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卫东:“晚清现代性”的悖论与盲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8 次 更新时间:2018-05-23 00: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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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卫东  

   20世纪90年代末,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①一文在国内现代文学研究界获得很大反响,“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这一具有广告效应的表述,引起国内现代文学研究界的热烈响应。析其获得广泛关注的原因,一者固然是作者具有的海外华人学者的身份和视角,二是“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指向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起点甚至现代文学史的重写。

   从字面意思看,这一表述似乎是想追问“五四”的来源,但真正所欲表达的,是试图打捞被(“五四”)压抑的(晚清)“现代性”。在王德威看来,晚清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良好开端,晚清“现代性”本来比“五四”要丰富得多,“五四”是晚清现代性的“窄化的收煞”,终结了本来发育正常的“现代”。既然晚清比“五四”更“现代”,现代文学的起点势必要向前推,因而激起国内学者对于现代文学史的晚清起点的讨论。这一讨论由将中国现代文学起点前推至晚清开始,进一步落实为将某一部晚清小说视作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②对于王氏“晚清现代性”的论述,国内学界也曾有过质疑的声音,但总体上看呈一边倒的追随局面,甚至出现盲目追捧的现象,显示国内现代文学研究界自身问题意识和学术自觉的欠缺。在这一问题上,我们需要具有学理和深度的对话。

   夏志清、李欧梵与王德威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海外形成了一个自成系统的传承谱系,都试图在大陆正统文学史叙述之外,打捞被压抑的文学存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③本着发现杰作的新批评旨趣,发掘被大陆正统意识形态埋没的中国现代小说及作家;李欧梵继夏志清之后,以其中国现代浪漫派作家、鲁迅及上海都市文化研究,对现代主义潜流进行挖掘;王德威无疑继承了夏志清、李欧梵的研究传统,如“感时忧国”与“现实主义”也是他批评“五四”文学传统时常用的界定。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主要体现在具体文学现象、作家与作品的个案研究,并延伸至当代文学,论述中较多涉及“现代性”一词,见诸标题者就有《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翻译现代性》及近著《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等,其试图打捞的,是所谓“被压抑的现代性”,但“被压抑”的对象,已不是夏志清的普遍人性标准下的“杰作”,也与李欧梵的“现代主义”的“现代性”有别,而是所谓晚清“现代性”。然而,晚清如何“现代”——这一关涉价值判断的核心问题,在论述中并不清晰。如追问下去,可能不是某种价值立场,而是后现代解构策略才是其最终学术动力。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晚清”和“现代性”渐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热点。80年代中期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④溯源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的“现代”,将戊戌维新视为“五四”的前奏,代表着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开始向晚清拓展。90年代中期,随着后现代思潮的涌入,“现代性”取代“现代化”,成为国内人文思想界的关注点,有关“现代性”的景观、内涵、构成、西方话语史、与后现代性的关系、审美现代性、中国现代性问题等等,都为论者所论及。⑤现代性问题,涉及何谓“现代”的追问,启发了现代文学研究界开始反思作为学科题中应有之义的“现代”问题,因而自90年代中期以来,“现代性”开始成为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关键词,举凡作家、作品与诸多文学现象的研究,多与“现代性”一词发生关联,与“现代性”论题相关的现代文学论著,可谓屡见不鲜。⑥

   王德威将“晚清”和“现代性”糅合在一起,是其引起关注的原因所在。在某种程度上,其晚清论述可视为80年代晚清热的延续,但是,“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指向,已与80年代有所不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对“现代”的想象,依然以“五四”启蒙为期待,“被压抑的现代性”之“现代性”,却出于对“五四”启蒙“现代性”的不满。既然要颠覆指向明确的“五四”启蒙现代性,势必要对意欲取而代之的“晚清现代性”有一个新的而且是明晰的界定,但王德威对作为关键词的“现代性”却缺少清晰界定,国内呼应者更是未及追问,都处在对象不明的言说之中。下面就《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以下简称王文)一文,辨析其“现代性”论述中存在的问题,并试图揭示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复杂性。

