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二十一世纪是否是一个没有理想的世纪？
如果您曾博览群书，学习了各种理论与学说，以期对人类历史与现状有所认识和研究，得到的却是一个杂乱无章的世界。失望之余，不自觉地您已转入了花花绿绿的现实功利世界。当您发现自己已“知难而退”，并暗自谴责自己不索进取，甚至于自甘堕落……那么，现在可以只用抽出一天时间读﹕
名可名，非常名 道可道，非常道
自白
一个生活在古典意境的具有发散思维倾向的十七八岁的青年，对人生与社会、文化与历史充满了好奇和困惑，然而在他身边没有学者大师或他们的著作，他只能向社会现实和历史史实索取，从此开始了思索文化与历史的历程。而此刻，他所属的民族正处于巨大变革的前奏，日夜冥思，用心感悟社会与历史的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隐隐听到了一个伟大民族的脚步声……
不觉十年过去，一切成为昨天。完成学业踏上社会以后，他开始体会到知音难觅和生活艰辛。在他对十年来的孜孜以求产生怀疑，准备一笑了之的时候，他听说了一些关于因特网的事情，将要干枯的心又燃起了希望。
这是一篇两万多字的对东西方文化思索的文章。它绝不东拼西凑而成的以求晋升和稿费的学究式论文——因为在它的基本理论定型之前，它的作者还不曾知道哲学是什么概念。
取名《社会相对论》是有感于人类从牛顿力学到量子力学的认识过程之曲折不易。当人们看到它时，很自然会想到科学巨子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因而比较愿意在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和研究了某个社会历史现象之后，再从人文和文化的视觉望一望。
这篇文章不是由大量的哲学论着为基础推出来的，因而不是玄之又玄的逻辑荟萃；也不是从广博的史料记述中整理出来的，所以不是知识的垒积。这是在“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那么长”和“资本主义为什么在欧洲诞生”的驱使下，作者十年来惶惶不可终日的结果。因此作者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思想者矣。
基本思路：民族文化可以影响世界历史的进程。
基本内容：中国文化是有根有色的文化，古埃及，西亚和印度等为有根无色文化，古希腊文化以及后来的欧洲文化是在有根文化基础上产生的有色无根文化。有色无根文化的多元性，可塑性和流动性强的特性。及良好的外部文化环境促成了资本主义。而增辉煌几千年的中国由于其有根文化的副作用——文化惰性和封闭的文化环境导致其近代落伍，但有根有色文化的优越性决定了中国在未来世界的特殊地位。
本文共分九个部分，第一部分认为文化是有层次的结构，它从里向外分为质文化，基文化和末文化三层。第二部分根据前一部分的思路把文化分为白文化和灰文化，有根有色文化和有色无根文化等，并试图描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三部分及形象的说法介绍了各种文化同力及其它性质。第四部分介绍本文所持的文化观。第五部分就人类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宗教谈了本文的看法，第六部分和第七部分，用史实分析析了欧洲和日本两种有色无根文化的产生过程和异同。第八部分通过对中国有没有唯心主义论题分析引出一种全新的历史视角。最后一部分把社会相对论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构比校，并简述了本文对未来大同社会的一些观点。
一 文化的层次
所谓的文化是一个有层次的结构，从里向外可分为“质文化”、“基文化”和“末文化”三层。“质文化”指的是文化结构及其性质和发展倾向，如欧洲文化是原始部族在其它文化源的先进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和自然知识等的影响下，社会经济跳跃发展，文化在短时间内迅速成长，人生观和世界观必须从社会知识和经验中逻辑、推理出来，那么机械性和知识理论性成为这种文化的最根本的特性，引入和应用外来的知识、技术和物品成为沉淀在他们文化深处的近乎本能的倾向和美好体验。质文化是不同民族认识事物、做出判断的差异性的根源和表现，是对文化进行分类的最科学也是最恰当的标准。
“基文化”是质文化的外化，抽象的质文化一旦接触到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必然形成某种基文化〔这倒不是说质文化先于基文化产生，严格上说它们是同时产生的〕。就像把一定的形状的木块放入油漆中，然后拿出凉干，方形的将倾向于方形的，圆形的仍倾向于圆形的。它具体包括一个民族的人生观、世界观、伦理和艺术等领域内是可以穿越不同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群落的那一部分，是一个民族存在的人文基础和基本形式。
“末文化”是一个民族创造的具体文明成果，包括语言文字、社会制度、道德规范、科学理论技术、哲学文学艺术作品，生产组织方式，工具设备和产品等。它是以生产、生产关系为标准可分为原始社会群落类型、奴隶社会群落类型、封建社会群落类型、资本主义社会群落类型和大同社会社会群落类型五大社会群落类型。也可以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分为非工业化类型〔兽猎业、游牧业和农业等〕和工业化类型等。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化，进而社会形态的变更可以引起末文化不断向理性化和现代化演化，变得和先前完全不同，并且这种变化可以在仅仅一百年甚至几十年内完成，这在近现代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不同类型的文化〔以“质文化”为标准划分〕受各种自然和社会、人为和随击因素的影响，其演进与发展之路途也就变量丛生，各不相同，但文化内部性质对文化发展的方向、程度和各个阶段的进度也是具有相当的决定性，还是可以从人类各民族的历史与现状中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对其来走向与前途作一点展望。我们不能让一时的末文化之繁盛与低落左右了思想，应明判各种文化的结构，透过繁杂多变的现象把握历史发展的潜流。
二、文化的历程
目前史学界、哲学界所关心的人类史是奴隶社会以后的事。主要是因为 这一时期有了文字、政治术和一些文化实物，并以之作为 讨论文明先后的依据。然而这一时期也是文化已定型、定性的时期，仅如此往往是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因而要讨论文化等方面的问题，就得把视野向前提几十万、几百万年以便抓住实质性的东西。
人是自然界进化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也是自然界进化的结果。环境本身关系到人类大脑思维能力的发展，这是一个不否认，但在讨论文化与民族问题时常常被忽视的==这是符合唯物主义的。环境对于人类的智力结构和心态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进而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质量和方向。
恶劣的环境开拓了――实际上是逼出了人的创造性，人类为 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在选择的过程中，人类的智力和心态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知道四大文明古国和美洲玛雅文化等都是分布在北纬30°附近，而其它地方几乎没有产生什么 象样的文化。这只能说明那里的自然条件适合于或者说是有利于古猿向人进化。攀援的古猿为什么 会成群的从树上转移到地面直立行走？那完全是由于大片的森林退化迫使它们到地上艰难谋生，从而开始了人类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而古猿进化形成的原始人是否是自由的，相当独立的向前迈进？绝对不是。我们可以假想一个风调雨顺，原始农业可以轻易获得相当收成，那么 这里的原始人就失去了向自然探索和进军的条件与动力。这仅仅是一个非常机械的说明，以致可能使人们忽视或误解了本文想要描述的人类早期文发展的真实境况与画面。总之，劳动使古猿变成了人，人脑和语言文字是人类几十万、乃至几百万年持续不断劳动和与自然界、人类社会互动的产物。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人脑的外化，它的核心与本质只能存在于人脑之中，因此，由自然界环境所决定的古猿人的活动的结构、就是人类文化的性质的最终根源和决定者。
从猿人用第一把“石刀”割开兽皮开始,人类就出现了，文化也同时产生了。但这时的文化只是远古人们生存本能的发衍，可以直接叫生存术〔摩尔根和马克思把制陶术、建筑术、弓箭使用等称之为人类的生存技术〕，这时人类的技术直接就是生存能力，在这里人类生产实践中的制造工具及联合能力都是发自于生存本能直接的自然选择而不含有任何感情和艺术的东西。在本能的驱使下，人们以某种生存形式在地球上衍续着自身。如马克思所说，从血缘家庭开始，人类有了有组织的社会形式。从实质上讲人类的社会组织只是人类生存本能驱使下产生的生存形式。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而结合起来的无意识的组织系统，它作为人类存在的条件，直接为人类服务，并于人类统一于一体。在这里社会不可能有什么 神密性和自律性可言，它是人自身总体性的一面。人类不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总是为自身生存和幸福创造种种有利因素，而社会组织及人类的社会性行为就是人类自身本能的延续，社会所有的矛盾和功能都源于人类自身。社会组织和社会行为的发生最初都不具有自觉文化因素，而是自然选择或者说是人类本能动作的结果。
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几百万年的时期的这种朴素平白的文化，我们称之为“白文化”。白文化时期原始人的大脑不断进化，其内部结构和容量都发生了变化，人脑形成了。这时的人类已具有逻辑能力和语言能力乃至各种高级思维能力，可以理解任何有理论和关系。处于白文化阶段的各人类种群在文化上没有什么 差异性，就像刚学会说话的儿童〔１～２岁〕性格上少有区别，也谈不上人生观和世界观定形一样。人类已拥有认识、思考和改造大自然的一切先天能力，剩下的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内心冲动，进而产生自豪感，这才是文化的核心部分。也就说逻辑和思维能力只是为人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可能，从严格意义上说的狭义文化，不应包括这种“自然而然”的“只要是人谁都会”的“本能因素”在里面==不管它是在什么 力量的驱使下形成的。狭义的文化具体表现应该是社会中最具有代表性也是最先进的一部分人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社会大部分人对自己的行动进行决择时所表现出的具有趋向性的潜意识――“人为”是文化的本质，但它不是某个人的性情喜好，文化是针对民族和社会的而不是对于个人的，它是一个民族、种族、族群的性情喜好，它也受环境因素的决定和制约。
