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绍璗:战后六十年日本人的中国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789 次 更新时间:2008-07-11 11:59

进入专题: 日本  

严绍璗  

时间:2004年10月31日

地点:北京大学四教213室

主讲:严绍璗

提示:

中日关系问题历来备受瞩目。谈论战后六十年日本人的中国观,似乎有些敏感,却会对认清中日关系有实质的帮助。从日本战败到文革开端,日本人对中国掺杂原罪意识、反省意识、谢恩意识和追求的意识。文革时期,日本国内支持“文革”和反对“文革”的各持依据。文革后,日本产生“变异的中国观”,皇国观念、“亚洲解放论”、“文化优越论”盛嚣尘上。但只要中国国民能把丰厚的“爱国正义感”,适时推进到“正义理性”的层面,就定能在与各种极端主义思潮的搏斗中,创造中日两国共同需要的和平文明的生存环境。

各位同学:

大家好!(掌声)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战后六十年日本人的中国观》。这个题目具有很大的尖锐性。

从文明史的立场上说,中国与作为自己近邻的日本已经具有了2000年以上的生存联系。日本从亚洲大陆文明特别是从中华文明中获得过滋养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极大养料。作为“东亚文明圈”的一个重要成员,日本自身的存在与发展,也为中华文明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现在的问题是,日本的近代文明进程的历史,在将近一个世纪中,是与侵略和掠夺它的邻国同步的。虽然从20世纪的中期以来,这种“近代性疯狂”已经得到了沉重的打击和遏止,但是,统治日本的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时时以“国家主义”和“皇国主义”挑战人类文明的进步,造成东亚文化圈内各国,当然包括中国在内,与日本的关系在许多层面上险象环生,甚至冰天雪地。但是,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和未来又昭示我们,创造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良性互动,拓展中日两国国民的相互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推进合作,在合作中建立友好,这无论是对于世界还是对于东亚,都是完全必要的。

我本人正是基于这样的基本立场,从“跨文化研究”的视角一直关注着当代日本社会文化思潮状态,特别关注其中的“中国观念”的状态。各位要知道,由于中国和日本的漫长的历史关系和复杂的利益关系,从古代到现在,日本在处理它自身在政治层面到文化层面的诸多问题时,始终有一个如何处置与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这关系到日本自身的命运。我想与大家讨论的正是这个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即日本战败以来,正好满了六十年,一个“甲子”周期。在这样一个大周期中,日本人是怎么看待中国的呢?我今天只是站在一个文化研究者的立场上谈论我个人所能接触到的日本,我所体验到、观察到的日本,当然也有我在文献上所读到的日本,从中归纳出来日本人对于中国的观念。这个观念只是作为各位自身对于这个历史时代“日本人是如何看待中国的”这样一个宏大题目的参考,或者作为各位自身思考的思维材料,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由于特殊的原因,我个人对日本的接触很多,从1974年到现在,我访问过日本大约有37或38次,我在日本的文部省的研究机构中担任过2年的学术专家,在日本的一些大学中担任过客座教授,对他们的财政预决算、教师的职称提升、学术规划等也都投过票,前后加起来大概有近7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我研究东亚文化和文学的关系,就逐渐形成了我对“日本人的中国观”的一些材料积累和由此构建的若干概念和判断。

对于战后日本的中国观念,我以为大致可以分成三个时代加以考察:第一个时代是从日本战败到文化大革命,也就是大概从1945年到1966年这20年左右;第二个时代是文化大革命的10年;从文革之后,也就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到现在,是第三个时代。每个时代又可以分出很多阶段来,我想向各位介绍的是我所体验到和观察到的这三个时代中日本社会占主流地位的中国观。日本社会像其他社会一样,是立体的,多层面的,每一个日本人都可以有一种对中国的看法,我想讲的是这些时期中主流层面上的那些中国观念。

第一个时代从1945年到1966年这二十年间,日本社会中所表现的“反省的和原罪的中国观念”相当强烈。这主要表现为这个民族中以知识分子主流为代表的社会群体对于战争中罪恶的反省和追究。我们知道一种观念的形成是取决于很多种社会因素的,按照比较文化的说法,它拥有比较复杂的“文化语境”。就“日本的中国观”来说,它首先取决于日本国内自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态,取决于日本在东亚地区的生存地位,即它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与中国的关系,也取决于日本在整个世界上的地位和关系,当然也取决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关系。所以它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多层面的“语境状态”。

在战后的最初20年间,日本知识界主流为什么会形成原罪的和反省的中国观呢?

第一个原因是日本发动了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地区的侵略战争。这场战争是以日本的溃败而告终的。战争对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其惨重的后果,同时对日本国土和国民本身也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这个民族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已经面临着崩溃和灭亡的边界了。我这里有一个数字可以说明,1946年日本的经济情况是:全国有119个城市几乎已经被夷为废墟了。所谓夷为废墟就是说盟军的美国军队从1943年开始对日本国土进行持续的轰炸,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的时候,有119个城市几乎已经被夷为废墟了。比如像我生活过的名古屋市和仙台市。当时除了火车站附近以外,整个城市都已经被夷为平地了。1946年日本的钢产量为80万吨,相当于1941年的15%;煤产量是6330万吨,相当于1941年的21%;石油的库存量为494万桶,是1941年的10%。全国当时除了空气是可以自由供给的以外,完全实行了配给制度,每天每个日本人的粮食为290克,其中40%为豆类。他们生存在这样一个已经完全破败的环境之中。这时候从1945年底开始到1946年,日本在海外的即在中国的、东南亚的溃败的军队,有360万人正在返回国内,随军家属也有350万人,而国内有400万人曾经从事军事工业生产,现在全部被停止了,他们被抛掷到社会上。日本本土当时尚有驻守的军队和警察250万人也被盟军解散,总加起来大约有1800万人左右立时变得无家可归。30年代的日本有将近6000万人,减去战争中死掉的一部分人,这时候共有大约5300万人,其中有1800万人流浪在这样一块狭小的土地上。当时他们的条件极为困难,大学教授在马路上捡拾垃圾,大学生们在美国军营的边上捡美国人吃剩的罐头,然后用几十个罐头刮出里面的残羹,放上水在火上煮,半罐头的杂物要吃上几天。公园里到处挂着醒目的标语:“禁止自杀”。因为遍地都是没有办法活下去的人。正是在这样一种民族遭到严重摧残的情况之下,一部分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日本人开始诅咒战争,开始意识到自己身负着一种历史的罪恶,开始进入到反省的层面上来了。

