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耕:科学与指向价值的行动:韦伯《科学作为天职》一百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8 次 更新时间:2018-05-27 17:1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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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耕  

   在《科学作为天职》这篇演讲一开始,韦伯通过简述美国和德国的大学制度,尤其是通过对比年轻学者在其中的处境,来说明学术工作的外在情形。他罗列了大学在当时面临的一系列耐人寻味的“矛盾”。在陈述这些矛盾的声音里站着我们熟悉的韦伯,他以敏锐而沉重的口吻表达着身为精神贵族的学者对日益官僚化的大学和学术的不满。事实上,早在这篇演讲之前若干年,韦伯对大学官僚化的问题就进行过不止一次的批评和抗议。对所有将精神作为志业去追求的人来说,韦伯估计的困难要比大学的官僚制倾向更大。在韦伯行将结束对科学的外部条件加以评论的时候,他最强烈地表达了这个时代给准备以科学为天职的人提出的沉重问题:您是否确信,年复一年地眼看着一个又一个平庸之辈踩过自己的肩膀,自己还能够忍受,既不怨怼,也不沮丧(Weber,1992·I/17: 80)。面对韦伯描述的难题,他眼中将要承担这些困难的下一代学者似乎已经有了答案:自然了,我为我的“天职”而活着(Weber, 1992·I/17: 80)。

   这样的回答在韦伯的时代想必不绝于耳。但对韦伯来说,怎样才可以说是“为天职而活”显然不容易回答。这篇演讲就是讲述韦伯理解的“为天职而活着”的意涵。能这样做的人,首先需要明白科学是在何种意义上成为一种志业的劳作。将科学视为“自己的”天职的人是不是准备好接受科学从来把握不了自己命运的现实?将科学作为一种“天职”和上述那些令人气馁的“现实”明白地分开,是不是就足以让我们面对最不利于“职业科学家”成长的世界?更为重要的是,理解将科学作为天职这件事情,对不从事这个行当,乃至不准备成为“职业”学者群体一员的人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一、悖谬的“科学作为天职”

   在这个问题之下,韦伯开始在演讲中转入讨论科学、学者和大学的内在视角。科学对韦伯来说成为一种天职,首先因为它是一种专家式的劳动。韦伯认为,今日的科学的确是一个分工的时代,因为只有通过分工,才能使得学者进入到最为细节的劳动当中。科学是一种需要而且必将被超越的劳动,在它最本质的含义上,它是必将被取代的。学者必须意识到有无数的前人在同样的地方在做着类似的猜测,自己只不过是将永远继续下去的工作的一个环节。这就意味着,在学者(即从事这项劳动的人)不得不停下来的时候,可能完全看不到有什么意义:我们竭尽全力的劳作,或者是前人劳动的继续,或者是未来我们意识不到的继续者的开始,而不是它自身的目的。

   所谓的专家或工匠,指的是“全心全意地为事业服务”的人(Weber,1992·I/17: 84)。但这种劳动,理当饱含着面向事情的激情。在这种劳动之中,劳动者放弃了将自己活着的生活变成艺术品的可能。因此,将科学作为天职,首先就是去承担一种表面上最没有个性的劳动。

   上述两个方面对科学作为天职的定义其实是对科学这种劳动的限定:将科学作为天职意味着一种既不能将从事此劳动的人,也不能把这种劳动本身作为目的工作。众所周知,韦伯的这个演讲是巴伐利亚州自由学生团体组织的“精神工作作为天职”系列中的一讲。在一战的结尾,面对将在未来以科学为天职的年青的德国学子,韦伯以此作为全文的基调未免奇怪:既然科学的劳动是无法作为自己目的而存在的,甚至,它将取消自己视为自己的目的,我们又如何能实现“科学是为其本身”呢?

