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敏:近代儒商传统及其当代意义——以张謇和经元善为中心的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7 次 更新时间:2018-04-12 13:43:10

马敏 (进入专栏)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曾提出一个著名论断:西方新教伦理是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动力,而东方儒家伦理则是资本主义生长的障碍。这一论断曾深刻影响了韦伯同时代及其后的西方汉学研究与东亚史研究。

  

   但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因日本及东亚“四小龙”所创造的东亚经济奇迹,学术界开始对韦伯关于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论断不断提出质疑,对明清之际儒家伦理对中国商业道德的影响做了新的论述,揭示了一种与以往完全不同的以儒家伦理为内核的新兴商人精神——明清儒商传统。

  

   本文拟在先前学者讨论的基础上,结合近代儒商群体的兴起,论述儒商传统在中国近代的发展及其对当今商业道德文化建设的意义。

  

   一、近代儒商群体的形成

  

   明清之际,随着士与商的合流,中国社会业已形成了融经商与业儒为一体,亦商亦儒的“儒商”。他们可以是已博得功名的儒生,但更多的则是没有功名的普通商人。其共同的行为方式特征则是对儒学有着浓厚、持久的兴趣,“虽为贾者,咸近士风”。他们往往商名儒行,身在沽肆中,志在阿堵外,并不过分看重钱财,而更看重自身的名节与修养,“有大志,不局局锥利间,治贾不暇给,而恂恂如儒生”。

  

   进入近代,在“千古变局”时代条件推动之下,中国儒商的人数有所扩大,并最终形成以张謇、经元善等人为代表的近代儒商群体。促成近代儒商群体形成的时代和社会条件主要有二:

  

   首先是因“西学东渐”、社会变迁所引发的“重商思潮”的兴起。以“商战”为核心观念的重商思潮,不仅强调必须仿效列强“以商立国”、“以商强国”,走重商救国之路,而且强调必须尊商、敬商,对传统的重农抑商、崇士轻商的社会观念和风气形成强烈挑战,有人甚至认为“振兴中国首在商民”,“故商人者,实立国之要素也”。“今之世界,商之世界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商人的社会地位日益提升,经商成为业儒之外的另一项重要的社会职业选择,“我们经商的人,生在这西历一千九百余年,叫什么二十世纪实业竞争的时代,也真尊贵得很了……天下最有活泼的精神,最有发达的能力,能够做人类的总机关,除了商,别的再也没有这种价值。”

  

   其次,随着商人社会地位的提升,明清以来的儒与商、士与商、绅与商对流交融的趋势更加明显,一个与过渡时代相适应的过渡性社会阶层——绅商阶层应运而生。所谓绅商,系既有功名职衔又从事工商实业活动的商人。他们集社会政治地位与雄厚财力于一身,逐渐取代传统绅士阶层,成为晚清至民国初年大、中城市乃至部分乡镇中最有权势、最为活跃的社会阶层。据估算,晚清绅商的人数在5万人左右,约相当于绅士阶层人数的3.3%。

  

   尽管在许多场合,儒商与绅商的身份难以区分,但严格说来,儒商并不完全等同于绅商,而只是绅商中由士入商的部分人以及商人中对儒学有浓厚兴趣,自觉按照儒家伦理来约束自己经商行为的人。他们的共同特征则是“言商仍向儒”,“商”、“儒”不分家。其中,尤以张謇和经元善最具有代表性。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蔷菴,江苏南通人,清末状元,著名实业家,民国初年曾担任政府实业总长、农商总长。张謇之投身实业,始于他文章“大魁天下”,获得状元称号的第二年,即1896年。是年正月,张之洞奏派张謇和陆润庠、丁立瀛分别在通州、苏州、镇江设立商务局,推动当地实业的兴办。三人中,除丁立瀛在镇江无所作为外,张、陆两位长江南北的“文章魁首”则各有建树。张謇在通州创设大生纱厂,陆润庠在苏州创设苏纶纱厂和苏经丝厂。