第二原因是,在自己民族陷入如此溃败状态中的时候,原先在战争时期流亡在国外的反战的民主人士开始回聚到本土上来。我们知道日本在逐步军国主义化时,在它的法西斯主义专政日益严重和残酷的过程中,一部分反战的民主人士被投入了监狱,一部分人就流亡到了世界各地,其中有相当部分到了中国,比如说以野坂参三为首的民主人士就生活在我们的解放区。战争结束后,流亡国外的民主人士开始回国,而囚禁在国内保住性命的那些民主人士也得以释放。日本是亚洲地区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在中国获得马克思主义之前,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即明治时代后期和大正年间,马克思主义开始在日本传播。今天我们汉语词汇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等的概念和范畴,也是从日本语的汉字组合中引入的。像毛泽东主席多次讲到的河上肇这样著名的经济学家在京都大学这样著名的大学中,开设了“《资本论》讲座”。剧作家坂本胜还把《资本论》编成了戏剧,有17幕。虽然这是一个非常理性化的戏剧,没有多少人能看懂,但是能够把《资本论》这样一部揭示资本主义生存与运作原理的巨著做成戏剧,在舞台上演。我们就足以知道,那个时候的日本曾经有过一段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时代。日本也是亚洲最早成立共产党的国家,后来随着军国主义的发展和国家政权日益法西斯化,共产党分裂了。一部分人叛变了,一部分人流亡海外,一部分人入狱了。这个时候,流亡在国外的人士和出狱的民主人士结合起来,推动了日本国内的反省思潮。

第三原因是,从1947年起,激进的民主人士开始在日本社会上重新介绍许多社会革命的著作,造成社会革新的舆论。我现在拿到的是1952年日本出版的《国民文库》,总共有114种著作,其中马克思的著作翻译了7种,恩格斯的著作翻译了8种,马恩合著的著作翻译了5种,列宁的著作翻译了22种,斯大林的著作翻译了15种,毛泽东的著作翻译了9种,刘少奇的著作翻译了2种,此外还有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胡乔木、胡华等等的著作加起来一共71种,占114种著作中的62%。马克思主义系统的著作在五十年代初期,作为《国民文库》,被强有力的社会激进派所推进,对他们的国民思想产生了相当的影响。除了这些理论著作以外,当时社会上开始流行起中国的“人民文艺”。何谓中国的“人民文艺”呢?按照1959年12月日本出版的《现代中国学》词典的解释,所谓“人民文艺”指的是现代抗日战争中,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成长起来的人民文学。到1956年为止,日本翻译出版的中国的人民文艺,比如说有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冯雪峰的《回忆鲁迅》、老舍的《四世同堂》、叶圣陶的《芳儿的礼物》、柳青的《铜墙铁壁》、孔厥和袁静的《抗日自卫队》、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等等。还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白求恩大夫》、《八路军》、《东洋鬼军败亡记》(此即马烽的《吕梁英雄传》)、《新中国短篇小说选》、《中国解放区诗集》等等。(关于人民文艺在日本的传播,详细的你们可以读我和王晓平先生写的《中国文学在日本》这本书)。这样一些强有力的社会科学著作和人民文艺在日本流行,使日本国民获得了一种新的精神和思想,促进了他们观念的变化。我的老师竹内实先生是当代日本著名的中国学家、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他告诉我说,他“1949年我从京都大学毕业,从这些著作中看到了中国的另一面看到了光明的中国,受到很大的鼓舞。”1952年的五一劳动节,上万青年学生和爱国者在东京的皇宫广场前示威,要求日本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示威的群众向警察扔了汽油瓶、燃烧弹等。这就是当时震动世界的“May Day 事件”。竹内说:“我参加了游行,看见了当时的现实,加上我从‘人民文艺’中得到的启示。游行回来,我参加了日本共产党。”他自己也开始从事中国人民文艺的翻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第四原因是,促使日本人形成原罪心理的还有中国政府在战后采取的对日本的三项重大政策。虽然现在我国国民中间对当时采取的这些政策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在当时,从远东发展的历史来看,这三项政策是具有伟大的战略性意义的,是高瞻远瞩的。这三项政策是:第一,中国作为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侵略最大的受害者,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后,中国政府没有向日本派出军队,没有参与占领日本,因而也就没有出现像东西德国和南北朝鲜的局面,从而保持了日本国家的领土完整;第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的重大战犯实行了惩罚和教育相结合。日本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核心成员,他们都是罪恶累累,其中罪行特别巨大的必须判处死刑。我国政府在远东军事法庭和国内军事法庭上都是遵守这样一个基本原则的。在我国军事法庭上,对其中大部分成员放下屠刀之后,只要表示悔改之心,也坚持以教育为重的原则。1956年6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法庭对17名战争罪犯依罪量刑,同年6月21日,又宣布对335名日本战争罪犯认定罪行,然后就宣布,中国政府本着最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对346名日本战犯予以特赦,遣返回国。这个举动在东亚地区和整个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我们今天来看,可能很多人会对这样一个处置提出各种各样的异议。但对当时促进日本的反省和原罪是起了相当的积极作用的。这样一些旧军人在回国以后,其中有不少人开始忏悔自己的战争罪行。我今天带来一本书,叫做《天皇的军队》。《天皇的军队》是当时中国政府特赦的原日本第59师团长藤田茂中将的口述史。藤田茂是一个战争罪犯,被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法庭判处18年徒刑,后来以特赦的方式遣返回国。他回国以后,组织“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提出“揭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是日中友好运动的起点”。他自己向记者熊泽京次郎讲述了他所指挥的第59军团在中国土地上所犯下的各种各样的罪行。书里面详细记录了他的部队是如何虐杀中国民众的,同时也表达了他的忏悔之情。熊泽京次郎以《天皇的军队》为名,向世界揭示了“天皇军队”的真面目。1975年9月他组织了“日本旧军人访华团”访问中国,周恩来总理在重病中接见了这些日本旧军人。9月30日,他们还访问了北京大学。同时被特赦的还有一名叫远藤三郎的日本陆军中将,他在1956年被释放后同年底就申请访问中国,毛泽东主席接见了他,他把一把日本军刀亲手交给了毛主席,表示日本军人从此永远不再和中国打仗了。毛主席在接受了他的军刀以后,送了他一幅齐白石先生的画,上面有毛主席的亲笔题词“承远藤三郎先生惠赠珍物,无以为答,谨以齐白石画一幅为赠”。远藤三郎回国后于当年写了一本书,叫做《旧军人所见之中共——新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的实际状况》。1972年远藤三郎再一次以“日中友好旧军人之会”会长的身份访问中国,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他回去又写了一本书,叫做《日中十五年战争和我》,里面讲了他是怎么样作为一个将军级的人物参与了十五年的侵华战争的,反省他本人和他的军队在对华战争中的罪恶。这无疑是具有重大积极意义的。第三个政策,也就是现在争论最多的,那就是中国政府从中日两国最深远的战略意义考虑,从未来远东发展的最长远战略着笔,正式表示放弃政府间的战争赔款。根据远东军事法庭的计算,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日本对中国的15年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1000亿美元左右,间接的经济损失在3000亿到5000亿美元左右。两两相加将近五六千亿美元。1946年日本的外汇结算只剩下20亿美元,以它库存的20亿美元,要向中国赔偿6000亿美元,假如说以每年赔偿10亿美元来计算,需要600年才能基本偿清对中国的债务。按照这个计算办法,日本这个国家五年之内在经济上就会解体。中国政府从整个东亚地区的战略考虑,在确保日本民族生存的条件之下,宣布放弃了战争赔款。这件事情在今天引起了很多的议论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在当时,如果站在远东的战略位置上考虑,我想这些战略家们所做出的行动是具有深远的爱国主义战略意义的。这些战略意义的支点在哪儿呢?凭我粗浅的体验,我认为这是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处置德国的历史教训,就远东格局乃至整个世界格局来说,保持日本这个国家的生存条件和保持其民族的完整性,对稳定东亚长久的和平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一意义在60年间世界格局的巨大运动之间已经表现出来了。