   我们得以探讨科学的意义问题。因为一项服从于这样的进步法则的事业,并不是自明地具有自身的意义和理性。对于一项实际上永无止境、也永远不可能有止境的事业,人们为什么为之献身呢?人们首先会回答,完全是出于实践的目的,或者说是出于广义的技术性目的:也就是说,是为了能够依据科学经验给我们提供的期待,调整自己实践行动的方向。不错。可是,这只能对实践行动者有意义。那么对于科学人来说,又该对他的职业抱有怎样的内在态度呢?——如果他确实想要寻求一种这样的态度的话。他会坚持说,自己之所以献身科学,是在“为科学而科学”,而不只是因为别人可以利用科学,取得商业成果或技术成果,可以吃得更好,穿得更好,照明更好,统治得更好。可是,他把自己完全纳入到这种永无止境地运转的专业化经营中,致力于取得注定将会过时的创造成果,那么在何种意义上,他相信这样做是有意义呢?

   要理解科学这种并不令人振奋的境地就需要重新理解包括科学在内的理性化过程。在韦伯看来,理性化是一个世界的除魔留给我们巨大的疑问和考验。在韦伯看来,托尔斯泰最完整地表达了这个疑问:死亡之于一个文明化的人,就如同科学劳作之于学者一样,只是必将消逝,但不是一个有意义的终点,它并没有一个“成全”生命的能力。

   韦伯这篇演讲的不同寻常之处,就在于它首先是将“科学作为天职”作为一个“意义”的巨大问题来提出的。科学是在关于它的“意义”而不是它的“用处”的问题中才遭遇到托尔斯泰这样的疑问。而韦伯则更进一步指出,在托尔斯泰之后,我们不作为职业科学家,去理解将科学作为天职这样的行为和生活,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意义?

   在这篇演讲的前半部分,科学作为天职背后的理性化进程和托尔斯泰的问题同时出现了。而二者对传统上看待科学的方式来说有着深刻的紧张。这种紧张促使韦伯在传统科学的伟大时刻里面去考察托尔斯泰关于“意义”问题的真正内涵。从柏拉图的“洞穴”隐喻,到达芬奇以“技艺”解释的自然(Natur),到在物的细节中揭示上帝的新教科学家,再到尼采对“快乐的科学”的剖析。可见,在韦伯演讲中,其历史回顾似乎在历数理性化的历史,其中,涉及了科学可能给我们的意义有真理、自然、神意和快乐等等。对韦伯来说,以科学为天职的人今天要做的,就是将这些贯穿理性化历史的意义和托尔斯泰简单但难以回答的问题结合在一起。

   如果我们仍然还能在科学中获得了人生的真理以及有关于自然和神意的认识,那么,韦伯时代以科学为天职的劳动者,将继续理性化的伟大时刻中所奠定的科学以及那些劳动者的工作,亦因此具备了当然的“意义”;如果韦伯时代的科学,已经远离了他在此历数的种种“意义”,那就意味着所有科学可以用来回答托尔斯泰问题的选项在这个时代成为被击碎的幻象,在此前提下,只有离开科学,我们才可能认识真的生命,认识我们的自然,找到幸福。在所有人生意义中我们试图寻找的,不仅不能在科学中找到,甚至必须反对科学才有可能。韦伯很明确地认为,强烈质疑现时代的科学能告诉我们任何有意义的生活之答案正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面对的潮流(Weber,1992·I/17: 91)。

   传统上,我们认为韦伯是强烈地捍卫科学之价值的学者。但韦伯“捍卫”科学的前提来自于他在托尔斯泰那里读到了对科学更强的质疑。这是他区别于认为科学具有颠簸不破前提的“旧科学”的一个重要的面向(Ghosh,2015;Ringer:1961)。科学作为天职的根本困难,并不在于理性化的历史上所取得的那些“意义”在离我们而去,而是科学无法证明自己是一件有价值的事情。在韦伯看来,科学恰恰没有办法予以证明科学所造出的知识,或按照科学运行的这个世界是值得拥有的(Weber,1992·I/17: 95)。韦伯说得很明白,比起科学在认识世界问题上的信念来说,关于科学之“价值”的信念是更为根本的信念(韦伯所谓的依据终极意义得到的信念),它无法证明,但是需要解释。