随着后来人类的文明的增长，人类的生产力才从自身中游离出来化为一种多层构的外在于人的文化系统。在人类历史发展中，人类的本能和能力可以发生置换。某种能力在文明历程中长期发生作用，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超出一般的能力和习惯层次，就会深入到人类的内在底蕴之中，积淀成为一种本能性的东西。现代人的本能系统中就具有天赋性的和积淀性的之分。从人类诞生之时，人类就一直处于“天择”和“人择”的交织混溶之中。所谓“天择”就是人类本能驱使下的为适应自身和环境而进行的无意识的选择行为；所谓“人择”就是人类的意识功能在实践选择上的运用，具体到现实生活中便形成的文化因素。随着人类的发进化，文化因素在历史中愈发占据主导地位，而本能因素则构成历史发展的潜在能量。显然，人类把某种本能的需求以理性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正是文化的功能。另外，在人类的财产关系取代血缘意识和人类宗教心态的变化等方面，都可以反映出原始本能的退却和人类文化的升腾。
总之，从人脑形成到母系氏族时代的白文化时期，文化缺乏神密感。原始人群在自然因素的推动下继续向前发展，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和阶级社会，随着人类文明的积累，人脑对外界含有本质性的认识加强了。杂乱无章的文化转而形成了具有一定有序结构，这种结构性的文化具有区别其它文化的风格与神密意境。这个过程称之文化定型。如果你按时间顺序去分析古埃及金字塔内部壁雕、绘画和其它艺术品，你会清楚的看到朴素平白的文化艺术是怎样一步步向洋溢文化气息文化艺术过渡。当你依照历史顺序走过敦煌壁画，你也会得到同样的历史感受。文化定型在人类文化史上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因?文化一旦定型，我们就要看到一个新的民族的出现，一个新的民族文化灵魂萌醒了。这个人类群体从此就有了超越自然条件而独立发展的可能性。
在人类历史上，各民族的表现是千差万别的。有的民族很早就进入奴隶社会，但长期徘徊不前，直到被其它部族或自然环境所消灭，如古埃及、西亚和南亚等地的文化。而有的现代民族的祖先在原始人群，游牧氏族阶段停住了脚步或精确的说是放慢了进度，如欧洲的日耳曼、斯拉夫和非洲的黑族。而有的民族可以从父系氏族社会，经历短暂的奴隶社会迅速进入封建社会，即使在原始社会也能?生大量的发明创造，表现出惊人的发展能力。中国的汉族就这样的民族。为什么 中国会在公元前５世纪以前以占地球人口很小的比例〔从汉代到清初中国的人口长期在１０００～３０００万之间徘徊，在这以前更少，直到清朝中后期才逐渐突破性１亿，而古罗马帝国的人口就超过了１亿〕产生这一时期５０％以上的科技成果？为什么 华夏民族可以不断融合其它民族而形成今天世界上最古老庞大的民族==汉族，而埃及等其它古老文化创造者却夭折于幼年？这些难道没有文化的内部性质这个内因在起作用吗？
不同的民族的文化对事物的认识角度是不同的。当代新儒家梁漱溟说过，欧洲是向前的，印度是向后的，而中国是瞻前顾后而向中的。从某种意义上是说这方面的道理。只要你有一定的世界人文知识，你可以毫不费力的发现，有的民族在现代人看来好象“天生的愚昧”。随便举一个例子：印度教的信徒一杀生，不食鸡蛋，不用牛力，甚至对农业害虫也慈悲为善，仅祈祷神灵保佑；猴子、牡牛等动物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有的民族却什么 宗教都不信，而伦理纲常不乱，神情盎然，这样的民族怕只有汉族了。
我们可以根据一种文化对事物认识的逼真度，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水平，功利思想的多少，人本思想成熟情况，迷信程度和历史表现等标准把各民族的文化分?两类：“灰文化”和“有色文化”。有色文化对事物认识的逼真度高，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水平高，功利思想多，人本思想显著，迷信程度低，这样的民族在地球上只有中国、欧洲和日本民族。但中国与后两者又不同。我们也可以根据某种文化是自发定型或是受其它文化影响而定型，将文化分为自我定型和被动定型两种类型文化。前者又称有根文化，有根文化，包括灰文化和有根有色文化两种；后者包括有色无根文化。
为了使您对中国文化列入有色文化的信心再加强一些，本文再作些论述。著名的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技史》序言中提出了以下的疑问：“中国的科学为什么 会长期大致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的或中古型的理论？如果事情确是这样，那么 中国人又怎么 能够在许多重要方面有一些科技发明，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３世纪到１３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在理论和几何学方法体系方面所存在的弱点，又为什么 并没有妨碍各种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涌现？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１５世纪又是什么 因素，使得科学在中国早期社会中比在希腊或欧洲中古社会中更容易得到应用？最后，为什么 中国在科学理论方面比较落后，却能产生出有机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虽然在不同的学派那里有不同形式的解释，但它和现代科学经过机械唯物论统治三个世纪之后被迫采纳的自然观非常相似。”
所有这疑问都说明了中国与众不同的创造力，成熟的世界观。马克思在对中国做了一番研究之后，也不得不惊叹这个民族在遥远的古代就有如此神通==无耐奈称之为“早熟的儿童”了事。
关于中国的科学技术为什么 会长期大致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和中古型的理论？我们可以理解，中国尚处于“第一文化觉醒期”即人们已有自我意识、人本思想和伦理观念等――但封闭的小农社会时期肯定不是科技繁荣的季节。
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局限于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等人文的狭隘范围内，自然知识不被列入学校课程，自然知识和生产技术被认为是次要的，被视为雕虫小技不登大雅之堂。中国封建帝王主要关心的是与中央集权“大一统”有关的人文、天文、历法和水利等，把这些都纳入政治统治规道，谋求社会的稳定。许多有学问的人，只是在仕途失意才转向科学。如宋代的大科学家沈括，在跟王安石变法失败后的五八岁那年才到镇江东部梦溪园隐居，著书立说，写出３０卷的《梦溪笔谈》。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盐铁、矿山和外贸等大都官办，主持这些部门的官史只是完成政治任务和税收指针，而不去发展科技，当然中国的中世纪式的政策和条件跟西方相比还是不错的。
那么 ，为什么 欧洲科学技术的理论方面会比较发达？这需要从另一方面回答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欧洲文化是从第二文化觉醒期起步的。第二文化觉醒期，即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在某种社会历史条件下对物质利益，自由平等狂热追求，从而使社会文化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时资本主义时代已不远了。
古希腊文化是欧洲文化的渊源，而古希腊文化是在欧洲近旁的古埃及、西亚、印度等这些自我定型的，我们称之为“有根文化”的文明成果的催化下一步形成的。可以推知希腊人处在原始状态，其文化还没有定型，而有根文化的产品，如生产工具和一些生产技术，文字和自然知识等不断汹涌而来，迅速提高了他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使其失去自我定型的机会。这就像一个小孩子，我们只教会他语言，然后对他进行封闭的纯知识教育，等到二十几岁，再把他送入社会。我想这样的人一定表现为行为机械，思想多元，没有任何传统观念，有时还相当危险，让他搞科研，他定能提出各种各样的假说；在生活中他对什么 都新奇，从而推理出许许多多的哲学（尽管其中的许多可能很荒谬，但不乏真理）＝＝这难道不是一个“欧洲人”吗？古希腊人正是如此，他们必须靠具体的伦理思想，政治思想，科学成果和逻辑推理迅速构建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这就给了他们思索的天地与动机――只有在有病人的地方才可能产生医生――希腊人是那个时代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我们把希腊这样的文化叫“无根文化，”而这种文化是具体物质文化成果的?儿，也必然是有色文化。
有色无根的欧洲文化具有可塑性强、流动性高、发展性和多元化突出的特性，这就决定它可以充分利用其它民族的文化成果不断在科学、政治等方面突破，然而它确实是处在一个非常有利的多文化源的环境中，那么 资本主义率先从欧洲突破是天经地义的事。而中国是有根有色的文化，其内在稳定性的副产品钝化性和惰性决定了其发展的缓慢，再加上几乎封闭的地理环境和其它不利因素，导致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
再回到那个实验人上来，那个青年在良好的条件下迅速成长为科学家。但我们可以十分微妙的预感到这个人是很难有伟大的创造动机，也就不可能登上科技之顶峰。另一方面这个青年在生活中没有信仰，没有追求，没有伦理观念，他的生活肯定混乱不堪，如果有宗教的话，那?他无疑是最好的发展对象。这就是欧洲历史上，为什么 哥白尼提出了地动说就可以引发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文化运动，为什么 达尔文的进化论就可以把欧洲搞得天翻地覆，为什么 一个人创造了“上帝死了”的假说就可以成为一个显赫的哲学家？这也是为什么 高度发达的科学知识不能帮助西欧、北美人从宗教的手掌中逃脱＝＝宗教是他们的手杖。这些东西导致其在一定水平上，内耗严重，发展缓慢，动荡不前。