我想正是由于上述这样的复杂的多层面原因,促成了日本在战后20年原罪和反省的中国观念。那么这种原罪和反省的中国观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我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种是他们的原罪意识,他们承认自己是有罪恶的;一种是谢恩意识,感谢中国保存了他们的民族;还有一种是追求的意识,即以新中国为日本未来的榜样。这三种意识是互相融合在一起。

上面说到的竹内实教授在1953年随日本轮船“黑潮丸”护送在日本殉难的中国工人的衣物回国,担任随船翻译。在天津大沽码头,中国廖承志先生讲话,竹内实先生涕泪满面,无法翻译。当时的中国,对日本的这一代人来说,既是沉重的,又是炙热的。它是新生、和平、人道的象征,是神圣的形象!毛泽东主席在1960年亲切地会见了竹内实先生。我还有一位老朋友现在是早稻田大学的教授,她在五十年代中期第一次历尽千重万难从香港取道来到中国。她告诉我说,在当时日记上她写道:“啊,这是自由的国度,神圣的国度!我实现了我的目标——到中国去!我要实现我的追求——创造一个如中国这般自由幸福的日本!”这是她当时写的日记,我们在今天作为一个中国人读起来还是很感动。

反省中的日本知识分子,表现了可贵的觉醒,著名的实藤惠秀先生在1960年把当年从中国强行取走的文献书籍归还了中国。他自己写道:“日本侵略军以查禁‘危险文书’为借口,从中国沦陷区各大学抢走大批图书杂志,运回日本……我以整理为名,接受了一些资料。今日细想起来,真是无法无天的罪行啊!” 实藤先生以实际行动表示自己的真诚忏悔反省之心。他于1960年访问中国,他说“我把自己从中国用不正当手段拿走的40余册图书送还中国。中国方面由对外文化协会贵长楚图南先生接受。当时,我全身出了冷汗。”(请见实藤惠秀《日本中国留学生史》)。

这是一个伟大的举动,它向中日两国的国民,也是向世界显示了怀抱有正义感的日本知识分子的真诚忏悔的良心。

这样的情况表示在战后的最初20年间,两国国民的心灵正在逐渐沟通,日本民族中具有良心觉悟的社会阶层正与中国人民一起努力推进中日友好,在当时美苏对立的险峻的“冷战”格局中,创造了东亚的和平,并增进了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当然这并不表示在日本国内就没有战争的残余势力了,只是当时在强大的民主民族运动下,这种战争残余势力被压抑下去了,而没有被显现出来。所以虽然当时政府之间并没有多么友好,可是民间友好的渠道却是越来越宽阔了。1972年中日之间建立正常邦交的时候,周恩来总理说道:“这基本上是由于两国在民间的友好运动而推动和获得的。”

第二个时代,从1966年开始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个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社会运动,而且对于世界民主运动所产生的影响和随之而带来的打击是无可比拟的。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和这么多人口经历了这样整整十年的运动开始改变了日本人对中国的一些基本的看法。在这样一场文化运动中,日本人知识界主流的反省和原罪的中国观逐渐开始分裂。我把这一时期的观念称为“文革的中国观”。文化革命对日本社会的冲击是非常大的,由前20年间中日民间友好运动造成的巨大惯性迫使日本知识界对中国的文化革命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评价。今天假如我们做一个形而上的分析,也就是做一个绝对性的分析,无非就是两种人。一种人赞成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一种人反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按照我们通常的逻辑认为,赞成文化大革命的观点是错误的,而不赞成的那种人很可能是深谋远虑的,或者思想境界是很高的。而实际情况则是非常复杂的。

依据我的观察和体验,赞成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人主要是三个层面的。第一个层面的人是在理论上信仰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是充满了信仰的。注意我说的不是一般的友好而是一种信仰,是一种“中国信仰”。这样一些知识分子在年轻的时代就是在日本以及世界其他地区从事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并且曾经为马克思主义理想在国内和国外坚持过抗争或进行过斗争。但是他们没有在日本实现马克思主义,却在中国看见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的诞生,所以他们认为中国就是马克思主义成功的实例,所以就幻化成认为中国的一切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表现。然而他们没能了解中国历史的复杂性,也没有能够了解中国革命进程的复杂性。他们向往中国的道路却没有能够完全理解中国的道路。我所尊敬的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教授,他是日本杰出的历史学家,他的一生是极其伟大的,他刚刚去世不久。在钓鱼岛问题上,他是第一站出来公开主张“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直到前年去世始终坚持认为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他经常收到子弹、刺刀这样一些东西,但他还是坚持认为钓鱼岛是中国的。我觉得他太了不起了,他年青时代就追随马克思主义,他把新中国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象征。所以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欢欣鼓舞,他认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运动是为了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是在亚洲地区最重大的示范。他这样的人我想是抱着一种真诚的、善良的心的。我国周恩来总理曾经先后14次接见过他。他们对于中国的执着,有时候就妨碍了他们更加深刻地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他们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日本受到很多的谴责,我真的为他们很难过。