  

   自此,张謇以“状元”身份办实业,一发而不可收,先后创办了各类大小企业约30余家,所涉及的行业包括纺纱、面粉、榨油、轮船、肥皂、瓷业、电灯、垦牧、盐业、渔业、水利、地产等广泛领域,成为清末民初享有盛誉的“实业领袖”。《海关关册》中推崇他:“起家寒素,以第一人大魁天下,授职修撰,笃念桑梓,自以振兴实业为己任,于是制造各事次第举办,无不赖其维持,人皆称道不置。推张殿撰之意,凡由外洋运来各种货物,均应由中国自行创办,惟一己之力有限,须集众力以图之。在张殿撰声望夙著,人皆钦仰,一时富户,咸愿出资,推为领袖,与其遇事决断,不致有掣肘。”

  

   张謇是一个具有多重身份和多重性格的过渡性复杂历史人物。他既是官,又是绅;既是士,又是商;既是实业家,又是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既奉儒家为正宗,又兼修佛学(尤其在晚年)。我们可以认为张謇是绅商(他有修撰的职衔),是士商(他有状元的功名),但对于他而言,最为贴切、最为他自己所认可的称谓可能还是“言商仍向儒”的“儒商”。

  

   张謇曾将他以状元身份办企业的根本动机归结为,力矫宋儒只说不做的积弊,“做一点成绩,替书生争气”。“既念书生为世轻久矣,病在空言,在负气,故世轻书生,书生亦轻世。今求国之强,当先教育,先养成能办适当教育之人才,而秉政者既暗敝不足与谋,拥资者又乖隔不能与合。然故不能与政府隔,不能不与拥资者谋,纳约自牖,责在我辈,屈己小人之谓何?”张謇的这段话,虽然比较晦涩难懂,但却委婉地道出了他作为“商人中的书生”,不得不与官方和商人为伍的痛苦、矛盾心态。这种士子与商人、取义与言利、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心态,可以说伴随了张謇的一生,“謇含垢忍尤,遭闽受侮,千磨百折,以成此区区工商之事者,其危苦独心喻之,固不能尽其百一也”。张謇曾以“释愁”一诗总结自己的一生:“生已愁到死,既死愁不休”。这深广的“愁”中,是否也包含了他作为近代儒商群体一员那种挥之不去的矛盾、纠结心态呢?

  

   与张謇同时代的经元善则是另一个尚不为人们熟知的近代儒商典范人物。

  

   经元善(1841—1903),原名高泉,字莲珊(后亦作莲山),号居易子、居易居士,晚年号剡溪聋叟,原籍浙江上虞。经家世代“以耕读生,潜德不耀”,至经元善的父亲经纬(字庆桂,号芳洲),才因家贫而于1818年“弃儒之沪”学商,后“白手致富数十万金”,开设仁元钱庄、茶栈、沙船行等,并任上海钱业公所首董。元善自幼随父或在上海或在老家读书。1857年,时年17岁的经元善奉父命停学赴沪,从父学贾,正式踏入商界,继承父业,接手“仁元钱庄”等家族产业的经营。其间,还于1864年由清廷赐给花翎候补道衔,成为一名“绅商”。

  

   与张謇的由士入商不同,经元善走的是另一条由商而士的道路,但在援儒入商,亦士亦商上,却又与张謇完全相同,同属士人型的绅商,即“儒商”。而在大力推行社会慈善事业方面,经元善甚至还有超越张謇之处,堪称近代商人中最负盛名的社会慈善家之一。

  