有色有根文化对事物的独特认识能力使其具有巨大的科技潜力，它的内部稳定性保证其能以集体的力量改造世界，改造自身。因而我们说这种文化是高级的、稳健的。中国没有率先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但中国在巨大历史包袱下也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中国文化的高级性决定了中华民族的特殊使命。历史进入２１世纪，古老的中国以巨人的魄力走上了现代化之路。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它代表着历史的方向。我们可以断言今后５０一１００年中国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霸主，科技的伟人。中国人的智能一旦崩发，世界就要发生质变＝＝大同社会首先从中国诞生这是不言而喻的。
历史就是这样，它要在曲折中前进，东方－西方－东方是人类历史的辩证法。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没考虑到民族文化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只分析了生?力对历史的决定作用。这种抽象的理论在解释人类历史时往往力不从心。纵然我们可以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制度死亡说成是新事物前进道路上的曲折性表现，把１８７０年以后资本主义大发展说成旧事物的回光返照，这在“哲学”上好象讲得通。但机械之嫌昭然，这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反感。在此提出“社会相对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补充。
后记：本文认为各民族在权利和人格尊严上是平等的，并反对民族歧视、民族绝灭的观点。但任何事物都是不断发展的事物，事物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内部层构＝＝文化亦然。既然是研究文化，当然就必须对文化进行分类和阶段划分。
三 透镜文化说
文化是人的文化，人是文化的人。没有人就不可能有文化，没有文化也不会有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就是影幕或萤光屏，那种无形的影像只有投放在它上面才有了实实在在的图像。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视角，就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问题方式；有的文化形象逼真富有神密色彩和内含，善于抓住事物的本持，如中国文化；有的文化馨人心肺，虚幻奇异，往往有醍醐灌顶之妙，如印度文化；有的文化直觉明了，推理逻辑性强，自在客观，曲折而勇往直前，如欧洲文化。因而在某本种意义上文化又是透镜，我们不妨模拟推理，以帮助理解复杂奥妙的文化现象。
第一种文化可称为“凸透镜文化”，它的有机形式是显微镜，望远镜。它可以对事物进行直切实在的分析和把握，其视野遐迩自如，适用性强，独立发展的能力和创造力相当突出。比如：中国在两千多年前就形成了与现代唯物观十分相似的世界观，虽然这种世界观没有能用现代这样的科学术语表达出来，但它确实存在于中华文化的内部，只要你去分析中国的历史人物的性格即得。这种世界观是在科技文化成果稀少的远古形成，且比现代形式的唯物观有机得多。再如在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的漫长年代，中国文化在文化第一觉醒期［自我意识形成，社会关系以“人――人”为主］这个以人伦为重的时期，轻而易举的创造了占那个时期世界一半以上的科技成果，而且始终在一半以上。这些雄辩的说明了凸透镜文化的威力。
第二种文化可谓“凹透镜文化”，其有机形式是“魔镜”与哈哈镜。它的视觉独特奇幻，其哲学深度，艺术价值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如1000年前，印度人就提出大地是绕自己的轴绕转的圆球并指出地球靠引力悬于空中。这个事实足叫你佩服印度人的思想能力。再看佛教文化的精深博大，我想你是不会反对我的观点的。这种文化所不足的是观察事物不真切，缺乏功利思想，一心来世，忽视现世，这对历史发展来说是十分不利的，荒诞离奇甚至愚昧不堪的事层出不穷，总之，其迷信程度同样令人惊呀。
第三种文化可以称为“平透镜文化”，其有机形式是潜水镜和防风玻璃。戴上此，可以了解事物的原貌，但直观而死板、机械而不深入，可以西方艺术为例进行说明，西方的艺术以形似为主，而中国的艺术则以神似为最高境界，处于神形之间；西方１７、１８世纪以前的园林以几何图形为主体，对山水以改造为多，中国的园林从古就以几何规则为大忌，因山水之势循画龙点睛之妙。结果西方艺术一见中国艺术就熔化了。１７、１８世纪的“中国风”确实使欧洲人增长了不少的人情味，少了些古板和机械。西方文化可以不见其它文化源的文化成果的人文和象征意义，只求其实利，因而早早就坐上了第二文化觉醒期的列车，来到了工业社会的理性和功利的、丰富多彩的世界。
我国著名的印度文化学者季羡林先生认为，有史以来地球上总共形成了四个独立的文化体系：一、中国文化，二、印度文化，三、古埃及巴比伦以及伊朗阿拉伯的闪族文化，四、古希腊罗马以至近现代欧美的西方文化。并且它们可划分为两类，一类简明，一类深邃；前者的艺术风格明快、线条清晰，包括中国文化、闪族文化和西方文化，后者的艺术“繁复、线条迷乱”，包括印度文化。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皆属于有色文化，其思维潜意识很容易把握事物本身，因而艺术风格简明；印度文化为灰式文化的典范，其认识事物的方式和角度不同于有色文化，因而艺术风格在某些方面表现为深邃和难以意会；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许多方面处于有色文化和灰式文化之间，所以其艺术也具有简明的特色。可见季先生对世界文化的观察是深刻而恰当的。
西方文化是文化成果特别是科学技术和哲学理论的结晶，是以功利主义和现代化为核心的，也就是说这种文化是每种文化发展到第二文化觉醒期［民主自由平等意识形成，社会关系以“人——物”为主导的社会阶段］的必然产物。因而我们可以说这种文化不具有同化性，它对其他文化的影响是推动其在唯物史观上的前进和物质生活的丰富。这可以透镜原理分析，把平透镜置于凸透镜或凹透镜组中是不会引起成像系统的结构性的变化，成像类型没有变化，它的加入只会使整个系统更稳定、精致和适用范围广泛。
这种平透镜文化的最大特性是文明性和现代性而不是同化其它文化的能力。它的文化产品和文化形式在某个时期可能是领先的，但它的同化力是极弱的。当今的情况正是如此：西方文化铺天盖地风靡全球，所到之处整个社会的面貌为之改观，于是有不少人的提出西方文化要同化全球所有其它文化。以上透镜原理告诉我们这只是表面现象，举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日本全面吸收了西方文化，且成为可于西方列强相比肩的发达工业强国，但日本还是日本其文化性质仍是东方的。在这个国度人们的所做所用甚至所思都是来自于一个在历史上和他们从不相干的地方，他们的社会政治制度、经济生产形式、科学文化知识和绝大多数的物品和设备工具甚至家庭的结构都是直接从西方搬来或在其影响下形成的，然这并不能防碍他们以和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思维结构去认识事；而他们的文化价值和文化认同更是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而沉淀于社会和人内心深处的传统习惯也还是要存在下去的。我们可以毫不费力的发现，在这场展惊心动魄的东西方历史的汇合交溶过程中，日本完成了从农业社会阶段向工业社会阶段的转变，这是引进和推广科学技术、发展教育、解放思想和政治民主的过程，不是被西方同化的过程。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也说明了这一点。
可以对其他文化进行质的调整的文化是凸透镜文化和凹透镜文化。将它们置于透镜组中，将引起呈像系统结构的变化。凸透镜文化的以其有色文化的优势和有根文化的功底可以对任何文化产生质的影响，即同化。凹透镜文化可以给白色文化以同化性质的影响，像佛教文化对东南亚大陆的泰国等的作用；当然，凹透镜文化可以对凸透镜文化进行优化，例如佛教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从魏晋时期佛传入中国以后，中国的绘画、雕刻等的意境的神密感骤然增长等可以体味到］。
凸透镜文化对凹透镜文化同化力是绝对的。中华文化与印度文化各自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两者的民族结构差异可以说是天壤之别，从中们可以体会到两种文化的同化力的迥异。
从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到华夏族自然同化融合周边各部形成汉族，接着又同化了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和南方的越族等，后来蒙古族和满族被大批的同化。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我们极少有汉族强制少数民族或落与汉族同化的事例发生，即使是汉族对其他少数民族的严重的歧视行为都不多见［这和在世界其它地方的历史上甚至于当今普遍存在的种族来绝和强制别的民族采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的事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如果说在中国历史上也发生过严重的人为民族强制同化，那也是武力统治中原后的少数民族对汉族采用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入主中原二百六十多年的强制中国各族留辫子穿马褂的满族，在中国虽有一千多万的人口统计，然会说满语的不到一百人了，倒是汉族的专家学者呼吁保护这种即将灭绝的语言］。从中国以外来波斯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等或被同化为中国的一个信仰特定宗教的民族或不见了踪迹。在中国这个具有辽阔的疆域和世界上最多的国家里，主体民族占总人口的９０％以上，且具有统一语言文字和生活习惯、相当强的民族认同和自豪感。这一现象的本身就是一个令人惊叹不已的奇迹。更不要说这个民族是从原始社会一步步的从不间断的一路走来，五千年始终如一！
而印度的情况就在不同了，俨然一个多彩多异的民族和异俗的博物馆。目前印度共和国共有三百多个民族，其中印第斯坦人口最多占五分之二，全国共有语言和方言一千六百多种，若把现在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伯尔、斯里兰卡、不丹和锡金等历史上泛印度地区的民族和部落也算在内那将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而人们说“四大文明古国”时所指的那个创造了古代印度文明的那个民族早在一千多年前就被从西北高原上迁来的雅利安人等所灭绝，如果说他们的生物基因还存在的话，那么这些不具有文化意义的有机化学分子的集合体，大部分存在于现在被称为“贱民”的人的身体里。至于梵文梵语与佛教更是踪影难觅。
