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小荣:来自上面的革命——改革是如何葬送苏维埃政权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55 次 更新时间:2018-05-16 01:1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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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小荣  

  

   摘   要:政治体制改革直接关系到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存续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制度坚持。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改革失败的最大教训就出在政治体制问题上。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旗号下,戈尔巴乔夫积极推进以苏联共产党让权放权弃权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力图在法制国家框架下通过政治多元化和多党竞争的方式,恢复和重建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和苏维埃政权的政治民主性。但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结果表明:苏维埃政权的稳固首先并且决定性地取决于苏联共产党。当戈尔巴乔夫决定拆除苏联共产党这个苏维埃政权的政治核心部件时,他却没有找到一个能够与之匹配的“民主代替品”,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苏联分崩离析、苏共土崩瓦解。这一过程可以称之为“来自上面的革命”。

   关 键 词:苏联共产党 政治体制 改革

   作    者:薛小荣,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戈尔巴乔夫改革。(上海:200433)

   基金来源: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9批面上资助一等资助项目:“党权、军权与政权: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共、苏军与改革”(2016M590304)。

  

  

  

   政治体制改革历来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核心组成部分,它直接关系到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存续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制度坚持。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改革失败的最大教训就出在政治体制问题上。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旗号下,戈尔巴乔夫积极推进以苏联共产党让权放权弃权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力图在法制国家框架下通过政治多元化和多党竞争的方式,恢复和重建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和苏维埃政权的政治民主性。“如果想简要地说明政治改革的意思,它是怎样构思的,又是怎样实施的,可以说,就是把权力从独家操纵的共产党手中交到按宪法本应属于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的苏维埃手里。”[①]戈尔巴乔夫将这一过程称之为“来自上面的革命”[②]。但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结果表明:苏维埃政权的稳固首先并且决定性地取决于苏联共产党。当戈尔巴乔夫决定拆除苏联共产党这一苏维埃政权的政治核心部件时,他却没有找到一个能够与之匹配的“民主代替品”,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苏联分崩离析、苏共土崩瓦解。就像斯大林所说的那样:“只要把党动摇一下,把党削弱一下,无产阶级专政马上就会动摇和削弱。”[③]

  

   一、为什么要改革?——苏维埃政权的制度惰性与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抱负

  

   作为一种物质形态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由于走的是一条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同的特殊道路,即革命和建设发生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前提,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与长期性。从整个社会主义改革历程来看,列宁最早提出改革,但真正揭开政治体制改革帷幕的却是在他身后近30年的赫鲁晓夫。尽管赫鲁晓夫改革本身存在很多失误和问题且因其1964年的下台而戛然而止,但却在包括苏联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种下了改革的“种子”以待合适的环境破土而出。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适宜改革的苏联社会政治环境日渐成熟,但成熟的标志却是国家政治生活中高层领导人的老化去世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心理上的强烈耻辱感。从1980年开始,苏共中央高层主要领导人的相继去世表明:“体制本身也濒临死亡,它那凝滞的老人血液已经不再具有生命活力”[④]。苏维埃政权的衰退对党和社会发出警告:不能这样下去了!1985年3月11日,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改革的“种子”由于新鲜空气的注入而开始萌动发芽。“实际上,正是为了改革才选上他的。当我国仿佛在敬老院里度过了数十年之后,一个年轻、有教养、‘活泼好动的领导人’在苏联舞台和电视屏幕上的出现,便在仿佛对一切都已失去信心的社会中引起了新的希望的真正爆发。……几乎所有的人都希望摆脱那种因最高领导人的外貌和水平而蒙羞受辱的感觉,都期待着命运改变。他们对戈尔巴乔夫要求是:将这些向他发出的不清晰的、却很执着的全国信号译成政治决定和政治行为的语言。”[⑤]

  

   苏联社会发展的现实表明,改革已经成为苏联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的苏共中央紧急全会上,“会场气氛中没有丝毫的伤心和悲痛:人们想的是,这是一个偶然处于不应有地位的、摆脱了磨难的……使安德罗波夫赋予国家的那种飞速发展停歇下来的可怜的人。在场的人眼中有一种如果不是明显的,那就是深藏在心里的‘喜悦’:俄罗斯摇摆不定的时代结束了,俄罗斯该有真正的领导人了。”[⑥]可以说,戈尔巴乔夫的当选其实是对苏维埃政权制度惰性的批判与否定。

  

   首先,就体制威信来说,再选一个像契尔年科一样高龄多病的领导人出来已经行不通了。“契尔年科的统治也变成了笑料,变成了对勃列日涅夫的丑化,也变成了对安德罗波夫的丑化。”[⑦]因此,选择强而有力的领导人,不仅是政治权力斗争的结果,也是苏联体制外在形象的具体表征。一个强壮精明的领导人,往往代表着体制的活力和威信;一个衰弱多病的领导人,往往预示着体制的虚弱与无能。“已成电视系列片[⑧](如果将我国当时所经历的国葬叠加在一起的话)的党的领导人的亡故已经像是体制的濒死状态。几个苏联官僚‘家族’担心新的权力交接会变成政治纷争,那不仅会有损纷争参加者的声誉,而且会有损体制本身的声誉,他们立即开始竭力推荐他们认为最有前途、可给老化的机体血管注入新鲜血液的王位继承人。他们选中的人是戈尔巴乔夫,这完全顺理成章。”[⑨]作为中央政治局的老人们,必须考虑到勃列日涅夫之后连续发生的党的总书记的短暂政治生命带来的社会情绪的强烈不满,虽然这并不是决定性因素,但在关键时候往往会起着意想不到的作用。在“上层”那里会有而且确实有不满戈尔巴乔夫当选的人,但是没有人具备戈尔巴乔夫那样的条件:担任党的最高领导成员的时间较长,1983-1984年期间在两三个地方做党的领导工作,因而有影响干部配置的实际可能性。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到他的年龄,对于苏联领导人来说,54岁简直是青少年!对于那些曾经因国家领导人年迈而感到惭愧的人来说,对于那些因论资排辈移交国家权力而痛心的公民来说,“这一情况有巨大的政治意义。党机关不能不考虑这种情绪”[⑩]。人们再也不想看到苏联掌握在一个衰弱无能领导人的手里。所以,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一事确实得到人们的赞成。“人们一致赞成年轻领袖上台,因为这打破了长期以来由年迈的老人担任这一职务的传统。”[11]

