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作雷:技术发明主体之争与1970年代的科学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 次 更新时间:2018-04-15 13:2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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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作雷  

一 重新定位技术发明与革新的主体

  

   1958年“大跃进”时期,毛泽东认为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会出现一个“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的高潮,他相信技术革命的主要力量一定是那些“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的“工人和农民”,毛泽东试图通过“大跃进”中的技术革命证明他的这个判断:

   请中央各工业交通部门各自收集材料,编译一本近三百年(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家的通俗简明小传(小册子)。看一看是否能够证明: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这个工作,科学院和大学也应当做,各省市自治区也应当做。各方面同时并举。如果有系统地证明这一点,那就将鼓舞很多小知识分子、很多工人和农民,很多新老干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对于我国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的任务,必然会有重大的帮助。卞和献璞,两刖其足;“函关月落听鸡度”,出于鸡鸣狗盗之辈。自古已然,于今为烈。难道不是的吗?[1]

   在1964年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中又说道:

   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

   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卖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2]

   1958年5月毛泽东关于收集发明家材料的建议提出不久,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办公室随即编印了一本《400个科学技术创造发明家的小传资料(初稿)》,“编者的话”中说:“为了初步地具体了解中外古今科学技术创造发明家的情况,我们编写了这本资料(初稿)。在这四百人中,中国的有七十人,外国的有三百三十人,其中我们把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年纪较轻、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戮的人算作一类,占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八。我们相信它对于破除科学界的迷信,将会有所帮助。”[3]这个小册子基本证明了毛泽东对技术发明主体的判断。不过“大跃进”之后到“文革”前夕,工人的“技术革命”虽然受到高度重视,技术设计领域也实行“三结合”的方式,但在现实层面,技术发明与革新的主体仍是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和工程师。

   到了“文革”时期,将工人定位为技术发明与革新的主体被提到了事关社会主义前途和政治信念的战略高度。与之相适应,当时的教育革命除了继续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之外,在高等教育方面最大的变化就是“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理工科大学要走上海机床厂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才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4]

   关于上海机床厂培养工程技术人才的道路,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才的道路》(“七·二一调查报告”)一文。文章说:“(文化大革命之后)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关系变了。过去,这个厂的几个走资派和反动‘权威’曾提出所谓‘一对一’(即一个工人为一个技术人员服务),他们的所谓‘结合’是‘工程师动嘴,工人动手’,‘工程师出主意,工人照着干’,还是多少年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那一套。他们还制造了‘工人和技术人员必须互相制约’、‘造成对立面’的反动理论,建立了管、卡、压工人的一套规章制度。一本《生产工人手册》,就规定了一百七十多条,要工人背熟牢记,条条照办。凡此种种,进一步加深了工人和技术人员之间的鸿沟。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厂实行了工人、革命技术人员、革命干部的‘三结合’,普通的工人参加了设计,技术人员也在第一线参加了实际操作,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双方的关系有很大改善。”

   “七·二一调查报告”中所提到由工人群众、技术专家和党委领导组成的“三结合”技术革新形式来自于1960年代初期的“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文革”后期许多关于工厂技术革新的文学作品反映了这一技术攻关形式“结合”外表之下的内在紧张,即技术革新主要依靠技术专家还是“群众运动”[5]?

   段瑞夏的《这不是偶然的》[6],写新声无线电厂技术组组长陆群、攻关小组组长梁国树、机器设计专家马家骅所组成的“三结合”技术组,一起设计电视机的故事。“青年艺徒”梁国树是从“局办七·二一电子工业大学”毕业的“工人大学生”。马家骅是一个不关心无产阶级政治、名利思想严重的“技术专家”,他“是文化革命前夕进厂的一个无线电系大学生,文化革命中,正当广大工人群众奋起大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热火朝天抓革命促生产的时候,他却百事不问,一心背外文单词,翻国外技术资料”。马家骅对梁国树的设计方式非常不满:“技术可是硬碰硬的!小梁也不过才读了两年七·二一大学”;他埋怨“三结合”攻关小组不懂无线电理论,“七嘴八舌、七改八改”,“我可不愿再这样搞下去了,得增加技术力量”。而陆群则是一个夹在梁国树与马家骅之间的摇摆人物,总体上他更倾向于多用技术尖子,不用“七·二一”大学生,不搞“群众运动”式的“三结合”技术小组;他说:“设计,不是表演大合唱,而是小提琴独奏。”

   由此,“工人大学生”梁国树就与技术专家马家骅、技术组长陆群在设计路线上发生冲突。梁国树认为后者“没有充分听取工人群众意见,只相信洋本本”,导致设计问题不断,因此他决定推翻马家骅“关门搞设计”的旧方法,走进车间,依靠工人群众的智慧集体攻关,因为“最厚实的土地就是广大工人群众”。梁国树的设计经过一系列曲折终于测试成功。小说借梁国树之口总结道:“有人说,技术是硬碰硬的。我看,一个人的思想更是硬碰硬的,如果我们的思想偏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那么机器的线路也会接错头,硬碰硬的技术问题也会看不清楚。”