第二个层面是有不少日本知识分子相信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从自己生存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产生的思想情绪。例如很多日本人对自己生存的现实和日本的教育制度不满。他们从自己的状况出发从中国的革命中看到了很多新鲜的因素。我认识的一位非常有名的日本老先生,在1974年的时候他对我说:“我听说你们的教育革命很有意思。你们把学生全部集中在学校里,每天晚上11点要熄灯睡觉,每天早上6点钟起来跑步。多么健康的年轻一代呀!而我们的学生晚上不睡觉,早晨不起来,是烂掉的一代!”他不明白中国的“教育革命”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他从外观上看,觉得这样的训练充满了朝气,是健康的一代。像他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本身,所以觉得中国文化大革命是很有意义和价值的。

第三个层面,我们看到,在日本支持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人中,有一少部分极端的个人集团者,是投机取巧者和谋取私利的集团。在日本人里头有些政治投机分子。他们知道依附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身上会有好处,于是他们就组织各种各样的社团或者莫名其妙的党派发表声明来支持中国文化大革命。比如在我们的《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什么“日本劳动党声明:日本劳动党全党坚决支持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个日本劳动党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劳动党就是六七个人组织起来的,还不如我们的一个“战斗队”。他们发表声明,而我们的《人民日报》也刊登他们的声明。因为当时的中国“领导集团”也需要获得全世界的支持。也是一种政治投机。我们常在报纸上读到日本的一个什么团体声明支持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你仔细去调查一下就会发现它是一个很小的、没有根基的、是利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来造就他们自身力量的投机取巧式的小集团。

当时也有相当的人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而且这种反对在后期是越来越强大的。我想他们也有各种各样的情况。第一种反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是一些执著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或文化人。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尊敬非常喜欢。当他们看到文化大革命是以传统文化为革命的目标,是以打倒文化为幌子的,他们感到非常不理解,而且感到非常反感和愤怒。1974年12月1日,京都大学举行一个学术报告会,报告人是日本研究中国学的巨擘,著名的吉川幸次郎先生。他当时担任日本外务省顾问、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日本艺术院院士、东方学会会长。他报告的题目是《物茂卿与其他日本先哲对中国诸子的研究——日本江户时代的儒法思想斗争》,他以讲述日本江户时代儒法思想斗争为由头,批评中国对于孔子和对于儒学的批判。 他一上台就拿了一本书挥一挥,这本叫做《论语新注》。他说这本书是他做的,已经印了16次3万本了,一次一次重印说明有很多日本人在读它。他说“一个日本人可能不了解中国,可是他读了孔子,读了鲁迅就了解中国了。”我想他对中国充满了激情。然后他把书又挥了挥,把我叫了起来,他说这本书我送给你了。各位要知道这是非常危险的举动。在中国正在进行“批林批孔”的高潮中,一个外国人在公开的场合向一个中国人赠送一本中国要批判的最高的代表《论语》,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啊。当时我有点害怕了,但我还是硬着头皮把这本书收了下来,当天晚上打电话给我们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李连庆先生,他是个非常豁达的人,让我把这本书送到北大图书馆,现在这本《论语新注》还在北大图书馆保存着哩。吉川幸次郎先生在这个讲话里面,嘲笑了中国进行的“批林批孔”。我想吉川幸次郎先生因为执着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由此而对这场“革命”很反感。我以为有相当一批日本学者是这样的。

第二个层面上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持批评态度的是一些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比较了解的学者。他们在自身的生存过程中,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有很多的把握。所以,他们认为这个革命是假借文化而进行的一场政治革命,而在革命进程中间对中国的很多优秀学者和知识分子以政治的罪名进行迫害。比如说竹内实先生,他在报纸上写文章说:“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红卫兵要打倒资产阶级,为什么却要从肉体上消灭像翦伯赞这样一些对中国民族非常忠诚的学者呢?”他说:“我看到各地红卫兵乱纷纷,背后有各种势力的支持,我担心中国会像北洋军阀时代那样分裂吧?”在这种深刻的思考当中,他们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持批评态度。

第三种状态来自对中国的革命精神感到恐惧的日本人。日本长期以来对中国有一种恐惧感,一方面他们觉得自己非常有实力,但另一方面在骨子里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亚洲东部的一个小国。他们觉得一个强大的中国必然会对他们造成威胁。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以非常“革命”的姿态,把自己作为全世界革命圣地表现出来,这些日本人就有一种非常恐惧的感觉。有一位日本先生跟我说,他看见毛主席检阅红卫兵,一卡车、一卡车的红卫兵经过天安门广场,挥动着毛主席的语录,喊着震耳欲聋的口号,感到万分恐惧。他说“假如有一天中国的军队也是这样呼喊着震耳欲聋的口号经过天安门广场,那时候如果你们要灭了日本,只不过是刹那之间的事情。”我告诉他,中国人永远不会做那样的事情,或许只有日本人才这样做和这样想。但他确实有一种非常可怕的心理状态。正因为这样,他们对中国有一种神经质的感觉,是弱小民族的神经质,老觉得强大的中国对他们构成危险,所以对中国总是保持一种不赞成的态度。在文化大革命中间,他们虽然看到的不是中国的经济力量强大,而是政治力量的强大,这种强大的政治形象让他们感到害怕。现在,他们又对强大的经济力量感到害怕了。

第四种反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力量是一些长期敌视中国的日本人。比如“青岚会”,由日本的国会议员们组成。这些人不是因为中国有了文化大革命他们才反对中国,而是因为大革命发生在中国他们才反对,他们对于中国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要非议,加以反对抨击。他们是一批敌视中国的“职业反华”的日本人,对中国长期以来心怀不满,在这个层面上,就积聚了很多后来膨胀发展成为具有日本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以及日本皇国国家观念的分子。

第五种是从完全不同的层面上展开的。我们知道日本共产党是坚决反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这是有着他们特殊的原因的,我没有时间展开了。

文革以后日本人的中国观就进入到第三个时代了,到现在也将近有30年左右的时间了。文革以后的中国观呈现一种非常复杂的状态,我称它为“变异的中国观”。是什么促使日本人从70年代后期到现在30年之间观念发生很大变化呢?