四、文化潜流——溶液文化说
我国的一些封建老学究总是以“易”作为中华文化的渊源，一切其它东西都是由它演推而来的，因而断定没有“易”就没有中国文化，我们都说儒家文化是我国文化的主流，孔子是儒家鼻祖，这样在许多人心目中，没有孔子中国文化将不成其为中国文化。本文认为任何人物和著作都不是我国古代以人伦为核心的文化的根源和决定者，也就是说有人物和作品的时代是由没有留下文化作品的时代发展而来的，没有留下文化作品不等于没有文化，因此不是“有”是“无”的根源，而是“无”是“有”的根源。
古希腊哲学家、教育学家柏拉图创造了著名的“理念说”，他认为在“现象世界”以外存在一个“理念世界”，现象世界是变化不居的，而理念世界是绝对静的世界，后者是前者的根源，前者是后者尽量完美的“仿制品”。柏氏根据他的理论，认为在出世以前人的理念灵魂是与世界万物的理念生活在一起的，人的欲望和尘世的花花绿绿遮蔽了人的灵魂与聪颖。必须通过学习，沉思，甚至绝欲，以除去这些东西，使灵魂与理念世界沟通，才能领会万物运行的法则，达到哲学的最富境界。所以柏氏认为人脑中天生有知识，所谓的学习只不过是对以前的回忆，回忆灵魂与理念世界相处时的情境。
柏氏的说法受到种种批判与嗤笑，但同样引发了不少人的冥思，人脑中是否有天生的知识？首先，本文认为人脑有某些天生的逻辑能力，［这是一种近乎本能的东西，有的独来独往的兽也会设计复杂的圈套捕食］，就象计算机内部软件，硬盘上的基本算法。形成了这种基本能力的猿人就可称为原始人，这是人类文化的酝酿的内涵，如数学物理题，欧洲人能学会解，中国日本能学人会解，非洲黑人也能学会解，其次，任何理论都是自然或社会的现象按人脑中皆有的基本逻辑规则组织分成的系统，事物内部的关系与规则，在被人们发现和总结成理论之前都存在于人脑，理论的形成是在回想以前所观察到的事物的种种现象的过程中把两者有机结合的过程，因而好象是对先前人脑中知识的回忆。
有一则非常有名的阿拉伯寓言，：湍急的河上有条小船，船上坐着一位哲学家和一位船夫，哲学家说：“你研究过历史吗？”船夫说：“没有。”哲学家摇摇头：“那你失去了一半生命，你学过数学吗？”船夫：“没有。”哲学家：“那你简直失去了一半生命。”这时，一阵狂风把船吹翻了。船夫：“你会游咏吗？”哲学家说：“不会。”船夫：“那你就失失了整个生命。”
每个人都有可以从中得出一种或几种哲理，但在此本文欲以此为一个论据。数学是以“基本算法”为基础的，历史中的道理是来自社会，船夫虽然没有专门学过数学和历史，但他也会说话，在社会中生活了几十年，他的大脑中已存在有各种数学和历史道理，只不过是无意识、非系统的罢了。到了需用智能的时候，船夫完全可以通过思考，然后作出一个相当聪明的选择——他的智能对一般人来说完全够用。那个所谓的哲学家的幼稚可笑就在于人他是一个机械主义者。
儒家学说中的“仁”肯定不是孔子主观上对中华民族的死规定，而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抽象总结。对孔子以前和同时代的社会状况、人们待人接物和为人处事进行分析，依稀可见儒家学说的影子；儒家思想者只不过把存在于人内心深处的文化意识总结出来罢了。因此当有人问子贡他教师那么高深的学问是跟谁学来时，子贡说的一句话颇耐人寻味：“文武道，未坠之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何常师之有？”
社会就是缸溶液，具体的理论是其中的晶体。在看到结晶体之产前，缸中已存在质，任何文化成果都是社会内部或人的意识中的东西凝固总结的结果——谁沤心沥血，谁不迷信教条，谁与社会帖的最近并与社会溶通，谁就有望成为大家和宗师。
五、宗教的意义
在人类的自我意识苏醒后，人对客观世界的畏惧加深了。反复无常、力大无比的大自然在人类先民的心中变成了一种人格化的力量和形象，从而产生了种种原始的崇拜，神灵产生了。人的思维能力的发达必然使世界观成为可能――这种对世界的潜文化的深层次意识具有“文化——眼镜”的意义。随着人类社会的分化和功能的多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日益残酷和不平等，人生的意义、人生的目的等从那时开始成为人们思索的永恒的课题――人生观觉醒并形成了。
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发展要求产生一种系统的说法，以求对各种事和现象作出描述和解释，这样哲学产生了。不同文化类型的“文化——眼镜”也是不同的，有色有根文化认识事物的仿真度、逼真度高，世界观中唯物辩证成分多一些，人生观中的人本成份大一点，从而产生了有机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伦理价值型人生观哲学，比中国先秦的道家和儒家为代表的哲学；灰式文化则多迷信神本的宗教，如印度的婆罗门教和佛教等，犹太人的犹太教和受其启发产生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谈到宗教，不少人特别是大陆的中国人的头脑中就产生了火烧布鲁诺的情景，总之它坏透了，至少也是弊大于利。我们知道宗教的产生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我们甚至可以说所有的民族都要在一定的时期产生宗教或者接受在其它地方传来的宗教。对于把“科技产生出来专用来促进历史进步，宗教产生出来专用于阻碍历史的发展”视为当然的人，虽然我们不应再象以前那样随便扣以“机械主义”的帽子，但至少也要责其不负责任或不愿面对现实、动脑子思考问题。
宗教有其对社会发展等的负作用――正像所有的事物都有负面意义一样。关于其积极的方面不少专家学者和宗教信徒已谈论了许多，本文仅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意义上对此作些探讨。
宗教涵养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的以世界观和人生观为基础的哲学、文学、绘画、音乐、建筑、教育、天文、医药甚至科学技术等等几乎所有社会领域。它是一个民族在幼年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它对人性积淀、进而在质文化意义上文明进步功不可没。
首先，宗教是拐杖。世界历史上，在除了中国以外其它地区宗教的地位都是支柱性的，特别是古代。基督教在欧美、大洋洲等地，伊斯兰教在西亚、北非、中亚、东南亚等地，佛教在东亚、东南亚等地的人们的生活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非洲中部和南部的人们也同样被这样或那样的宗教和崇拜所支持着。宗教是一种世界观和人生观，但只有在“神”的参与下才能构建成一个系统。一个没有世界观和人生观问题的文化是不存在的，一个没有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民族只是一群穿著衣服的类似于猿的动物，或称其为类猿人。一个民族可以几千年没有汽车和计算机但不能一天没有文化与信仰。所以说宗教是那些不能产生有机唯物世界观和现世人伦人生观的文化之民族，得以人的文明与尊严屹立地球，进而自强不息的拐杖。只有在它的帮助下欧美人才能“直立行走”、活动自如，进而推理创造。那种认为欧美人执着于宗教是因为社会压迫和科技不发达的说法是肤浅的，是仅从经济和宏观社会理论考虑社会人文问题造成的，而不是从文化意义考虑的［这有点像用牛顿力学去解释微观物理世界，当然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这也正是本文以《社会相对论》命名所取的象征意义］。我们常对西方人为什么对上帝那么笃信感到惊奇，其实真正值得令人惊奇的是我们自己――为什么唯独我们的民族基本上不迷恋于任何宗教？这是因为我们的民族有自己不用神参与构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体系。有人认为这种世界观和人生观体系就是儒家思想，但本文认为这样会画地为牢，掩盖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全貌，扭曲了中华文化的本来面目。
其次，宗教是文化交流的方舟。佛教把印度的文化向东亚和东南亚传播，有力的促进了这个地区文化的发展。中华文化吸收溶入了佛教文化以后，变得更加气势恢弘，意趣盎然。佛教的传播，在中国产生了众多的新词汇，它们开扩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如“绝对”、“执着”、“从善如流”等等非常多我们日常生活中不能缺少的词语，我们不能想象没有了它们我们的语言将变得怎样的枯燥无味。中国的绘画也因印度文化的影响意境更加深奥神秘，文学上王维等人的诗禅意盎然，并给中国留下了大量的佛教文化遗产。泰国，缅甸等因佛教文化的传入而摆脱了原始文化形态。罗马帝国的基督教成为古希腊罗马文化向西欧，北欧、东欧扩展的媒介，没有基督教，很难想象日耳曼，斯拉夫这些原始人，怎样那么快而完全和充分的文明化。
第三宗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驿站。古希腊罗马的理性，民主，法制，思想活跃、商业繁荣和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情景是多么相像，然而为什么古代不产生资本主义，它为什么会灭亡？德国的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作了研究，认为这是古典文化作为一个高级生命体的必然路径“产生一－发展――繁荣――灭亡”。本文认为要想使“枯竭”的文化复苏，必须有新的文化因素。在古腊罗马时代，科技与生产不够发达，文化普及水平和文化人数量极少等，这成为影响其进行资本主义的因素，古典文化在营养不良的条件下只能结个“枳子”了事。接着在基督教的翼护之下，欧洲经历了千年的封建时代，古典文明的种子撒播于欧洲各地，社会在艰难的维系着、积淀着。东方的文化成果不断涌来，四大发明的传播终于促成了欧洲文化的繁荣，文艺复兴之后，欧洲便跨入了资本主义的门槛。
穿衣好象人是的一项负担，但人还是要穿衣。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民族的祖先是婴儿，而是宗教就乳汁，没有宗教这些“婴儿”就不能存活成长。宗教的意义在古代而不是现代，更不是将来。希望我们的专家学者们不要把一切伟绩都归功于“第七个烧饼”。
六、欧洲和日本的早期文化史
在一万年前，地球上是一望无际的洪荒蛮野，人类的先祖成群的活动在丛林草原之中。西亚的美索不达尼亚平原出现了第一批文明人。他们开始了原始的种植和畜养，并逐渐学会了制造和使用青铜工具，开始了文明的历程。
那里沃土和水利条件孕育了发达的农业文明。人口繁殖迅速，人口数量的增加使对外移民成为可能和必然。内部部落和城市之间的斗争使一些西亚人到周围其它地区谋生，从而使东方农业文化向西方传播。大约从五六千年前，第一批农业文化开始出现于爱琴海岛屿和希腊大陆。农业文化从西亚到欧洲的扩展大约经历了两三千年的时间。欧洲主要通过两条路线吸收东方文化：一条是沿多瑙河而上，传至德国荷兰和不列颠，部分东传到俄罗斯草原；另一条是经地中海而西到西班牙、葡萄牙沿岸。在几千年里，欧洲最发达的地区是最早被移居的东南部，即爱琴海地区，它是古代爱琴文化和古希腊文化的发源地。