  

   其次,就党内情绪来说,对现行体制以及苏联社会实际状况的真实了解,让党内许多干部产生了不能再这样下去的想法。必须改变现状的情绪在苏联庞大的官僚体制机器中开始蔓延并不断滋生着成长的土壤。苏共二十大使苏联体制经受过一次重大的变革,但并未完成;随后又着手对体制作过一些革新的尝试,包括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开始阶段。但有一件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一批潜在的革新者正在党内不断成长起来,这个阶层一次比一次行动更加大胆,而且能得到苏共党内更加广泛的支持。担任戈尔巴乔夫政治秘书的博尔金就认为:“在党内,在人民中间,相信新领导精明能干、思想解放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期待着经济、外交、社会民主化方面发生重大变化,他们希望有新的刺激办法,希望解除对各级党委和党组织的活动的束缚。”[12]因此,契尔年科的去世以及戈尔巴乔夫竞争总书记的优势,让人们看到了这种希望,并为此而愿意为之付出努力。政治局的“老人们”懂得:“如果非要从年迈的领袖中推举出一个人来,他们也得不到中央委员和人民的支持。舆论当时也倾向于较年轻、较有朝气的总书记,于是不能不考虑这个因素。”[13]戈尔巴乔夫自己也认为:“我们当时安葬了一个又一个,接连三个。社会上人心惶惶。地方党委书记的情绪也倾向于选一个更年轻的人。”[14]况且,作为在中央高层任职多年的戈尔巴乔夫,对于党和国家的许多高级领导人来说并不陌生,就像葛罗米柯在推荐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时所说的,他是一个注意人际关系的人。所以,“党和国家精英的各个家族(从州委书记、各部部长和高级将领到科学院圈子的自由主义者)把他们那不仅相去甚远,而且往往相互抵触的希望同可能的新领导人联系到一起。不过,因对自己未来命运担心而联合起来的他们,准备齐心协力地支持一个人,此人与其说是以外表和年龄,倒不如是以行动纲领令人产生了走出困境的希望。”[15]

  

   再次,就权力流动来说,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经历极大地刺激了党内高级干部的权力欲望和政治野心,“老人政治”再也维持不下去了。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政治惰性在党的机关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向上的“政治电梯”几乎陷于停顿,干部的上下流动大大减缓。由于实际上的党的寡头的王朝式统治,干部流动系统受到严重破坏。苏维埃政治已经到了这种地步:“那些几乎相信自己长生不老的党内高层,迫于子孙的压力,悄悄地开始将国家别墅,甚至位高权重的职务即权力本身也遗留给后代。如果说在斯大林时代,体制所培养的最有活力、最骄矜的人的提升,是通过定期进行的、可以创造新的空缺的‘清洗’和迫害来实现的话,那么到了停滞时期,职务升迁的机会就得等上几十年。”[16]因此,当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的消息传来时,不仅勃列日涅夫衰败时期思念年轻“铁腕人物”的党的机关工作人员,而且苏联社会其它各阶层的人都深表赞许。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秘书格拉乔夫析了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的这种政治心理:“他是属于他们那个圈子的人,曾几何时,他也在处理应对他们所面临的那些问题,他眼下尚未变成可望而不可即的莫斯科天人。此外,陷于停滞的克里姆林宫精英尽管很不情愿,却不得不让这位来自‘旁门外道’、来自外省的人进入自己的圈子,这个事实本身就让许多人感到有了希望:患硬化症的党的系统中即将恢复干部流动,新的任命也不会带有王位继承的性质,也就是说那些在党的田野上‘耕耘’的人有了晋升的机会。况且大多数书记认为,若是出现另外一种‘牌局’,那么他们每个人都可能登上他的地位。”[17]

  

最后,就社会心理来说,渴望领导人年轻富有活力的心理是很强烈的,生活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早在契尔年科去世前,人们在地铁里、在电车上、在饭厅里不顾“人还活着”,大声议论着支持戈尔巴乔夫。人民对天灾人祸和官方的无能已感到疲惫不堪。可是他们对戈尔巴乔夫却寄予很多希望,就像当初期待安德罗波夫一样。“人们在电视屏幕上看了20年七八十岁的老人之后,他看上去相对年轻,代表了占全国人口大部分的另一代人。这是个不用讲稿讲话的人,这简直是个奇迹,因为像他这样级别的党魁,似乎完全丧失了不看讲稿‘当众’讲几句话的能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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