按照比较文化的理论,则是“文化语境”发生了变化,生存条件发生了变化,东亚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从1964年日本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以后,这个国家的国力有了重大提升,经济力量也逐渐发展成为亚洲最强大的国家。在经济实力上,一个曾经面临快要崩溃的民族,以20年的时间变成了亚洲经济最强的国家,他们在经济力量上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在科学技术层面上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1949年京都大学教授汤川秀树先生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以来,日本连续获得物理学、化学、生物化学、医学和和平奖的12个诺贝尔奖。科学昌明的思想、科学领先的思想也急剧上升。这对于日本国民的精神形态有重大的刺激。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左右,他们的大国意识有了明显的成长,在整个国家意识中间,。大国主义感情迅速膨胀和上升。

第二,随着国内力量的提升,强化了日本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尽管日本这个国家在东亚国家中的名声很不好,但是在整个国际事务方面却有某种不可替代的作用。到今天为止,所谓世界七国首脑会议,亚洲只有日本作为世界七大强国之一参加了。这种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就助长了它的霸权意识从萌发、发展到猖狂。

第三个变化,在历史自然的进程中间,随着战后代际更替,新的两代人在一种既传统又西化的教育环境当中丧失了历史的记忆。其中非常重要的是他们在幻觉中间提纯日本的文化。何谓在幻觉中间提纯日本文化呢?凡是研究东亚文化史的人都知道,日本文明发展的基本动力当然是在本土,但同时支持这些动力的最强大的后源力量则来源于亚洲大陆。亚洲大陆的文化主要是中国汉字文化。日本文明史是不可能离开东亚文明的总体时代成就的。在人类文明史上,从来也没有过什么“纯粹的”日本文明,离开了东亚大陆、南亚地区以及世界的文明成果与他们本土文明的融合,怎么会有日本文明呢?但是由于在这30年间他们的意识主流慢慢地丧失了历史记忆,开始在幻觉中间生成日本文明是一种纯粹的岛国文化的意识,是一种纯粹的日本文明。他们觉得中国是一个地理上很近但是心灵上很远的国家。战后成长起来的这几代人已慢慢地丧失了历史记忆,有了一种荒谬的大国文化意识。

第四个原因,则是在战后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整肃中,由于当时在五十年代初就发生了美国和苏联的“冷战对立”,形成了冷战格局。美国投入到朝鲜战争,把日本变成了支持这场战争的“后勤基地”。这样,二战中的同盟国已经完全分裂和对立了,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对于日本旧天皇国家体制进行彻底的整肃和改造。这样就产生了至少三个方面的后遗症。随着时间的推进,这些后遗症便开始发作,表现出来了。第一个后遗症,没有对当时参与战争的所有战犯进行整肃,就有了一批漏网分子。其中可以作为战犯却没有被判刑的岸信介、中曾根康弘都曾经先后担任过日本首相。岸信介担任首相,我们称之为反动首相,中曾根康弘担任首相期间,虽然中日已经建交,他却是日本战后第一个参拜已经供奉了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的首相。第二个后遗症是没有能够改造日本军国主义国家的象征性符号,比如靖国神社、《君之代》国歌、“太阳丸”国旗等等。日本至今也还用的是太阳旗,没有造出一个新的国旗来。当然作为现在日本所用的国旗和国歌,我们在所有公众场合都应该保持对它的严肃性,这是出于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尊严的尊重。但是我们从追求战争责任的角度来说,它仍然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符号。最严重的是,作为战争国家的总体制符号——天皇制国家组织形式被保存至今,从而成为日本所有国粹主义、皇国思潮的寄生性的总基地。第三个后遗症是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德国、意大利这些国家结束战争的形态是不同的。比如说德国是由盟军共同攻入而被占领的,日本却只是被一个国家也就是被美国独家占领的。这样在日本的国民中间产生了一种不可逆转的意识,即所谓日本并没有败给盟军,当然也就没有败给中国,日本仅仅是败给了美国。这是一种历史的错觉。日本国民认为日本既然是被最强大的国家打败了,那么日本也就是世界上的第二强国。这样,在战前和战争中形成的对亚洲各国,对中国、朝鲜和东南亚的蔑视意识,在合适的土壤中又旧病复发,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这个时期中,日本对中国观念的变化中有三种观念迅速膨胀和变异。

第一种变异观念是皇国观念。即鼓吹日本是一个神的国家,一个最优秀的国家。20世纪90年代森喜郎在担任首相以后多次讲到“日本是一个神国”。他每次说的时候,日本的民主力量和亚洲各国都对他表示抗议,但他还是说,也就是说这个概念对他来说已经根深蒂固。这句话最早出自十四世纪的《神皇正统记》。这本书第一次把日本皇谱的形式按照神话编织起来,论证日本的天皇是神的后裔。此书的第一句话说“大日本国乃神国也”。这完全就是一个根据神道编造出来的历史。1946年11月30日战后修改的日本宪法已经明确确定天皇是人而不是神。在这之前日本意识形态的主流认为天皇不是人而是神。日本人都有姓的,而天皇没有姓,因为只有人才有姓,神没有姓。今天的明仁天皇也是没有姓的。但是1946昭和天皇已经正式宣布他“回归人间,不再是神了”。当时通过的宪法确定了“主权在民”,而不是“主权在君,皇权神授”了。可如今他们的行政首脑还一而再,再而三说日本是神国,这有什么含义呢?为什么叫做“神国”呢?日本有一些极右的组织组织了一个‘日本民族文化运动派’。1997年11月他们访问了中国,在北京大学,这个团的团长、日本“祖国防卫总队本部”本部长角野周二先生有一个讲话。他在讲话中阐述了皇国主义的“神国”观念。他在讲话之前先介绍了明治初期,也就是1890年有个英国人叫做Lafcadio Hearm,有名的世界级作家,他来到日本以后,很惊讶,认为日本礼仪端方,来自的,Lafcadio Hearm被日本的这种传统文化和历史精神所感动,加入了日本籍,改名叫“小泉八云”。角野周二先生说,这鼓舞小泉八云日本的传统文化和历史精神是什么呢?便是“万世一系”。什么是“万世一系”呢?按照神的旨意,日本的天皇是太阳神的后裔。太阳神把自己的孙子派到大地,和海的女儿结了婚,生下的孩子就是神武天皇。从第一代的神武天皇到今天的明仁天皇一共是126代天皇。126代天皇代代相传,构成为“大和魂”的核心。“万世一系”体现出日本国家制度的无比优越性。与中国三百年姓李两百年姓赵、不断改换朝代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知道,“大和魂”是日本原来的国粹主义发展到国家主义,后来到军国主义的核心精神,它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个层面是以“万世一系”为核心的无比优越的国家体制;第二个层面是以《古事纪》和《万叶集》为核心的日本文化的优越性;第三层面是以全国为一个大家族,天皇是一个大家长的无比优越的家族体制。日本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在政治上也已经成为一个大国了,它幻想着成为一个文化大国,在世界上具有无比的优越性,让世界像19世纪末期的英国人Lafcadio Hearm那样仰望日本。1989年,昭和天皇去世,明仁天皇继位。历代天皇继位都要举行一个仪式,叫做“大尝祭”。就是说神武天皇的祖先从天上降临人间的时候,太阳神送他三样东西即,一把剑一块玉和一面镜子,叫做“三神器”。文化学的研究认为,这当然是一组文化符号,“剑”表示威武的力量,“玉”表示仁治温柔,“镜子”表示明察秋毫、识别妖魔的智慧。据说天皇只要举行一个传统的谁都不知道的仪式,他便接受了这三个神器,在人和神之间取得联系了,得到了太阳神的承认。这当然是一个虚妄的神话,具有欺骗的性质。1989年明仁天皇继位的时候,他们也提出要举行“大尝祭”。当时,日本有两部分人反对,一部分是具有民主思想的人,他们认为这完全是神话,不能通过神话来强化皇国观念,另一部分人是宗教界人士,日本有相当强大的佛教势力和基督教势力,因为1946年的日本宪法破除了神道教为日本国教的说法,规定所有宗教平等,所以他们反对以神道教来举行仪式,反对把神道教的仪式以国家权力的形式表现。但是,后来日本内阁、宫内人士和皇国主义者仍然让天皇举行了“大尝祭”,所以明仁天皇从理论上说是“半人半神”,是神的附体。当然,具有近代文化的人都会认为这件事非常可笑。