美国学者霍利斯特的《西方传统的根源》一书中也向我们传达了同样的史实。在旧石器时代末期［３万年前到１万年前］，居住在欧洲大陆的“智人”是我们所知道的克罗——马农人。他们的晚期艺术中出现了驯鹿和长毛猛犸这类动物，充分证明那时的气候环境比我们今天要寒冷的多。大约在公元前１万年至８千年之间，最后一次的冰川逐渐退回到北冰洋，欧洲日趋温暖；风光优美的北非和近东却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干旱━━这驱使人类向北移动，当那些新的民族横穿欧洲和近东，身携新式武器［弓箭等］，掌握新的海上技术［独木舟、渔网、鱼钩及线等］而定居下来的时候，克罗——马农人也就消失了。冰川的退进、环境的变化，加速了旧石器在西欧的消亡过程。
让我们接着关注欧洲文明的发源地――爱琴海地区的情况。苏联学者兹拉特科夫斯卡雅在《欧洲文化的起源》一书中说：公元前３０００年代［和更早的一些时候］在希腊居住下来的并非起源于希腊的民族。一般认为，公元前期２２００到公元前２０００年后在巴尔干半岛才出现了希腊人。希腊民族从北方，大概是多瑙河沿岸地区汹涌而来，一直前进到巴尔干半岛的南部。希腊民族━━阿该亚人几乎全部占据了伯罗奔尼撒，而在公元前２１世纪～前１５世纪下半期繁荣一时的克里特文化，遭到了阿该亚人的毁灭性的打击，从此以后米斯诺文明只有在神话中出现。但克里特的一些文明成果传遍了整个希腊，从“线型文字A”中演化出“线型文字B”，这就是比荷马时期所用的语言文字更早的古希腊的语言文字。阿该亚人创造了迈锡尼等辉煌的文化。
公元前１２世纪，另一个希腊部落集团多利亚人自北向南迁徙。这迫使北部的埃奥尼亚人一部分迁移到小亚细亚的北部和附近的岛屿；中部的爱奥尼亚人的一部分移殖到爱琴海中部岛和小亚细亚沿海中部；多利亚人深入南部希腊，其中一部分渡海到克里特等岛屿。这些民族一般还没有脱离原始公社阶段，但他们勇敢而彻底的毁灭了阿该亚人的迈锡尼文化。阿该亚人活动的一部分让使用另一种语言的荷马加工成了《伊里亚特》和奥德赛》。这样迈锡尼文明只有在诗歌中为后人所传唱。新迁来的多利亚人和爱奥尼亚人等在废墟上创造着新的文化，并且在公元前世纪８～前６世纪出现了雅典和斯巴达等数以百计的奴隶制城市国家。公元前７世纪末，小亚细亚米利都的泰勒斯提出“万物源于水”，从此开始了古希腊的哲学史。
这些都说明了古希腊的文化史是一个有间断的文化史，在旧文化的保存者被灭绝或全部沦为奴隶的同时，旧民族的文化潜流被斩断了，从此在这片土地上出现和发展的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种文化。只有一些具体的实物，至多还有一些自然知识与理论、生产技术和一些传说进入了野蛮民族的文明视野。这正是历史本来面目和欧洲文明真实写照。以后希腊灭亡于古罗马，古罗马亡于日耳曼等是这种“断代史”的延续。
根据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德国人谢里曼开创的在希腊的考古证明，公元前３０００年代的克里特文明时期希腊半岛与西亚和埃及有着频繁的交往。以后的腓尼基人更成为地中海上的商人。这些交流活动使古埃及、西亚等地新的文化成果能源源不断的涌来，希腊人在这些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创造了希腊文明，开创西方文化的滥觞。霍利斯特说：希腊人是最早的哲学家、逻辑学家和理论科学家。巴比伦人研究星斗只是用来占卜；埃及人掌握几何学以建筑陵墓，掌握化学以制造木乃伊。古希腊人从他们的前辈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但他们使自己的知识及研究成果转向一个新的目标：理性的理解人和宇宙，他们的成就已被看作是一种精神的发现。
希腊人在文化上所取得的成就对西方文明至关重要。古代近东文明在数学、工程及应用科学等方面做了很有意义的开创性的工作，希伯来人在万能的造物主――上帝的基础上，发展衍生成了深刻的伦理道德体系，但正是他们的邻居古希腊人首先从理性的立场出发最先迈出了考察人和宇宙的步伐，正是他们跨出了神化和诗歌的范畴创建了宇宙论，并且把宇宙看作是自然的而不是超自然的现象，他们立足于可发现的因果原则，而不立足于神的意愿，也正是他们首先将道德和善的生活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古希腊人的文化形成过程是有色无根文化成长的典范。在古希腊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古罗马文化和后来的欧洲文化是这种文化历程的重复，但所不同的是这种间断性的重复之间有很大程度的全面继承和发展，因而它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文化系统产生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环节。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一看亚欧大陆另一端的情况。
在日本文化史上有两种文化的地位是决定性的。一是绳纹文化［公元前１万年～前３世纪］，这种文化的遗址首先在１８７７年被发掘于东京地区。绳纹人已经能烧制陶器，但由于火候欠佳，多呈黑褐色或茶褐色。他们还会磨制石器，处于采集经济阶段，除养狗外还不知饲养其它动物。绳纹人处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二是弥生文化［公元前３世纪～后３世纪］，１８８４年在东京弥生町发掘出一个陶壶，它所代表的文化被称为弥生文化。这个时期的人们已懂得种稻和使用铁器，一般认为这些变化是中国人外迁带来的。新的生产工具和技术引发了生产力长足的发展，日本人口由不足２０万猛增到６０万。
武安隆在《文化的决择与发展》中说：“公元前３世纪以后，由于大陆上种稻种族的移入，日本民族开始形成，并实现了社会历史的跳跃式发展，不仅摆脱了绳纹时代八九千年的缓慢移行的状态。而且在短短几百年间出现了如邪马台国那样的初期奴隶制国家，大踏步走到了文明的门槛前。”
移民数量是非常巨大的，据东京大学教授埴原和郎推定，从公元前３世纪～到后７世纪从朝鲜半岛渡海而来的人口有１５０万之巨。从中国第一次迁来的是秦造氏，以‘弓月’君为首，共一百二十县，称是秦始皇的五世孙；第二次迁来的是东汉直氏，以阿知使主为首，共七县，称是后汉灵帝的三世孙。移民参与政治枢机，充任官史，掌握财政，担当外交，引进技术，从事艺术活动。东汉氏相当长时期在军事上作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而存在，移民及其后裔包揽了外交事务，成为日本的贵人达士。
到了隋唐时期，日本派大量的遣唐使和留学生来到中国，学习中国的哲学历史、政治制度、文学艺术和生产技术，有的在中国居留长达４０年之久，另外僧侣和民间的往来也很频繁。那时日本的文化和社会的许多基础而重要领域都以唐朝为模本，日本的律令以唐律为基础，日本各级学校以中国儒家经典为教本，日本的佛教以中国为母国。这都说明了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深远而系统的影响。时至今日，日本人的饮食、服饰乃至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尚保留着唐朝的某些风尚或影子。这些文化现象在世界文化史上少见的。以后中日两国继续保持着交流，中国的儒家和佛教的新发展在日本都有其影响。
日本文化史学家内腾虎次郎说：“在我看来［日本文化的形成］就像做豆腐一样，在磨好的豆浆中虽然有豆腐所需的成份，但要使其凝结成块就要加点卤水；而中国文化就好比卤水。”这生动的说明了有色无根文化的形成过程：白色文化阶段的人类已具有作为人所应有和必须的大脑，从而有了产生文化的前题和基础，但真正形成文化的过程是紧接着这以后的事情；正是在这个关键性的时期――先进的高级的文化源影响和参与进来，打断了其自我积淀和定型的过程。不过在本文看来，中国文化在日本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不仅仅是卤水作用，它还直接从多方面参与了日本文化的构建。从以上史料可知日本文化的形成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大陆文化搁浅所致；二是大陆基文化的直接参与；三是通过大陆末文化的刺激，在生产发展、社会繁荣的过程中日本原始文化的自我固化。这充分体现了日本文化的有根无色的性质，所以说它与欧洲文化为同一类型，并具有同样的多元性和不稳定性的内部结构和表现。
七、两种有色无根文化之异同
欧洲文化和日本文化都是在其它文化源的催化下，直接从仅仅有逻辑思维的原始的白文化跳跃形成有色文化。它们失去了自我定型的机会，这个定型在适当的条件下一般需要１万年左右。失去了这么长的发展积淀，难怪它们在后来的发展中呈现软骨病征。尽管两者的形成方式相同，但形成文化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各因素差别很大。
第一，欧洲文化的母文化是古埃及、西亚等灰式文化，它们的文化产品，如生产工具、技术和一些具体的自然知识，促进了欧洲原始会的经济和思想的跳跃式发展而自我形成有色文化。日本文化也是在中国的铜器、铁器和农耕、畜牧等技术的下自我发展，但日本的母文化是有色有根文化，这种文化的同化力要远大于灰式文化，这是由其优越性所决定的。所以中国文化的哲学、伦理等世界观、人生观都直接传到日本，成为影响日本文化的强有力因素。因此日本文化的人伦思想是强烈的，相对来说受母文化的影响深得多，所以往往被视为母文化的一个边缘部分。而欧洲文化则相反，它自成一体。
第二，欧洲由于缺乏成熟而高级的世界观、人生观方面的现成的形式与产品可以引纳，因而它们要在具体的科学理论、政治理论和伦理学说的基础上推理逻辑出“思辩”的哲学以“立身处世” ――这个历程是从古希腊开始的，并深远影响了后来的基督教。
“思辩”、“推理”、“逻辑”、“理论”、“多元”、“进取”、“机械”、“唯心”、“唯物”、“主义”……成为欧洲文化最基本的特色［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我们用划分欧洲哲学与历史的概念与理论去套中国的哲学和历史时，会有一种说不出的别扭。只有既考虑到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又要把握不同文化类型的民族历史的特殊性，才有可能正确认识历史的本来面目，并对人类未来的发展提供参考，而不是理论遮蔽了人们的眼睛，直到人们碰得头破血流的时候才认清事物的原由］。在欧洲文化的这种内在因素和多文化源、多末文化产品的外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产生了近现代的科学理论、政治理论乃至整个工商业经济和一切通用于国际的规范。日本既没有这种内因，也没有那种外因，所以工业文明未能从东方首先自发形成。
