必须做出说明;仅仅是从一本书里做一则笔记,常常就会刺激你去思考。当然,与此同时,做笔记会大大有助于你领会所读的东西。

   你的笔记可能像我的一样,看来只有两类:在读某些非常重要的书时,你试图把握作者论证的结构,并以此脉络做笔记;但更多的时候,在做了几年独立研究之后,你一般不再通读全书,而是从某些自己感兴趣的、关乎自己在档案中已有计划的特定主题或话题的角度出发,选读许多书的部分章节。因此,你所做的笔记或许不能全面体现你所读的书。你只是为了落实自己的课题,运用某个想法,某桩事实。

  

   二

   行文至此,你想必觉得这份档案更像是某种奇怪的“文学”杂志,那这又该如何运用到学术生产中去呢?维护这样一种档案本身就是学术生产。它就是在持续不断地积累各种事实和想法,从极其模糊到渐趋完善。比如说,我在决定研究精英后,做的头一件事情就是列出我希望了解的各种人物类型,并在此基础上草拟提纲。

   我究竟为何以及打算如何做这样一项研究,或许就能体现出,一个人的生活经历是怎样滋养了他的学术工作。我已经忘了自己究竟什么时候开始对“分层”产生专业兴趣,但我觉得,初次读到凡勃伦时想必已经萌生。我一直觉得他的“商业”和“工业”雇佣的讲法非常粗疏,甚至可以说含糊不清;在通点学术的美国公众看来,这就是对马克思的某种转译。不管怎么说,我后来写了一本书谈劳工组织和劳工领袖,这项任务背后是有政治动机的。然后我又写了一本书研究中产阶级,这项任务最初的动机是我想表述自己1945年以来在纽约城的个人体验。然后朋友们建议我,应该写一本关于上层阶级的书,凑成一套三部曲。我想自己脑子里已经有了这种念头。我曾陆陆续续读过一些巴尔扎克,尤其在40年代读过不少,也颇为感佩他赋予自己的任务:“涵盖”自己希望把握的那个时代的社会中所有主要阶级和人物类型。我还写了一篇文章研究“商业精英”,并收集整理了制宪时期以来美国政治中顶层人物职业生涯的相关统计数据。这两样事情的主要启发都源于美国历史研究的研讨活动。

   我在写这几篇文章和书以及准备有关分层的课程的同时,当然也攒下了一些没用上的关于上层阶级的想法和事实素材。尤其是在研究社会分层的时候,很难避免超出你当下的主题,因为任何一个阶层的“实况”相当程度上都在于它与其他阶层的关系。有鉴于此,我开始盘算写一部关于精英的书。

   但这还算不上“课题”浮现出来的“真正”方式。真正发生的事情是:(1)从我的档案中浮现出相关想法和计划,因为我所有的课题都是始于档案而终于档案,专著也无非是围绕不断汇入档案的工作的零散成果组织起来的;(2)经过一段时间,相关的一整套问题开始萦绕在我脑海中。

   拟完了粗略提纲,我又检视了一遍整份档案,不仅是其中明显与我的研究话题有关的部分,而且是乍看起来似乎毫无关系的内容。把那些此前完全孤立分散的条目搁到一块儿,找寻预料之外的关联,往往能成功地激发出想象力。我在档案中为这批特别的问题专设了新的单元,当然,这也会导致档案中其他部分的新布局。

   你一旦重新安排整个档案体系,往往会发现,自己似乎正在释放想象力。显然,这是由于你试图基于不同的话题,将各式各样的想法和笔记组合到一起。这是一种组合的逻辑,“运气”有时在这过程中扮演了令人称奇的重要角色。你尝试用一种轻松自如的方式,将档案中体现的自己的学术资源与新的主题相结合。

   至此,我也开始运用我的观察和日常体验。我首先想的就是自己与精英问题相关的体验,然后拿去和其他我觉得可能对相关议题有所体验和考虑的人讨论。事实上,我现在开始改变我的习惯对象,这样就包括了(1)属于我想研究的人群的人;(2)与他们有密切接触的人;(3)通常以某种专业方式对他们感兴趣的人。

我并不完全知道,要成为最出色的学术工作者,都需要满足哪些社会条件,但其中肯定有一条:周遭有一群愿意倾听、愿意交流的人,有时他们不得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人物。无论如何,我努力让自己置身于一切社会意义和学术意义上相关的环境,只要是我觉得可能引导我沿着自己的研究脉络深入思考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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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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