第二个种变异观念是“亚洲解放论”的发展。“亚洲解放论”是日本发动二战的核心理论,战后很长时间这个理论被民主势力压抑下去了,但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又开始复活。1985年8月15日,当时的在职首相中曾根康弘率领18位大臣以内阁首相的身份也就是以公职的身份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战后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因为靖国神社的核心是存放着远东军事法庭所处死的14个甲级战犯的牌位,它们是作为战争的象征符号存在的。十年以后,1996年首相桥本龙太郎以私人身份也参拜了靖国神社。从2001年开始,现在的首相小泉纯一郎也不定时地、游击式地参拜靖国神社。这样,由日本的行政首脑主演的参拜的丑角,我估计在今后的一段历史上会不停地持续下去的。日本舆论界一直把参拜靖国神社解释成为日本自古以来的一个民间风俗。祭祀亡灵确实是日本的风俗,他们认为人死了以后身体和灵魂就分开了,确实是可以祭祀的,即使是斗争的双方,对方死了以后身体灵魂相分离,也是可以祭祀的。但是,靖国神社是具有特殊意味的。因为任何人都不是生活在政治真空中间的,而是生活在现实政治中间的,既然是靖国神社已经供奉着二战战犯的牌位,就是一个战争符号。公然参拜靖国神社就是一种挑衅,对远东军事法庭(虽然这个军事法庭在今天看来不完全是一个军事法庭)的判决的挑衅,从而就是挑衅人类对二战,对日本的判决,也就是准备不认账。日本是不是准备不认账呢?是的,苗头已经很多了。从1985年以来,日本的内阁大臣中,总有一些人要“放言”。日本话“放言”就是胡说。有的大臣一上台就“放言”,我这里有几个材料:

1988年4月,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放言”:“白种人将亚洲当作殖民地,是日本给亚洲以解放。”他还说:“由于大东亚共荣圈,亚洲才得以独立。

1994年5月,法务大臣永野茂门“放言”:“将大东亚战争定义为侵略战争是错误的。”他还说:“日本为了解放殖民地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1994年8月,环境厅长官樱井新“放言”:“日本并不是想进行侵略战争而战斗的,”他还说:“日本没有想发动侵略战争,与其说侵略战争,毋宁说亚洲所有的国家都托它的福,从欧洲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只不过半个世纪,亚洲各民族的经济就繁荣起来了。”

1995年6月,副首相兼外务大臣渡边美智雄“放言”:“‘日韩条约’中的合并,并不是殖民地化,也不是殖民地统治。”他认为关于“殖民地”和“侵略”等用语的争论都是没有必要的。

1995年8月,文部大臣岛村宣伸“放言”:“我不认为那次战争可以使用‘侵略战争’这样的词。”

这里面表达的都是“不承认侵略战争”的经典性的思想。他们狂妄地“放言”,认为亚洲是托日本的福,从欧美帝国主义的殖民中解放,虽然日本败了,但是其他国家经济发展了,民族复兴了。这就是日本当年发动战争的最基本的理论表述,叫做“亚洲解放论”。它的核心在于放言日本对亚洲国家是有恩的。韩国和中国已经有过多次的抗议。