日本文化既然和欧洲文化是同一类文化，就意味着它们之间也有本质性的相同之处。日本文化看似在儒家文化的衣钵的翼护之下，倡导忠、信、仁、义、礼，但它和欧洲文化一样是多元的。在日本团体或者说集团意识根深蒂固，在封建时代的政治关系是“天皇——封建集团”的形式，而中国是“皇帝——臣民”的关系，日本有不同集团把持政权控制天皇的历史，而没有“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质疑。欧洲是“上帝——个人”的关系，然而上帝是虚无的，信时有不信时就没有，那么事实上就成了“个人——个人”的关系，这样个人主义成了欧洲文化的核心。在日本历史上从来没有那种学说与主义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的时期，没有像中国两千年来的强大王权从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瓦解地方割据、剪裁人民的历史。日本除了天皇崇拜之外没有其它为社会大众公认的个人崇拜对象。二战中，日本没有德式的希特勒和意式的墨索里尼，战争是由一个好战集团策动的，东条英机只不过是其中一员，这应该不是偶然现象。即是在今天自由主义泛滥的时代，日本集团意识和集体主义也仍有其存在空间，我们从日本的企业结构和大财团的组织形式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总之，日本社会与文化是多元的而不是有机统一的――不管它的外表多么像东方文化［如果你还是体会不深，可以去玩味一下日本和中国的古典音乐，并对比西洋音乐，体会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
日本虽然没有自发产生资本主义，但它与之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在全世界范围内，唯有日本通过自我改新走上了自强自立的道路，成为免于被殖民且可与西方列强相比肩的欧洲文化之外的资本主义强国――但实际上日本与西方文化的接触几乎是最晚的。中国与欧洲的交往无论在那一阶段都早于日本，但当老态龙钟的满清王朝一次次失去接受工业化文明机会的时候，日本却一步步成为东亚的霸主。当然，你可以拿出历史课本或高考试卷的标准答案，指着这一段或那一段文字，给出这种或那种原因和解释，但它们只有和内因相结合起来才可能是有生命力的，或者说是现实的和可信的。
八、跳出欧洲模式评估中国哲学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成熟而自成一体。然长期以来，左的思想和教条主义横行，人们不是言必称希腊，就是这主义那思想或导师什么的。压制和奴化了中国人的思想，扭曲了中国人的灵魂，不利于我们民族的启蒙，滞后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种社会气氛下，不仅大量珍贵文物古迹被摧毁，而且反映我们民族基文化的文化思想和宝贵精神积淀甚至于我们的历史本身，也被批得斑斑驳驳一无是处。直到现在我们的先哲身上还贴着诸如“唯心主义”这类不三不四的标签。
其实，“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是恩格斯针对近代欧洲思想解放过程中的一些情况提出来的。他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清楚的提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意义。”恩格斯这话是以古希腊以来的欧洲哲学为背景的。如果说从欧洲哲学史中还可以挑了出几个唯心主义来，那么在中国哲学史［主流］上就实难办到了――因为中国文化是与欧洲文化截然不同的两种文化。
中国文化是从几百万年前的原始社会一步步独立发展起来的，它的世界观、人生观是成熟而系统的。它善于从宏观、整体上去把握事物。而欧洲文化是直接从古埃及、西亚等到文化的具体成果、产品逻辑推理出来的，即它是从原始文化的基础上跳跃式发生的。因而欧洲文化比较机械，人们必须依靠由推理、思辩得到的带有知识性的世界观、人生观生活，比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世俗哲学和基督教的宗教哲学都是如此。这就是得欧洲形成了重视自然知识和强调人的理性的传统。欧洲人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人对自然的征服，这样就导致了主观与客观的对立。主观就是人的思想、感情和意志，也就是人的精神。客观就是非我，我之外的存在物，是大自然、宇宙和社会存在，就是物质。有了精神与物质的对立，就很自然产生了精神第一性还是物质第一性的问题，是精神先于物质还是物质先于精神，和世界的本原是物质还是精神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就成都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天然分水岭。显然，这些情况在中国是不存在的。
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是不显著的区分主观与客观，我与非我的，重视道德修行甚于自然知识――中国人把对人自身的思想意识和生理欲望的改造放到了第一位，强调教化，即文化的深层积淀，说得明白点就是人性的培养。中国信奉“天人合一”思想，主张天［自然］是与人息息相通的，人是从天而来的，人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着天，人应该与天保持和谐一致。天人合一还包含着人对自然规律的适应与遵循，人对理想的追求与实现，人的放达逍遥与遵守礼教的统一等多方面的思想。这些思想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反对将主观与客观对立起来，并绝然分开――可以说中国人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只是见了欧洲人如此才知道还有这等事。这正是中国古代哲学没有唯心主义的根本原因。
中国哲学家认为，人是懂礼义的动物，反映了中国人对道德、伦理的重视；欧洲哲学家认为，人是有语言的动物，可见欧洲人对语言、概念的重视。从柏拉图到黑格尔，欧洲唯心主义［客观］的特征是将语言和概念客观化、实在化，认为具体的事物是变动不居的，而事物的概念却是更真实的存在。中国哲学一向轻视语言与概念。孔子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老子说：“名可名，非常名。道可道，非常道。”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辩中，大多数哲学家主张“得意而忘言”。中国哲学强调的是语言和概念的实用、实效和功能性，认为语言是悟道的工具和媒介而不是实体性的存在。这样的思维方式不可能产生欧洲柏拉图、黑格尔那样的唯心主义哲学。
因此说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问题不是思维与存在即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这样以来，以回答这个问题的不同而划分的唯心主义和唯心主义派别就不可能存在。
一般认为，西方唯心主义哲学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主观唯心主义，认为个人的精神是世界的本原，世界上一切事物只是存在于个人心灵之中，或者说是个人心灵的产物。欧洲主观唯心主义的代表英国的贝克莱，其名言是“存在就是被感知”。一是客观唯心主义认为人类以外的某个精神实体［如理念、上帝］是世界的本原。柏拉图、黑格尔的哲学和基督教哲学都属于此。主观唯心主义表达了欧洲人世界观的迷惘、措乱和不知所归的恐惧与孤独感；而客观唯心主义则是一种完全颠倒的世界观，它是欧洲人的世界观、人生观的支柱，是欧洲人拐杖，有了它他们才可以“直立行走”。所有这些都是他们的无根文化，知识型文化的先天后遗症。怎么能用这理论来削足适履，乱套我们的文化呢？我们民族的世界观之成熟确实是惊人的，它举世无双：试看全球，有哪一个民族像它那样寿比南山？有哪个民族像它这样从不被宗教所淹没？唯独它是文化汪洋中的弄潮儿，它可溶化吸收有用的东西而对任何畸形、变态的东西有先天的免疫力。也唯独它的人民之多数从不迷往于天国，在几百万年的历史长河中给人类贡献一半以上的发现与创造，照耀着人类穿过惊涛骇浪，无垠沙漠、荆棘丛林走向光明。因此我们要彻底摒除西方中心论的影响，用客观的眼光研究问题。长期以来，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和朱熹等被指责为唯心主义或至少有唯心主义之嫌，这是对我们先人的污辱，对中华民族的污辱。
拿中国最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朱熹来说。
朱熹有言：“人生初间，是先有气，既成形，是魄在先。形既生矣，神发知矣。既有形，后方精神知觉。”“天地之间，一气而已。”我国古代哲学中的“气”的概念与欧洲的“物质”概念是不同的。欧洲的“物质”是对立于“精神”概念而提出的。而中国的“气”是涵盖物质与精神的，气分为阴阳两种，阴气产生了物质与形体，阳气产生知觉与精神。朱熹说：“形既生矣，形体阴［气］之为也；神发知矣，神知阳［气］之为也。”中国独特的思维方式不能用欧洲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去概括、去理解。“理学”的“理”也不是欧洲哲学中的“精神”，它是客观的规律，原理，原则和法则的意思。关于理气关系，朱熹的基本思想是“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气与理本相依。”“理未尝离乎气。”“既有理，便有气，既有气，则理又在乎气之中。”朱熹特别强调：“理与气本，无先后之可言。”在世界如何产生的问题上，一学生问：“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见得理先而气后。”他明确表示：“二者有则皆有……自太极至万物化生，只是一个道理包括，非是先有此而后彼。”那么朱熹又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理在气先的呢？朱熹说：“理与气本无先后可言，但推上去时，却如理在先，气在后相似。”这怎么理解呢？世界上是先有了飞机的原理，然后才可能造出飞机，不能说自从人类制造了飞机而后物质世界才有了空气动力流动的特性。这是逻辑上的形式在先，但事实上对任何一架飞机而言，空气动力流动特性和飞机飞行是合而二为一的，没有空气动力流动特性，飞机怎么会飞起来呢？没有飞机我们也无法感性地、形象地知道什么是空气动力流动特性，进而了解飞机的原理。上面朱熹说得很清楚“如理在先，气在后相似” ――理在气先并不是真的只是“比如”，只是“相似”而已。
但不知为什么唯独“理在气先”成了朱熹的名言，并因此得了个唯心主义的头衔。然英国的李约瑟坚持认为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思想，“十分接近辩证唯物主义或进化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这可能是李约瑟没有受中国大陆长期以来的由“小农”的“大老粗”理论家推动的学术观之影响，也没有文字狱之虞，难能可贵，也算是旁观者清的一次实践。