   经元善将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社会关怀发挥到极致,开展了规模巨大的义振救灾活动。他以其主持的上海协振公所为中心,以在各地设立的约130余家筹振公所和振捐代收处为外围,形成了一个从上海辐射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义振组织网络,包括江、浙、闽、粤、桂、云、贵、皖、赣、湘、鄂、蜀、鲁、辽、晋、豫、京、津、香港、“台湾”及国外的仰光、新加坡、槟榔屿、东京、横滨、神户、长崎、伦敦、华盛顿、柏林等地。作为上海绅商义赈活动的实际领袖人物,从1878年到1893年,经元善先后参与组织和亲自办理过豫、晋、秦、皖、苏、浙、鲁、奉天、顺直等几次重大的义赈活动,先后“募款达数百万,传旨嘉奖者十有一次”。1883年《申报》对经元善等人的善举做出了很高的评价,说:“上海诸善士自六七年前筹办山东旱赈,款巨时长,在事之人无不悉心竭力,所集之款涓滴归公。遂觉自有赈务以来,法良意美,当以此次为第一善举……又自有赈务以来第一艰巨之任矣。”

  

   经元善这种仗义疏财,乐善好施,“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商品格得到世人的高度认可。他辞世后,康有为曾作“经元善画像赞”,极力推崇其人品,“其暖暖姝姝为仁如春之明也,其鼎鼎宇宇为义如秋之清也,终身博施孜孜为善不近名而反近刑也,呜呼天乎!”蔡元培对其言行一致、与人为善的人品也有很高的评价:“君生平得力尤在阳明氏知行合一之旨,故见义勇为,不受牵帅。吾国圣人孔子,以言顾行行顾言为君子,希腊圣人苏格拉底,亦言智德同点。东海西海心同理同,……如君者,庶足语于是矣。……君及今尚孜孜为善,不知老之将至,他日所历,必更有足以证吾言者。”

  

   近代商人中,类似于张謇和经元善的儒商还有相当一批人,形成了一个自觉以传统儒家伦理指导自己经商营工行为的商人群体。如近代著名实业家荣德生也是十分重视在企业经营中贯彻儒家伦理思想,将“正心修身”视为守业、创业的根本,提出:“古之圣贤,其言行不外《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正心修身,终至国治而天下平。吾辈办事业,亦犹是也,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则虽有王阳明,亦何补哉!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著名银行家陈光甫基本上是采西式方法来管理银行,但也同时强调儒家伦理的作用,特地购买儒家典籍分送上海银行职工,要求大家“公暇时间时时浏览,若能摘取书中片断,身体力行,一生亦受用不尽。”愈到晚年,陈氏愈是注意用儒家伦理来维系企业内部的团结,更多地体现出儒商精神。他强调:“近来佥观世故,愈了解古人日常道德之训,永远是真。盖道德非他,乃维持团体合作之必要条件。忠、诚、廉、让四字,余觉其特与商业团体有关。”

  

   著名的棉纺业企业家穆藕初虽以引进和推行泰勒的《科学管理法》而著称,但仍念念不忘以借用儒家伦理来培育中国的企业家精神。他强调要唤起中国商人的“天职”观念,并认为这种“天职”观念不复远求,在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中就有。他说:“此‘天职’二字并非新名词,即孟子所谓‘古之人修其天爵者’是。人不论托业何途,对于所立地位,皆有发达其业务之天职,必如是方可以无愧乎为职业家。”具体到工商企业家的天职,就是要恢复华商固有的商业道德,并融入现代企业之中,“重信用、集资财、使学术、绞脑汁、奋精神,以奔赴实业救时之一主义,则国内实业之发展可立待也。”

  

   可见,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商潮东渐”的转型期中,在利欲熏心、金钱万能的浑浊世风之下,仍有一批商人在坚守自己道德的底线,力图将传统儒家伦理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相融合,培育出适合于中国的商业道德与企业精神。一定意义上,这也可视作近代儒商群体性的精神追求和自我型塑。

  

   二、近代儒商的伦理价值观

  

与近代过渡性社会的特性相符,近代儒商的伦理价值观念亦呈现出新旧杂陈、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性特点。它上承明清儒商传统之遗绪,下开中国现代企业精神之先河,是二者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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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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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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