从80年代后期90年代以来,日本新一代的学者开始在政治层面上表现出他们受到这种“亚洲解放论”毒害的症状。顺着历史的线索稍稍往前推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个“亚洲解放论”蕴含了的领土愿望,是从16世纪开始产生了。在那个时候,武士集团互相争斗过程中,是有很强的领土欲望的。我们知道,16世纪有个大武士,叫做丰臣秀吉,一个大军阀。他在1591年发动对朝鲜的战争时,就有很明确的目的,他说:“此次战争的目标就是直捣大明国,占领天竺。”后来,由于当时武士之间的斗争,而且明朝已经出兵朝鲜半岛,就抵制了他们的进攻。在江户时代,有一个很出名的人叫佐藤樽吉,他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军事家,他是博物学的研究者。可是很奇怪,他在19世纪的时候写了一个报告叫做“宇内混同密策”,来讨论日本未来的出路在什么地方。他认为日本要立足于“提举国力,雄肥世界”。根据他的观察,“在当今万国中,土地最为广大、物产最为富饶、兵力最为强盛的莫过于支那,而由皇国征伐支那,如果机制得当,不过五七年间耳,其国土必土崩瓦解矣,故皇国要攻伐他国,必以先并吞支那为起始也。”这件事情,大家都觉的很奇怪,因为他是一个博物学家,竟然也对日本的政策提出建议,胆敢说只要七八年就可以使中国土崩瓦解。我们知道,江户时代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年代,而小小的日本就斗胆敢言令中国灭亡,这说明武士对领土的欲望在内心是极为活跃的。这种欲望到了幕府末年也就是明治开国前,集中表现在一个名人身上,就是吉田松阴,搞过东洋史、日本史、中国近代史、世界近代史的人都应该知道他。他是草莽中起来的主张变革的人,30岁就被幕府杀掉了。在日本一直把他作为开国烈士来加以纪念。而我们今天要是从领土掠夺的角度来看的话,就会发现吉田松阴其实是日本后来“大东亚共荣圈”最早的创始人。当时他被幕府将军抓起来关在监牢里时写了一本书,叫《幽囚录》,在这里面他讲到日本未来的建国方案,“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吕宋诸岛”,可见日本对外行动的第一步就是割取满洲,进军支那,当时就已经把满洲即我国的东北和中国分开了。吉田松阴认为要实现日本强国这个目标是要先占领东北。日本有些学者总和我辩论,说:“你们这样说他是不合适的,他是一个30岁的优秀青年,被幕府杀掉了,你们竟然说他是侵略的原主,请你们把侵略二字打上括号吧。”其实吉田松阴确实是侵略的原主,他的“北割满洲,南收吕宋”的思想是由他的学生们继承下来了。吉田松阴有37个学生参加了开国维新,得到过开国勋章,其中就有著名的伊藤博文,还有山县有朋等人。他的37个学生在明治维新中策划他的国家计划,他们老师的思想是深深印在他们的头脑里的。我们发现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其实就是按照这个模式进行的。到了后来军事和政治上的行动开始在意识形态上表现出来了,就是出了两个主要的代表人物,这就是“法西斯思想魔王”北一辉,和“大东亚战争论客”大川周明。作为构成北一辉日本国家主义主要的思想支柱的核心思想是:英国是跨越世界的大富豪,俄国也是世界北部的大地主,日本以星星诸岛,成为国际上的无产者,日本岂无堂堂之名向他们开战,向他们夺取他们独占的权利吗?所以北一辉说,随着日本国家改造的完成,“亚细亚联盟”时代便可以到来。日本便可以执世界之牛耳,宣布四海同胞皆是佛的子弟,而垂功于东亚。大川周明发挥了北一辉的理论,说“日本更加长远的目标是把日本、支那、满洲共同化的经济圈加以巩固,以此而实现从东南亚各部到印度,到中亚的整个领土的解放。旧欧洲必须革命,被压迫的亚洲必须复兴。”他还有一段很有诗意的表述:“旧天国总是存在在剑影之中的,日本与欧美以性命相拼赌的决斗是历史安排为新世界的诞生所不可避免的命运。”这具有很大的煽动性。

所以“亚洲解放论”是由这样一个系统发展过来的。由于在日本没有得到应有的整肃,所以在年轻一代当中有着很深刻的影响,而且是越来越深刻了。令我们非常吃惊的是,最近日本有个叫做川胜平太的教授正在像明星一般地升起。他创造了所谓“海洋的日本文明论”的一种蛊惑人心的“文明史观念”,就是说日本的文明来自海洋,不来自亚洲大陆。1997年11月他出了一本书,叫做《文明的海洋史观》。这本书结尾的一章是“二十一世纪日本国土的构想”,(他现在也在文部省直属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原来是早稻田大学的教授)。作者在这节画了一个图,在西太平洋,从日本列岛出发,经由朝鲜半岛、中国松辽平原、华北东侧、北京、天津、渤海湾、山东、江苏、上海、浙江、安徽、湖北、湖南、广东、福建、台湾、广西东侧、海南岛、香港,囊括黄海、东海与南海全境,东进菲律宾,南进越南、柬埔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一直到澳大利亚北端,他画了一个半月形,并把它称之为“丰饶的半月图”。就是美丽的日本的“平原之岛”。这个“二十一世纪日本国土的构想”是一个及其严重的警告,引起了我们的震惊。地图和话语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张地图别人告诉我,就是二战当时日本参谋本部的西太平洋作战地图,就是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全镜图。当然我想,像川胜平太这样的人不会很多的。因为我在文部省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还认识许多别的人,他们告诉我说“川胜平太是个疯子”(笑)。但是,虽然他是个疯子,但是他经常宣传,只要宣传就会有人相信,相信二十一世纪日本的领土会是这个样子。

第三种变异观念是明显生长的“文化优越论”。刚才说过,日本的文明是一个混合的文明,现在日本的一些学者在努力摆脱这个说法。他们认为一个经济大国和政治大国,他的文化大国的形态应该是“纯粹的日本文明论”。他们想了很多办法,从福泽谕吉开始提出“脱亚入欧”。也就是说虽然地理上分不开,但观念上要和中国、朝鲜告别了,虽然以前是分不开的,以后分开好了。我觉得他们还是有点现实精神的,因为承认以前是分不开的。可发展到了20世纪90年代,就是以川胜平太为核心,以及东京大学的一些教授,提出“海洋的日本文明论”,认为日本的文明是从海洋里面产生的,是不受大陆文化影响的。假如说二者之间有什么关系的话,就像欧洲文明以2000年的奋斗摆脱伊斯兰文明的控制一样,海洋文明是与中国文明对抗的一个脱氧的过程。这话听起来真是非常令人震惊,稍有文化知识的人都知道他说的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历史逻辑。我觉得这个说法完全是一个伪造的历史过程,首先欧洲2000年的文明怎么会是和伊斯兰斗争的文明呢?我们知道伊斯兰教是公元7世纪时期在阿拉伯土地上由穆罕默德开始创立的,在伊斯兰教产生以前,欧洲已经有着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这样的文明了,而在伊斯兰文明产生以后也是一个相当稳定与和平的文明,一直到16世纪,建立了奥斯曼帝国才开始向欧洲挺进的。奥斯曼帝国确实占领过贝尔格莱德、匈牙利、巴尔干半岛和多瑙河下游的地区,但是它并没有占领过欧洲全境,更没有占领过今天英国和爱尔兰地区的海岛。而且欧洲一些国际和地区与伊斯兰文明的抗争也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也就是300年不过400年的时间,怎么会是2000年抗争的过程呢?他要利用日本国民的愚昧和无知在日本人中间制造一种神话,也就是日本文明像英国文明一样是一种盛世文明是一种海洋文明,与亚洲大陆是没关系的。所以他们说中国文明是一种大陆文明,大陆文明是农业文明,只有海洋文明才能前进到现代。2000年9月,日本出了一本非常奇怪的书,叫《海洋帝国:如何思考亚洲》,作者白石隆。作者说,日本究竟是不是属于亚洲?他问道“我们现在说的日本,究竟是亚洲中的日本呢,还是与奶牙周并列的日本?”问题是如此地荒谬,而气势又是如此地尖锐。这些人要制造一种“文化日本”是不属于亚洲的理论。可见他们追求纯粹文化已经到了如此狂妄逼人、又如此无知可怜的地步了。而其中的核心,就是追随“侵略战争不认账”而宣扬“文化不认账”,即试图抹杀日本文明的真实的历史。日本文明的真实的历史是什么呢?就是复合文明,而作为复合材料的最基本的来源,当然是中华文明。“日本海洋文明论”的最基本的目标便是致力于在日本国民中解构中国文明的力量,在中日文化关系中不仅推行“疏远感”,而且试图制造“了断论”。我以为这是在未来中日关系中非常具有破坏力的理论形式。