   任何解构,同时也是在建构。为了顺利导入晚清比“五四”更“现代”的论述,《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一文颇费周折。首先以小说为例,铺陈晚清(自太平天国前后至宣统逊位)小说创作、出版及阅读的变化——此类描述,最早见于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的相关论述,后亦见于国内多种现代文学史——王文的目的,是首先确立晚清的“现代”背景和氛围。但王文对晚清的时间界定,比80年代“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戊戌维新起点要早,因而在逻辑上就避不开“现代性”的界定问题,论者也明白:“这牵涉到我们怎么定义‘现代’中国文学的问题”。⑦

   这一问题看来颇为棘手,王文提前进入自我辩难的状态,不断设置可能遭遇反驳的问难,在闪展腾挪中规避可能的陷阱。行文之周折,可能来自立论的险要:一是以晚清取代五四成为文学“现代”的起点,二是棘手的“现代”界定终究是绕不过去的立足点。然而,当终于抵达对这个举足轻重的“现代”的界定时,王文的处理颇为举重若轻,明确界定的论述,仅见如下:

   “现代”一义,众说纷纭。如果我们追根究底,以现代为一种自觉的求新求变意识,一种贵今博古的创造策略,则晚清小说家的种种试验,已经可以当之。

   让我们再思前述“现代”一词的古典定义:求新求变、打破传承。⑧

   将“现代”界定为“求新求变、打破传承”,并称其为“古典定义”,大概意指17世纪西方思想界在古今之争中的求新意识。但是,作为一个具体界定,这一标准未免过于宽泛和简单,不仅放之四海而皆准,放之古今也皆准,因而,在设置这一标准后,敏感的论者又不得不自我设置两个障碍,通过逐一应对,最后承认:“我们仍需体认清末文人的文学观,已渐脱离前此的中土本位架构。面对外来冲击,是舍是得,均使文学生产进入一国际的(未必平等的)对话的情境。”⑨可见,其“求新求变”是在中、西交汇的语境中来谈的。

   既然必须在中、西交汇语境中谈“求新求变”,那么,“新”与“变”的原因及其方向,就不是一个能够忽视的问题。“求新求变”的表述,已包含主动的意思,在王文的表述中,主动求新表现在晚清小说界改编传统小说的种种努力。但是,这些所谓新变,是传统解体后的“后现代”式的游戏呢?还是“现代性的追求”?从王文的描述看,所谓晚清新变,更多是西来现代体制如现代出版和阅读市场出现后小说市场化与商业意识的兴起,属于文学体制层面的变动,并非主动的现代精神的追求。

   看来,王德威也不想专以体制性层面为文学现代性定位,终于拿出了晚清文学现代性的具体案例:

   准此,我们可以回到五四的前身——晚清,观察中西文学擦撞出的现代火花。晚清小说,类别繁多,但我以为至少有下列四类,最能凸显一代中国文人与未来对话的野心。

   我以晚清小说的四个文类——狭邪、公案侠义、谴责、科幻——来说明彼时文人充沛的创作力,已使他们在西潮涌至之前,大有斩获。而这四个文类其实已预告了20世纪中国“正宗”现代文学的四个方向:对欲望、正义、价值、知识范畴的批判性思考,以及对如何叙述欲望、正义、价值、知识的形式性琢磨。⑩

   四大文类与四大“现代”方向对接,纷纷对号入座,其对于晚清文学“现代性”的言述,在“求新求变”的标准后,移向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意义指向——“欲望”、“正义”、“价值”与“知识”(“真理”)。这似乎成为此后王氏“现代性”立论的基本框架,后来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一书就是以这四类小说与四大方向为论述框架,在近著《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中,明确以这四个指标为“现代性”分析的标准。(11)回到《被压抑的现代性》一文,此处将四类小说与四大方向联结起来,无疑是在前述“新、变”的意义上展开的。

