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兵要地理环境对春秋列国战略关系的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5 次 更新时间:2018-03-29 02:19:38

进入专题: 兵要地理环境   春秋列国战略关系  

黄朴民 (进入专栏)  

   本文为作者“春秋战国的战略地理研究系列”主题文章,试图总结春秋战争历史的进程及其影响,深入考察当时主要列国的兵要地理状况,揭示其所处的地理环境与其战略动态、发展前景的内在联系。鉴于篇幅较长,拆分为上中下三篇,此为第三篇。原标题为:从列国兵要地理看春秋战略格局的演变。

   请参阅以下:

   第一篇:解读春秋四大国的战略地理

   第二篇:春秋时期中等诸侯国的战略地缘环境

  

   春秋时期,无论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势的盛衰、一国疆域的拓展或削小;还是一定时期里战略结盟、列国军队建设或作战方式的变革,都与特定兵要地理条件有关。概略而言,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春秋四大列强的辗压性优势

  

   第一,中原边缘国家在激烈的诸侯争霸战争中具有更广阔、更有利的生存、发展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疆域日益扩大,实力日趋强盛,成为主导春秋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形势的核心力量。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尝云:“晋阻三河,齐负东海,秦因雍州之固,迭兴为霸王”。这三个国家连同地处南方、据有大别桐柏汉淮山河之险、拥有江汉云梦之富的楚国一起,成为春秋时期的头等强国。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其中不乏有利的兵要地理环境之因素在起作用,所谓“距险而邻于小,若加之以德,可以大启”(《国语·郑语》),就是这个意思。

   这四个国家中除齐国以外,在春秋初年并非是最拥有地位和实力的国家。然而由于它们各自占据中原东南西北之一角,据有山河之险,这地形便利遂极大地催生着他们的勃兴。这首先是这些国家(包括春秋后期的吴、越)和争霸中心地区——黄河中、下游流域保持着相对的距离,在战略上处于外线作战的有利地位。在军事活动中不复存在有“诸侯自战其地”(《孙子兵法·九地篇》)的被动状态。它们的作战行动基本上都在中原腹心中小国家的国土上展开,而本土则较少遭受战争的灾祸。像城濮之战、邲之战、鄢陵之战等著名大战就属于这种情况。这样就大大减轻了这些国家的财富、人员损失,而将战争的后果之很大一部分分摊到其他中小国家的身上,可谓攻守皆宜,进退主动。

   其次,它们大多和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蛮夷戎狄等少数部族为邻,背临空旷地带,所谓“戎狄为之邻,而远于王室”(《左传·昭公十五年》)。这些少数部族虽曾程度不同地对晋、秦、楚诸国构成某种威胁。但就总体而言,这种威胁主要是骚扰侵掠,远远不曾达到倾覆其社稷的地步。相反,倒是这几个国家对错杂混居的蛮夷戎狄少数部族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可以运用军事手段逐渐蚕食吞并之。尤其当其在争夺中原霸权斗争中暂时受挫,南下北上或东进西出受阻,不得已而采取战略守势之时,往往适时调整战略方针,转而加强对少数部族的进攻和兼并,巩固后方,扩张疆域,积聚力量,为下一轮争霸中原创造条件。如齐灭纪、莱、谭诸国;晋攻灭长狄、赤狄、白狄诸多部落;楚经略江、淮流域,吞并群舒、百濮,“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韩非子·有度》);秦尽灭绵渚(今甘肃天水)及  (今甘肃陇西东)等西戎各国,“辟地千里”(《新序·善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就都是充分利用所据兵要地理环境优势而发展壮大自己的具体例证。

   其三,由于这些国家在地理距离上都不进入中原腹心范围,因此其受中原文化圈的影响相对于郑、卫诸国要来得薄弱,在其身上较少旧传统的包袱,即所谓“王灵不及”,从而容易更新观念,因时变革,满足时代前进的要求。无论是在军队的扩充、战术的变化上,还是在官制的建设、田制的改革中,都反映了它们积极进取、顺应潮流的基本面貌。从春秋的具体史实看,打破旧礼制所规定的限额军队制最为坚决,扩军规模最庞大、速度最迅速的,是它们;田制改革走在前列,官制建设自成特点,立足于理顺战时管理体制需要的,也是它们;根据地形条件特点(如晋多山地,楚多丘陵与江河湖泊),结合对少数部族作战的需要,而改革车兵,发展步兵与舟兵,采用奇谲诡诈战法的,仍然是它们(吴、越的情况亦类似)。

   由此可见,正是有利的兵要地理环境,使得这些中原边缘国家能够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善于汲取当地固有文化(包括戎狄等少数族文化)中的有益成份,不断创新,努力进取,从而有效地避免了重蹈中原腹心国家让旧的束缚住新的、死的窒息了活的覆辙。从这个意义上说,打破中原车战一统局面,促成步兵的重新崛起,舟兵的广泛组建,骑兵的初步萌芽,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就是这些国家;而实现作战方式的转变,导致班固所说“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兵书略序》)现象出现的,也是由这些国家在扮演主要角色。我们不是地理条件决定论者,但是我们并不否认地理条件对历史进程所起的作用。齐、鲁、楚、秦、吴、越等国的兴亡盛衰的历史,正是这方面颇具说服力的确证。


二,战略内线条件下的中小诸侯国战略困境


   中原腹心地区的诸侯列国生存空间狭窄,战略回旋余地局促,多为四战之地,长期处于列国争霸战争的中心漩涡,加之这些国家浸馈周礼旧文化传统甚深,政略、战略保守,缺乏开拓创新精神,因此其发展受到严重的限制,积贫积弱,日趋衰微,终春秋之世,它们只能成为当时争霸战争全局中的配角,听凭大国的左右摆布。