最后我想说的是日本的皇国观念、“亚洲解放论”和“文化优越论”蔓延的过场中,对中国的和平主义还在日本相当的层面上流动。这种和平主义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我们可以感受到,日本还有相当一部分国民在孜孜不倦地、精诚地追求日本的战争责任。举个例子,中国的受害者在一而再、再而三地上诉,有慰安妇的上诉和日本劳工的上诉,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相当一部分有正义感和良心的律师的支持,在日本有阵容强大的律师团在支持他们提出进行赔偿;

第二,仍然有相当的知识分子在追查日本的战争行为和战争责任。我这里有一本书是1998年刚刚出版的《日本軍は中国で何をしたのか》(汉文可以译为《日本军队在中国做了什么》),它的编者是我非常尊敬的井上清先生。他始终如一地在日本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集中揭露了日本军“甲午战争中的旅顺大屠杀”、“上海八一三事变中的暴行”、“南京大屠杀”、“在河北与山东的‘三光政策’”、“地道战”、“毒气战”、“对农业的破坏与掠夺”、“石井细菌部队”、“从军慰安妇”、等等,并且提出“追求真正犯罪没有时效,应该永远追求战争责任。”很多人不知道,井上清先生在早在1964年有一本很重要的书叫做《天皇的战争责任》,在60年代的时候,作为一名历史学家,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而且以相当丰富的材料证明了战争和天皇是有关系的。最近,2004年,国内翻译了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个年轻的教授一本书,叫做《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国内有不少的学者和读者认为这是第一部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著作,我想不是的,因为井上清先生在1964就已经有过与今天这本书很相似的著作了。而且他还在继续追究下去。去年我们在中国开了一个关于日本战争责任的研讨会,来了很多的日本先生。在他们手里都有着各种各样的调查材料,继续揭露日本在二、三、四十年代犯下的战争罪恶。

第三,一方面日本的皇国复辟主义者在参拜靖国神社,另一方面也有相当一部分力量是抵制内阁成员参拜的。每一次他们参拜靖国神社时,我们注意到,外面的队伍很混乱,有欢呼的也有喊着抵制口号的。而且我们在日本各处可以看见抵制国家主义的象征符号。日本现在有一定的力量在运作抵制国家主义修改日本宪法。现在日本的宪法是1946年规定的,保证日本是一个没有武装的国家。它的第九条规定,日本只能有自卫队,不能有军队的。日本的自卫队在未经国会授权时是不能采取行动的。经过这些年以后,现在日本的国家主义分子要求修改宪法,要求日本有自己的“国军”,在“有事”情况下可以自己采取行动的。日本有很多民间人士和学界人士在那里抵制日本修改宪法,特别是不许修改这一条。可现在小泉政权非常狡猾,他们先订了许多“有事行动”的规则,把自卫队派到世界的一些地区,这个斗争是非常复杂的。

第四,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在推动关于日本文明形成的知识教育,让他们尊重日本文明形成的事实,让他们了解中日文明的关系,承认中国对日本文明影响的体现。我们中日52位学者曾经联合起来用五年时间编著了《日中文化交流史》。从十个方面阐释了民族、生活、思想的关系。担任日方主编的是日本学术界的权威中西进先生。目的在于阐述历史的真相,东亚文明和日本文明联系的真相,阐释在文明发展过程中各个民族的特殊功劳和中华文明的作用。另外,日本的文艺界人士也做了很多努力,前一阵来中国的日本剧团“前进座”,演出了《鉴真东渡》,用艺术的形式演绎中日文明的关系和发展环节。还有,2004年7月份日本的大相扑力士团访问中国。相扑是日本的国技,他们很少到国外表演的,而这次是他们第一流的运动员来北京和上海各演两场,表现了一种亲善和友好。这次演出的全部奖金全部捐赠给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这也表明了一种亲善友好的态度。

所有的这些都表现了日本的和平主义潮流,表示了日本今天多层面立体型的社会思潮的复杂性,也显示了具有正义感的日本国民正在努力地拓展东亚的和平空间,使我们对于未来东亚各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良性互动具有足够的信心。

回顾这样漫长的历史思潮的变迁,以事实为基础放眼未来。我想,只要我国国民能够把自己丰厚的“爱国正义感”,与时俱进,推进到“正义理性”的层面,我们一定能够在与各种极端主义思想潮流的搏斗中,以正义战胜邪恶,创造中日两国共同需要的和平文明的生存环境。

这就是我今天在这里做这么长的发表的意愿。我的讲话仅作为一种材料供大家参考。谢谢大家。(热烈掌声)

严绍璗,1940年9月出生于上海。1964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留校任教至今。现为北大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兼任北大亚太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社会文化研究中心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顾问、日本深见东洲中日文化出版基金学术委员会主席。

长期从事以中国文化研究为基础的东亚文化与文学关系的研究,自1980年以来,出版专著13部,如《李自成起义》,中华书局1974;《日本的中国学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中日古代文学交流史稿》,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汉籍在日本流布的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日本藏汉籍善本书录》,中华书局2000;等等。发表论文120余篇。

自1974年第一访问日本以来,三十余回出入日本。先后在日本国立京都大学、佛教大学、宫城女子大学、日本文部科学省Inter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for Japanese Studies和National Institute of Japanese Literature 担任客座教授多年,1999年以来一直担任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古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客座教授(至2006年期满)。曾获北京大学社会科学第1届、第2届、第4届学术成果奖,1990年中国比较文学全国优秀图书一等奖,1996年亚洲•太平洋出版协会学术图书金奖(APPA AWAROD GOLD PRIZE),1999年他撰写的《中国与东北亚文化关系志》作为《中华文化通志》的一种,荣获中国国家图书最高奖(荣誉奖)。1994年11月7日,日本明仁天皇与皇后在日本京都接见了严绍璗。这是中国的大学教授第一次在日本本土会见日本天皇并与天皇直接谈话。严绍璗因参与撰著百卷本《中华文明志》,1998年11月9日参加了当时国家主席江泽民与15位作者的会见。江泽民主席说:“你们为人民写了好书,党和国家感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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