人们认识另一种语言世界的概念时候，总是以自己语言中的某些概念去模拟、连系，而不管它们之间有多么不同，这造成了许多误解和错误。这种误解和错误在这里又一次得到了认证。
世界本原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只是就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而言的，它们一般不能在第二方面，即认识论，可知论或不可知论的领域使用。而我们的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急功近利，不肯下大功夫，更不要说献身哲学事业了，他们对中国古代文化缺乏造诣，甚至于对一些基本的哲学概念都不得要领，但却硬要想当然的，牛头不对马面的糊弄一通。
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这里的“万物”是指仁义礼智等许多道德，这句话的大意是仁义礼智等人类所天生具有的善都具备在我的本性之中了，我通过反省体认而获得最高的德行，没有什么比这更快乐了［本文认为，人性是以人脑的高度发达作为其生理的物质的基础，它不全是后天积淀的结果，因而孟子的这话有其道理在］。王阳明说：“虚灵不昧，众理具，万事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心外无物。”这理所说的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和心外无物都是一个意思，理、事、物也都是伦理道德［别忘了朱熹、王阳明他们都是理学家，他们所关心的是伦理道德而不是世界的本原，他们所研究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围绕这个中心，这一点是和欧洲的哲学家们根本不同的］。王阳明认为，人到心外去找道德伦理不是一无所获吗？这些命题都是关于道德修养的，与世界本原之类没有什么关系，不能因此断定孟子和王阳明是唯心主义哲学家。
而庄子、荀子等只是说了些洋盈着美学意境的言论也被指责为有唯心主义之嫌。例如庄子说：“吾生有崖，而知无崖，以有崖求无崖，殆哉矣。”它形象的描绘了一个体会到了时间匆匆流逝的孤独者对世界的冷静而超脱的感慨。但庄子因此而戴上“不可知论”的高帽子［这使人联想到清朝的文字狱和当今日本右翼分子否定南京大屠杀的逻辑――李白等的诗中有‘白发三千丈’之类的语句，所以说中国人是爱夸张其词的，因此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是夸张出来的”］。
更令人叫绝的是，有人认为凡是有错误的理论都是唯心主义，而理论正确与否的依据是他们手中的那本发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这种掩耳盗铃、瞒天过海、自欺欺人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如果我们怀着一颗松下幸之助一再向人们推介的“感激之心”去看待我们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将会感受到它处闪耀着智能的光芒。古代的哲人终生投入其中，到老还往往有言不尽意之感，而我们这些生活在于古人所处的世界有天壤之别的人们，仅仅靠上了四年名牌大学哲学本科，或再读了几年研究生，随便看了几本先哲的言论集就自有国学大师之感，横批鼻子坚挑眼的评论开来，实属浅薄之举。
别了，唯心主义。
九、社会相对论与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多人共同的思想成果，但这里只需要考察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就是够了。马克思是思想的巨人，写作的高手，他一生的著作虽不至汗牛，但足可汗人。因而提起马克思的哲学常常使人有望洋兴叹之感，甚至于畏惧。所以在讨论马克思的思想之前有必要把马克思的思想历程作个简介。
根据张奎良的《马克思的哲学历程》一书，马克思的生平哲学研究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孕育期。从１８２４年在《莱茵报》上发表一系列论文开始到１８４４年《神圣家族》一书写作完成，这是马克思在世界观上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在政治上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时期。这个时期马克思集中研究了从人性到异化这两大近代西方哲学讲座的中心问题。
二、 确立期。从１８４５年春写的《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到１８４６年《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基本完成。这是马克思哲学从孕育到形成的伟大飞跃，是马克思哲学正式确立并予以系统表述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中心内容是提出实践唯心主义世界观，并把它直接引向历史唯物主义，完成第一个伟大的发现。一方面，将哲学和革命联系起来，其本身就是革命哲学。另一方面，实践唯物主义在社会生活中导致了唯物史观。《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标志着实践唯物主义的确立和马克思哲学的诞生。
三、扩展期。从容不迫１８４８年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总结革命经验教训时直到《哥达纲领批判》一书写作完成。首先，１８４８年革命和１８７１年巴黎公社起义是这一时期的两大革命事件，成为唯物史观的实验室。马克思在这个时期写下了《１８４８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法兰西内战》等不朽名著。其次，马克思在这个时期还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等刊物撰写大量的政论文，深刻剖析了近２０多年间欧美大陆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最后，《资本论》及其手稿反映了马克思这一时期对唯物史观的巨大推进。在这些著作中，他还以广阔的视野考察了东方的历史及其沿革，提出了著名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
四、升华期。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中到１８８３年马克思逝世。首先，进一步弄清原始社会史，廓清唯物史观的历史起点，这是过去长期囿于逻辑把握而未最后说清的问题。其次，马克思晚年在写人类学笔记时着力研究了亚洲公社的现状，并改变了原先对公社的否定态度，谴责外国殖民者对公社的人为破坏。第三，马克思在写作人类学笔记的同时，探讨了俄国和东方社会跳越资本主义的可能性问题，并得出了肯定的结论。
总之，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观为人性和异化问题的真正解决提供了基础，从１８４５年春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起马克思踏上了创立新的革命哲学的实践路程，开始了他一生从未停歇的哲学长征。此后，马克思哲学沿着两条路线不断向深广方向演进：一条是创建和确立马克思哲学理论的框架，提出和论证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完成哲学革命和哲学创新。这主要是在１８４５年——１８４６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完成的；另一条是通过对东方社会主义和史前时期的社会状况的考察，不断扩展、完善和充实史观，从而在逻辑和历史两方面把唯物史观推向前进。这个任务主要是在马克思中期的《资本论》及其手稿和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中完成的。这两条线索前后衔接，形成以唯物史观感为主导的统一的哲学发展主线。但是前期侧重于哲学革命和哲学理论的创新，中期和晚期侧重于从历史方面对唯物史观加以扩展和补充。
马克思的晚年给后人留下了一个疑团，这就是他为什么没有集中精力完成《资本论》？在马克思的最后十年里，他的学术兴趣明显转移，分出很大一部分精力去研究人类学，特别注意原始社会和土地关系史，写出了三万页质量很高的读书笔记。马克思研究了环境、本能、血缘和家庭等，得出了许多富有新意的结论。
马克思认为环境对于人类的智力结构和心态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直接关系到人类创造性的发展，恶劣的环境开拓了、逼出了人的创造性，人类的思维、智力和心态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远古的生产力不过是人类生存本能的发衍，可以直接叫作生存术，随着人类文明的增长，人类的生产力逐渐从人自身中游离出去化为一种多层次构制的外在于人的文化系统。在人类的历史发展中，人类的本能和能力也发生着置换，现代人的本能系统中就具有天赋性的本能和积淀性的本能之分。人类起初，在生存本能的驱使下，人们以某种生存形式在地球上延续着自身，从血缘家庭开始，人类有了第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形式，在这里社会并不具有什么神密和自律性，它是人类总体性的一个方面。
马克思还得出了一个原理：在资本主义只通行一个原则――利益原则，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在社会中起决定作用，但前资本主义时代并非如此，在那里除了土地公有制体现的社会关系外，由家庭和婚姻形式形成的血缘亲属关系也同样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决定因素之一。而且二者相比越往古代追溯，血缘关系作用就越大。并且指出血缘关系不是观念的而是物质的。