   到这篇演讲过半的时候,韦伯以“破”的方式阐明,科学没有自明的基础去承担自己的目的,因此,以科学为天职的人,也不应该“自然”地认为,科学就是有价值的或科学为人提供了最值得过的一种生活的结论。在这个“问题化”科学的基础上,以科学为天职,并不是那些完全不认同,或者未曾有过托尔斯泰式的质疑的人的事情。韦伯看得很清楚,以科学为天职是超出科学这项志业劳动本身的。以科学为天职并不是首先去关切学者(从事科学劳动的人)对科学的立场,而是去探索这样的“志业”可以给其他人,乃至深深怀疑科学对生活是有价值的人能带来什么。对韦伯来说,并不是“科学家”的特质和“科学”这项职业的义务,而是对科学置身其中的现实的真正理解和承担决定了将科学作为天职的意义。

   演讲的后半段,则是韦伯面对这个困难的问题,以“立”的方式来阐明:今天科学对有着完全不同价值前提乃至并不认为科学是值得知道的事情的人而言,是不是能为他们确立起有价值生活的基点。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科学在韦伯那里之所以被认为能实现这种独特的奠基,源于它彻底的现实性,韦伯将之称为“理智的诚实”(Weber,1992·I/17: 97)。理智诚实的首要之处,就是面对科学与学者在我们生命和时代最重要的问题上提供不了答案这个局限。科学作为志业的贡献,毋宁说是以最大的现实感来面对这个局限。

   理智诚实的对立面,是各种讲坛布道者或伪先知进行的廉价的世界观教育。韦伯要着力打破的是科学可以为人建立价值立场的“假象”。科学作为天职,意味着诚实面对并且承担自己的根本立场,而承担根本立场的本质是彻底的现实感,也就是面对那些让自己“不舒服的”现实,一种在韦伯看来带有深刻伦理力量的美德(Weber,1992·I/17: 98)。而大学要能真正对抗讲坛布道的人和行为,那只是因为他可以进行更为深刻和实在的价值的教育。这种理智的诚实也因此成为韦伯所处的现代大学培育人格的关键目标。

   在和《科学作为天职》同年发表的论文《社会和经济科学中的“价值自由”的含义》(1917,以下简称《“价值自由”》)中,韦伯从价值承担的含义出发来看现时代的大学和大学教育。韦伯在文章的开始就明白地表示,所谓排除价值判断是不可能的(韦伯,2013:482-484;WL:489-491)。对“老科学”下的学者来说,大学作为特定价值的维护并不是问题,在韦伯的眼中,正是这样的学者才恰恰不屑于跟风去做那种表面价值中立的“拟态”(韦伯,2013:482-484、487;WL:495)。这种骨子里面的高贵立场不是体现在拒绝排除价值,而是体现在要求自己“将自己的实践性的评价本身向学生们和他自己绝对地交代清楚”(韦伯,2013:492;WL:498)。这种要求是韦伯认为令学者自重的诫命。

   但韦伯并不相信遵从这样的“诫命”仍然能为现时代的大学教育赢得真正的尊严。一方面,大学事实上不可能实现对所有的价值,甚至是对这个时代公认最重要的价值立场开放(韦伯,2013:489; WL:496)。另一方面,韦伯更深刻的怀疑是:秉持科学的学者和大学,有什么手段去“证明”自己的选择是有价值的。如韦伯所说,法学家不能证明法的存在以及受到法的约束的文化是无条件有价值的,正如同医生并不能证明生命是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值得争取的存在一样(韦伯,2013:489;WL: 496)。这一种怀疑完全延续了《科学作为天职》中的“托尔斯泰的问题”。基于这种怀疑,韦伯清楚地看到,价值自由,因此并不是上文所说的那种骨子里不屑于没有立场的高贵,而是因为明了了价值判断在科学中的意义而得到的自由。这种新的“价值自由”因此就不只是对实践科学的学者才有意义,而是对所有人获得理智清明提供了基本的手段。

对比《科学作为天职》,《价值自由》的文字更为系统地阐释了价值判断对科学和大学教育为什么尤其重要。韦伯言简意赅地指出,对大学使命的判断有两类,一类认为大学今天仍然有塑造全面的人格以及培育整全的文化和伦理感念的使命。而与之相对的判断则是,当专家提供了专家的指导,当理智诚实成为大学唯一致力于培育的美德的时候,大学里面的教育才成就了它的价值。在韦伯看来,有价值的大学教育成立的前提之一是,作为专家的老师能够如专家那样去教育和研究。在这个意义上,以科学为志业首先意味着成为“专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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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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