   然而,恰恰四类小说在所列意义指向上,“新变”非其所擅。“情欲”并非晚清狭邪小说的现代新发现,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尤其在明以降小说、传奇中,情与欲一直是题中应有之义,《品花宝鉴》、《花月痕》、《海上花列传》等,正是这一传统的继承;如若着眼于“开拓中国情欲主体想象”,难道其“新意”仅仅在于“假凤虚凰,阴阳交错”、“以赴死之心‘言’情‘说’爱”?情与欲之颠三倒四,自《牡丹亭》以来就是中国艳情叙事之所擅,至于说《海上花列传》“预言上海行将崛起的都会风貌”,似乎又移向了“现代性”的物质性标准。所谓“诗学正义”,在《水浒传》之类小说中从来不缺;将“公案狭义小说”与“法律正义(legal justice)”连接,加上英文,让人联想到现代法律正义,但常识是,晚清侠义公案小说中的“正义”,与现代法律正义究竟不同。将“谴责小说”与所谓“价值”牵连在一起,颇为牵强,哪个讽刺小说不牵涉价值判断?谴责是一回事,谴责所依凭的价值是另一回事,如果紧密结合所欲强调的“新意”,那就要问,“谴责”背后所依凭的价值是什么?是同一层面的泄愤?还是背后有更高、更新的价值立场?说晚清“科幻小说”“对传统或西方构成‘知识’及‘真理’的论述,展开系列对话”,看似不怎么离谱,但有点言重,“知识”与“真理”,本来是在知识论领域展开的,以想象性科幻小说证明确定性“知识”的产生,证明晚清的“现代性”,准此,则这样的“现代性”无处不在。

   可见,王文艰辛的“现代性”描述,一旦落实在事例上,就显得捉襟见肘。对四类小说“现代性”的发掘,不是依凭新发现的材料,而是在已有的评价上原地翻案,点石成金。但仅凭对四类小说的翻案,就推出举足轻重的最后结论:

   即使前文对晚清小说四个文类,仅作点到为止的回顾,我们应已了解那不只是一个“过渡”到现代的时期,而是一个被压抑了的现代时期。五四其实是晚清以来对中国现代性追求的收煞——极匆促而窄化的收煞,而非开端。没有晚清,何来五四?(12)

   王文终于宣告:“五四”不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开端,而是“窄化”的结束;晚清本来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良好开端。这一结论,不仅是解构性的,而且具有颠覆性与爆破性,显示了文学史“重写”的强烈指向,遂在热衷于思潮性追逐的国内现代文学研究界不胫而走,风行海内。

   虽然结论振聋发聩,但由于作为理论杠杆的“现代性”描述与界定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而矛盾所在多是。国内已有学者敏锐剔出其行文中自相矛盾之处,(13)但对其不易发现的深层裂痕,尚未有人揭示,故在兹列举一二:

   (一)“现代性”的本土指向,与“现代性”的西方指向纠缠混杂。

   王文潜藏一个“现代性”的本土指向:反对“以西学是尚的现代观念”,责怪“五四以来的作者”“挟洋自重”,说“被压抑的现代性”代表“一个文学传统内生生不息的创造力”,强调“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的“与众不同之处”,揶揄人们“总陷在‘迟来的现代性’的陷阱中”,在文后的注释中,终于明确表达了立场:“Paul Cohen的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保尔·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引者注)强调中国现代化的因由须自中国的传统内找寻,而西方的冲击仅为因素之一。此说近于我的论点,但未强调‘现代性’本身的多元可能。”(14)

另一方面,言述中又难免透露“现代性”的西方标准:“求新求变、打破传承”这一“古典定义”就来自波德莱尔以来西方对“现代性”特征的基本界定;强调不能以西方现代标准为尚,却说:“假若我们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了解,仅止于迟到的、西方的翻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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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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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学批评》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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