   小说《风轮飞转》[7]同样是写“设计”问题上的矛盾。“立新工业设计革命委员会”“三结合”设计小组组长汪意发(“文革”前的大学生)只相信“科学”,他要在设计院中设计风力机;而红卫兵出身的潘高峰则相信“群众”,反对将工农排斥在设计之外,主张“开门设计”,批判“照搬洋设计”。他认为过去设计工作“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统天下,变成了少数人的专利品”。《大海捞针》[8]中新光农药厂厂党委委员兼“三结合”研制组成员的靳达梁则对不相信群众的农药专家邝中扬说:“过去你把科学技术看作个人的资本,不相信工人群众的创造;今天你仍然以为科学技术只能为少数人所掌握,不相信广大群众是科学技术的主人,这在本质是完全一样的。”他认为:“科学技术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再也不能只被少数人掌握了。”新农药的试制过程中,靳达梁依靠群众,大干快上,取得成功;而对新农药最终研制成功贡献最大的则是经验丰富的“井冈山老贫农”,而不是工程师邝中扬。《凌云篇》[9]反映即使是大飞机制造这样的“尖端项目”,离开了工人群众的集体智慧,只信任“专家”,也会走到“邪路”上去。《追图》[10]则写造船厂的资产阶级技术权威陈昌谷压制工人群众搞技术革新,他对工人老王师傅搞的焊接工艺革新不予理睬。小说同时还涉及“文革”初期的夺权,即把技术部门的权夺过来,“掺沙子”,依靠工人阶级成立“三结合”的技术小组。“工人阶级是工厂的主人,要占领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潜力》[11]表现工人是技术革新的主体,不是劳动的工具,反对延长劳动时间剥削工人[12]。

   除了小说外,具有相似情节模式的还有电影《青春似火》与《创业》。《青春似火》[13]描写江南钢铁公司轧钢厂以梁东霞为首的青年工人革新小组及其支持者冶金局党委书记与设计室主任及其支持者革委会主任之间,围绕自动化设计所发生的冲突。《创业》[14]的情节与之相似,但其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让人过目难忘,影片着力呈现的石油领域中那种顽强奋斗、自强不息的“创业”精神,展现了共和国的脊梁们为新中国的发展、崛起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在这两部影片中,从旧中国走过来的科技专家都处于一种尴尬的位置,他们或成为青年工人革新小组的副手,或因坚持“错误”设计主张而在工人的革新成果前受到教育,《创业》中的钻井队队长周挺杉以毛主席的“两论”(《矛盾论》、《实践论》)为指导钻井、找石油,最终获得重大发现,而纠缠于“海相”、“陆相”理论的总地质师章易之则在现实面前不断碰壁。

   可以看出,不论是“七·二一调查报告”还是以上小说,其行文都是辩论性的,它们急于证明:技术发明与革新的主体是有劳动经验的工人群众,而不是脱离实际的技术“专家”。

  

二 技术发明的专业化与资本化


   众所周知,产业革命阶段是各种科技发明大量涌现的时期,蒸汽机、火车、汽车、电灯、电话等众多发明改变了世界面貌,其影响延续至今。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是,这些技术发明的主体是哪些人?其实不难发现,那些发明者大多是具有生产实践经验的工人。而同样重要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工业革命以后的各种技术发明的主体不再是这些工人了呢?这涉及到近代科学从产生到现代转变的历史脉络,其中的关键点是,19世纪中后期以后,在知识与劳动之间开始出现一个专业化的中间阶层,科学的资本化及专业技术人才和工程师的出现改变了此前技术发明的方式。

   在16世纪以前,不论中国还是西方,绝大多数的技术发明与革新都是由直接参与生产劳动的奴隶、农民、手工艺人、工匠等完成的,这一阶段的技术发明主要依靠的是实践经验,科学知识的作用微乎其微;这时的“知识”掌握在哲学家、官方学者、神职人员的手里,而他们是与劳动实践相脱离的。然而从16世纪到18世纪中期,科学知识的持有者通过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科学知识的发展并产生了近代科学。从1750年工业革命开始到19世纪中期,这段时间,参与生产过程的工人将他们的实践经验与他们获得的普及性的科学知识结合起来,其结果是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的不断涌现,这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说后两个时期,手与脑、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既产生了近代科学,又发展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

   但是1850年之后,专业技术人才和工程师出现,他们将科技知识和生产实践结合于自身,这意味着技术发明的任务落到了他们这一中间阶层身上。现代技术人才和工程师的起源是经济发展和国家整体实力的要求,尤其是资本家因抵制工人罢工或预防工人短缺而对新机器和新发明的迫切需要。这些因素促使现代技术人才和工程师出现并形成一个知识-资本和实践-劳动之间的中间阶层,但他们——如马克思所说——从一开始就是资本化的,他们和科学技术一道,成为一种资本的手段、致富的途径、一种资本化的形式而同工人的劳动相对立。

现代意义上的工程师的先驱是土木工程师。土木工程师之父约翰·斯米顿于1771年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工程师社团——土木工程师社团。1856年德国工程师协会成立。工程师社团组织的目标是“希望工程师成为一个被社会所承认的新职业,而且这个职业的从业人员应当具备特殊的专业知识,从而区别于手工业者,又不同于企业家”[15]。同时,国家(主要是欧陆国家和北美)开始主导对技术人才和工程师的专业培养;这些新型的专业技术人才和工程师一方面在学校学习理论知识的具体应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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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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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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