   所谓中原腹心地区的国家,多半为“虞、夏、商、周之胤”,位处黄河的中下游地区。它们以东迁以后的周王室为中心,包括了郑、卫、宋、曹、鲁、许、陈、蔡、申等国。有的学者将其界定为“周文化圈”(参见晁福林《霸权迭兴》,三联书店,1992年版),这是有道理的。从文化上说,这些国家比较繁荣发达,为当时最重要的文化中心。这在《左传》等文献上曾有较多的反映。例如《左传·襄公十年》载:“诸侯,宋、鲁于是观礼。”《左传·昭公二年》云:“周礼尽在鲁矣。”孔子也有“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的说法。可是在春秋期间,这些国家多不强盛,国土狭小,军力单薄,很少能够拓展疆域,主宰中原战略局势。相反,是纷纷落为大国的附庸,成为强国相互争夺控制的焦点,“介于大国,诛求无时”(《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在诸大国的夹缝中苟延残喘。虽然其间也曾产生过几位颇占风光的“霸主”,如郑庄公和宋襄公等,但都是稍现即逝,昙花一现,没有能形成更大的气候。

   导致这一现象的发生,其原因是相当复杂的。一般论者多认为它们“对于旧文化、旧制度的保存,尤为丰富和深厚”,而“受旧文化、旧制度束缚较深”的结果,是“传统变为包袱,反而成了前进中的后进者”(参见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换言之,即历史文化传统负担过重的缘故,影响和限制了这些国家的进步与发展。这一看法是可以成立的。中原腹心国家普遍的“犹秉周礼”(《左传·闵公元年》)经文治武方略选择,决定它们立场比较保守,缺乏对新生事物的敏锐反应力和博大容纳力,从而使自己的国家游离于时代潮流的主导趋势。仅就军事活动领域考察,它们普遍遵循旧“军礼”重“偏战”的原则,“偏,一面也。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公羊传·桓公十年解诂》),奉行“战不逐奔,诛不填服”(《谷梁传·隐公五年》);“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司马法·仁本》)等僵化教条。宋襄公在宋楚泓水之战中的表演,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他侈谈“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不鼓不成列”,鼓吹“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放弃有利的战机,结果导致宋军惨败于楚师,“公伤股,门官歼焉”,转眼间破灭了自己的“霸主”迷梦,成为千古笑谈。宋襄公的事例固然是个极端,但是其他中原列国的情况也没有强到哪里去,“以礼为固,以仁为胜”(《司马法·仁本》)是它们开展军事活动的共识,而在这种文化氛围的笼罩制约之下,其就不能不陷于攻守皆困的被动处境了。

   但是,将这些国家衰弱的原因仅仅归结于它们迷恋旧文化、旧制度,承受传统的包袱过重这一点,是不够全面辩证的。这些国家之所以在当时成为前进中的后进者,还当有其他的原因。其中它们所处兵要地理环境的不利,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这种不利大致包含两个方面:

   其一,这些国家都处于中原腹心地带,在战略上陷于内线作战的处境。其地四通八达,多面受敌,为兵家所必争。从兵法上说,属于“我得则利,彼得亦利者”(《孙子兵法·九地篇》)的“争地”。这一特点,决定了它们只能成为争霸战争的主战场,兵祸连结,内外交困,以致严重限制了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军事强盛。

   其二,这些中原腹心国家,作为个体存在时,其周围都是与自己疆域大小相仿、实力强弱相近的同类国家,虽说各国之间有一定数量的隙地可供争夺,如“宋、郑之间有隙地焉。曰弥作、顷丘、玉畅、喦 、戈、锡”(《左传·哀公十二年》)。但是毕竟范围比较有限,绝不象楚、晋、齐、秦诸国那样背临广袤的空旷地带,能供自己开拓经略。因此它们当中任何一国的战略动向,都为其他诸国所高度警惕,一切针对他国的军事行动,都势必引起对方的强烈反弹。而由于彼此实力相近,任何一国都无法拥有制对手于死地的优势。所以只好长期拉锯相持,即使有所动作,亦只能浅尝辄止。就在这样不死不活的僵持中,它们错过了战略发展的有利时机,沦丧为新兴大国的附庸仆从。

  

三,列国战略地理环境对春秋历史进程的影响

  

   春秋主要列国的兵要地理,直接制约着当时各国之间的战略关系的确定或变化、整个天下战略格局的平衡或动荡。换言之,春秋时期列国战略主攻方面的制定和调整,外交结盟关系的建立和破裂,都可以从列国所拥有的兵要地理特定条件中寻找到一定的原因。同时,在这个动态变化过程中,也伴随着“伐谋伐交”、“远交近攻”等战略决策思想以及“严其险阻”扼守关隘等战术应用原则的形成雏型或走向成熟。

   秦、晋两国由盟邦转变为世仇,可谓是兵要地理决定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一个颇具代表性的缩影。春秋前期,秦、晋两国往来频繁,关系密切,互通婚姻,实为同盟。“秦晋之好”遂成为盟国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共襄大业的代名词。尤其是秦国,在先后扶持晋惠公、晋文公回国登基,稳定晋国政局,巩固秦、晋同盟方面,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如晋文公自秦归晋时,秦穆公曾予以兵力上的援助,“秦伯送卫于晋三千人,实纪纲之仆”(《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并协助晋文公铲除晋怀公的残余势力。史载秦穆公“东平晋乱”(《史记》卷五《秦本纪》),这是有根据的。

然而,两国所处的兵要地理条件,决定了两国的战略结盟只能是暂时的,双方之间的关系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恶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黄朴民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兵要地理环境   春秋列国战略关系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9177.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