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财经时报》透露，广电总局目前正在制订互联网视频的新管理条例，试图对视频网站放任自流的违规现象实施“围剿”，并规定，在互联网上传播的、利用一切视音频摄制设备“拍摄、录制的、由可连续运动的图像或可连续收听的声音组成的视音频节目”，均属广电总局监管范围之列。这意味着任何在互联网传播的视频节目，包括视频短片，都须接受广电总局的监管。胡戈式的DV短片，因其存在“向公众传播”的目的，同样需要获得广电总局颁发的相关许可证，已有媒体为此发出了惊呼：胡戈的“馒头”，将成为中国互联网的文化绝响。

互联网确乎存在着许多弊端，需要加以盘整和矫正，但一刀切地打击反讽作品，围堵新兴的话语方式，势必扼杀前卫文化和自由批评的生长空间。按照这一逻辑，近年来出现的各种戏仿文学经典的互联网作品，如“大话西游”、“戏说三国”和“纪念白求恩（＊＊版）”等等，今后都将遭遇“许可证制度”的窒息性拥抱。

广电总局的亮丽新规，不仅打击了文化反讽作品，而且也打击了flash动画、家庭自拍DV和手机视频等各种视频文本。鉴于视频短片已经成为民众学习、生活和娱乐的重要工具，其播放权一旦被广电总局垄断，民众的合法权利，正在面临一场新的严峻挑战。

此类规定的相继出炉，已成为中国人文化生活的系列噩梦。先前曾有规定说，主持人不得说港台腔，这无非是在制造区域文化歧视，对福建、台湾、广东和香港的方言特性作行政围剿。另一规定，则要求电视剧必须使用普通话，甚至不得使用“不标准”的普通话，这更是用国家“行政方言”打压地方方言和区域文化的范例。2005年3月，深圳龙新派出所因打出“打击河南籍犯罪团伙”的横幅，酿成中国首例地域歧视案件，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最后由深圳龙岗公安分局赔礼道歉了事。但广电总局的方言和区域文化歧视，至今没有得到必要的追诉。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地方性文化正在面对千年不遇的破坏，其中，地方方言的受损程度，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例如，经过二十多年的普通话运动，上海方言受到北方话的严重侵蚀，以致上海当局年前发起捍卫方言运动时，竟找不到一个能够讲纯粹上海话的播音员。作为“非物质性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方言不仅是一种特色语音和交际工具，而且也是区域文化的核心。广电总局的此类规定，只能加剧中国地方文化萎缩的危机。

文化危机的一个重要动因，是那些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苛法”。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受文化偏见和利益驱动，经常一刀切地炮制各种不适当规定。有的苛法虽具合理因素，却也是捉襟见肘，剜肉补疮，在捍卫Ａ事物的同时，却放肆地损害了Ｂ、Ｃ、Ｄ事物，这就是著名的“四环素效应”——“文革”后期滥用这种抗菌素的结果是，抗菌消炎的作用不大，却严重毒害了一代人的内脏和牙齿。中国正在为这种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立法的轻率性，支付沉重的代价，而且势必要在历史上承担更大的骂名。

不幸的是，以苛法形式滥用公权力的情形，正在愈演愈烈。上海有部门年前曾出台一项规定，要求当地媒体不得使用“ＰＫ”一词，但此举根本无法阻止汉语词库的自我更新，反而成为全国媒体人的公共笑话。

正如欧木华文章所指出的那样，这项视频规定的荒谬性在于，要么因申请者过多，广电总局忙死，以致申领许可证需要漫长的等待，要么大家都拒绝申请，作私下传播，以至这种规定最终沦为一纸空文。这两种结果，都是对国家法规庄严性的嘲弄。

耐人寻味的是，广电总局在垄断视频短片的同时，却对大量影视业流弊视而不见。广电总局没有制止名导演浪费大量国民资源拍摄滥片的举止，也没有制止影视剧组大肆破坏外景地自然生态的丑行，更没有出文制止电视购物广告欺骗和坑害消费者的狂潮。这种宽严不一的管理模式，实在令人费解。

只有一种逻辑能够解释职能部门选择“出手”和“沉默”的原因，那就是庞大的市场。在视频文本播放权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利润蛋糕。抢先放风和公布这一法规，正是广电总局跟信产部展开市场博弈的策略。“视频许可证制度”的真正目标，就是要抢先实施行业垄断，征收视频文本播放费用，拓宽广电总局的利润空间。在这场圈地运动中，为了避免麻烦，它竟然放过了那些最有理由缴费的上市公司，转而向中小型企业和手无缚鸡之力的民众下手。因此，在这场“视频圈地运动”中的真正受损的，只能是上亿名网民以及上万家中小网站的利益。

对于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滥用公权力的情况，只有通过司法仲裁制度来加以矫正。受害网站和网民应当联合起诉有关部门，制止苛法的实施，藉此维护自身的文化消费利益，而另一方面，在人大尚未出台具体法规的情况下，最高法院更应挺身而出，捍卫宪法精神和弱势民众，保障私权力不受各种冠冕堂皇理由的侵害。作为一个法制国家，司法机构的独立介入，将是民众维权的一个象征性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