马克思的唯物辩证哲学与历史科学、社会科学相结合产生了历史唯物主义，它主要是从经济角度出发，用逻辑的方式在宏观上对社会进行分析。马克思的晚年人类学笔记的视野比以前更向前一步，以原始社会为对象，其深度似乎要突破经济与宏观的理论模式，和社会相对论的民族、文化与微观相衔接。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指出：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马克思在这句话旁边写的批语是“而且是很小的一部分”。这说明了马克思已认识到了只研究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缺憾的――这生动说明马克思已经走到了社会相对论的大门口――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我国著名学者俞金吾认为青年马克思主要从哲学上探讨社会人类学；成熟期的马克思主要从经济学上探讨社会人类学；晚年的马克思主要从文化学上探讨社会人类学。这也说明了同样的道理。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只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古代社会现象的结合。
马克思在对中国进行了一番研究之后，得出了中国民族是个“早熟的儿童”的结论。他认为中国民族的先民们为了治理黄河，修建水利工程而进行了复杂的协作，从而在人类儿童期就显示出只有人类成年期才会有的富裕强大，因而产生了自足、自傲情绪，不思进取，所以中国近代落伍了――这就是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的一部分。马克思在五六十年代以后对东方特别是俄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当俄国矛盾激化时，马克思力主俄国跳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共产主义主义社会，而这个中的原因仅仅是俄国有类似共产主义所有制形式的封建农村公社。我们现在知道这种思路是不正确的，且不说中国大陆五八年的锄头社会主义公社，就是苏联的机械化社会主义公社也都是不足以成为社会主义大厦的强有力的支柱。
黑格尔突破了以往历史学的民族和地域的局限，把它们都归结为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这样不仅开阔了视野，而且用必然性的逻辑统帅历史，使历史成为有规律可循的研究客体，这就使黑格尔远远凌驾于以往一切历史学家之上，开始了历史科学的新里程。马克思接受并改造了黑格尔的理论，创建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它们在解释以往历史时显示出巨大的可信性，在勾勒未来蓝图时也表现了相当的指导意义。但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预见却近一百年多来的历史出入甚大。
回顾历史我们知道，奴隶社会是从氏族公社内部分化出一个奴隶主阶级后才确立的，以后人类进入了阶级社会。封建社会并不是奴隶阶级推翻奴隶主阶级后由奴隶阶级建立的，而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奴隶社会中产生了新的阶级――地主阶级后，由这个新阶级建立的。同样资本主义也不是在农民阶级推翻了地主阶级后，由农民阶级建立的，而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封建社会内部分化出了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后，由资产阶级领导建立的。这说明旧事物向新事物的质变不是事物内部原有的旧矛盾中的那一方面导致的，而是旧事物内部产生了新矛盾，在新矛盾中的占主导地位的一方面推动下的互动的结果。事实证明在新矛盾成熟之前，旧事物内部旧矛盾斗争的激化只能导致旧事物的反复和更叠，如封建社会中的改朝换代。但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把工人阶级当作了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倡导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然后建设共产主义。这种矛盾律推导过程中的操作错误导致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发生时机和途径预见失误。我们知道１９世纪中期正是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科学技术和经济迅猛发展，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在不断完善，但马克思把这种过程中的某些矛盾的激化看作是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征兆。
在我们今天的人们看来，未来大同社会要求有比现在水平高得多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我们现在谈建设大同社会显然是不现实的。寻找通向大同社会的快捷方式，最明治的办法是从生产力入手。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在今天不会有人提出疑义，在未来更是如此。那么科学技术的创造者――我们姑且按人们的习惯称之为“知识分子” ――势比要成为历史发展的支柱和关键。因而可知随着历史的前进这个队伍肯定要不断壮大，以致我们必须称之为知识阶级。这个在资本主义内孕育和成长新阶级才真正可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掘墓人和未来大同社会的缔造者。
社会的进步势比引起生产和社会的规模扩大，它总有一天要使私有制成为不可能；从另一个方面讲知识阶级智能的发挥要求社会文明，谁逆流而进，那么它的生产力就要给它不断的增长的压力，直至其无可奈何的改变自我。随着文明水平的提高，资本主义国家的调节机制就越完善，科学程度也会越高，当私有制真正达到了非取消不可而人们确实可以轻易从社会中得到生存与发展的各方面的保证时，我们应该相信那些决策者们会作出明治的选择。从另一方面讲，由于现代化国家掌握着越来越先进的武器装备，以致起义和夺权成为不可能；也就是说那些所谓的统治阶级完全有能力消灭任何一支起义军，因为它们掌握着可以摧毁地球上一切生命的武力。因此，正像原始社会公有制在生产力发展的条件下身不由己的瓦解了一样，未来大同社会的公有制也将在生产力前进的步伐中，在因为知识和产生力使人们之间的经济地位和观念意识差别日趋消亡情况下，在资产阶级的遗老遗少的无可奈何中自然完成――就像熟透的苹果落到地上一样自然。
社会相对论与历史唯物主义有不同而相互补充的地方，但也有连接相似之处。
首先，社会相对论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产生的。社会相对论认为白文化发生过程中和白文化定型为有根文化的过程是由自然环境主导而致。在那种久远的年代，自然条件就是经济条件，两者可以等同，因此，认为人和人的初期文化是自然界进化的结果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决定意识的基本原理的。至于有色无根文化的形成，社会相对论认为，那是白文化种族较低的思想意识和有根文化民族较高经济和社会产品之间的自然互动的结果。这符合经济基础决定社会意识和上层建筑的原理。而社会相对论的核心内容民族和文化影响历史进程只不过是意识反作用于物质的深层表现而已。
其次，社会相对论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发展原理为前提的，没有人类历史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哪有什么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并且它与马克思晚年的研究方向有相同相补之处。
最后，社会相对论对人类大同社会的实现方式和道路的不同解说，只是人类实践的新发展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相结合的结果，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社会相对论的提出是为了在新的条件下对我们民族的发展提供一些理性的探索和参考。使人类顺利走向大同社会。
因此，社会相对论不仅不是与历史唯物主义相背离的。而且只能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
《社会相对论》篇后寄语：
虽然《河殇》的其中一位作者已公开表示，他对中国文化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变化，驱动本文作者进行文化思索的最初动因好象已不复存在，然对东西文化的探索仍是吸引着无数人为之勤学不辍，而其对历史进步和人类文明的意义是谁都无法否认的。
在当今的世界，既缤纷灿烂又变幻莫测。忽尔，有人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具有儒家传统的国家和地区的突飞猛进和西方价值观的某些方面所表现的颓废或者说是多元，认为２１世纪是亚洲的世纪、中国的世纪；忽尔，有人有感于美国十年的持续稳定的增长，而日本却是停滞不前和韩国的超大型企业危机四伏，重新对东方文化产生了疑虑；忽尔，有人发现在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民素质相当高而稳定，而中国的人口中相当普遍的存在着道德水平低，文化知识不普及和在日常生活中“不拒小节”，大发感慨；忽尔又有人好象突然发现美国在计算机、科学、军事、教育和经济制度等方面的无人可望其项被的优势，大叫司徒·雷登走了然而彼尔·盖茨大遥大摆的来了，并声称中国在１００年内不可能赶上美国。
本文愿作为人们观察世界的显微镜和望远镜，使人们得以看清历史发展的潜流和方向。
本文是从社会生活中结晶而出，相信它会再溶解而入――你只要有初中的文化程度，就可以有驾驭它的信心。
本文共有两万两千多字，作为一篇文章来说它太长了，但这和它所研究的人类文化形成发展的几百万年的历史来说，它还是显得太短了。因此说，这里只是给人们研究社会与文化提出了一种新角度，真正的实质上的研究和论证还须许多学人的辛苦劳动。
和大学和研究所里的教授与研究员相比本文作者是名副其实的“个体户”。条件的限制使作者无有能力在文中给读者提供更多、更好的史料和文献，并从更有利的角度给读者分析和展现文化现象的迷离和奥妙，即使仅有的文献引用也因无力核实而可能有不妥之处。因此说，本文可谓是一篇“营养不良”的作品。这是本文作者深感不安和愧疚的。当然，本文作者不会就此撒手，如果有一天条件成熟，本文作者渴望到全球各国的社会生活中和图书馆中搜集各种能反映文化的文字材料、画面和声音，并和文化领域中的学人充分合作制作出十几集的文化评论片，用中、英、日、法、德等文字向全球发行。
本文对于不动脑子、不索进取的人，在用语上可能过于不客气，这并不是故意与众不同以引起人们的注意，而是为了能朝着长期以来大套住我们民族的迷雾吹上几口凉风，警起我们民族的知觉、促其觉醒，进而找回自信，以自强不息。
本文的不当之处相信很多，在此作者诚挚希望各方人士批评指正，不要有任何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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