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小洲:“Sensus Communis”:伽达默尔对常识哲学的重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9 次 更新时间:2018-03-14 00: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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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小洲  

   摘要:拉丁文“Sensus Communis”既可以被理解为人人皆知、人人皆有的常识(有常识即理智健全),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能贯通五种感官并作判断的能力,即共通感或良知。伽达默尔在20世纪启用它,就是要在西方近代理智主义方法论对精神科学的合法性构成重大挑战的背景中,重新让解释学衔接上西方深厚的人文主义传统,从而为精神科学的真理找到丰富的源头活水。不仅如此,“Sensus Communis”还为伽达默尔打开了以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为核心的古代实践哲学大门,从而奠定了解释学的实践哲学走向。生命乃是“Sensus Communis”的前提条件,精神具有一个诞生、发展和死亡的过程,在此意义上,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强调人类有限性的生命形而上学。

   关键词:“Sensus Communis”  常识 共通感 解释学 伽达默尔

  

   作者黄小洲,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系副教授(广西南宁 530004)。本文原载于《学术月刊》2017年第十二期。

  

   以“Sensus Communis”(常识或共通感)概念为核心的常识哲学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尤其在英国和法国的思想中更是有着深厚的根基,苏格兰常识学派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然而,随着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对常识哲学的批判,“Sensus Communis”的丰富意蕴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这种状况在德国的思想界尤为严重。直到20世纪60年代伽达默尔解释学的出现,“Sensus Communis”才以一种庄重的身份进入德国的主流哲学。

   然而,伽达默尔被誉为解释学的“圣经”的《真理与方法》,为何要把“Sensus Communis”这个似乎沉寂已久的概念重新搬出来讨论,并把它提升为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四个主导概念(教化、共通感、趣味和判断力)之一?“Sensus Communis”到底有何哲学深意,以至于伽达默尔要在解释学中郑重其事地复兴它?在“Sensus Communis”思想十分薄弱的德国哲学传统中,伽达默尔此举意味着什么?其实,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整个西方哲学史,就会发现,“Sensus Communis”所包含的悠远相递的人文传统和丰富深刻的哲学内容,对于哲学解释学的理论构建和精神科学的自我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内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仍有很大的推进空间。

  

  

   拉丁文“Sensus Communis”(英文是“common sense”,德文是“Gemeinsinn”)在国内至今没有统一的译名,它通常被翻译为常识、共识、共通感、共同感、健全理智、普通知性、良知等。面对这么多不同的译名,我们能给“Sensus Communis”下一个确切的完整定义吗?或者说它有哪些基本含义?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译名从不同的侧面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Sensus Communis”的基本内涵。下面我们分两个层次来加以辨析考察。

  

   (一)常识及健全理智论

   在一般情况下,人们把“Sensus Communis”视为“常识”,即一种正常的普通人都容易掌握的平常知识和基本道理,它简单易懂,直截了当,不需繁琐推理考证,毫无玄妙,绝不高深莫测。例如,太阳从东边升起西边落下,人是会死的,刀可以被用来切菜等,这些知识谁人不知谁人不晓,这就是常识或共同感。但是如果一个人到了成熟的年龄仍然不懂得上述这些浅显的道理,那么我们就可以指责他缺乏常识或者心智不健全。因此,拥有常识的人就可以说是理智健全的正常人,反之则被视为不正常的人。

   在西方哲学史上,以这种常识论观点而著称的要数18—19世纪的苏格兰常识学派,它以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1710—1796)为核心人物。面对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休谟的怀疑论所导致的“奇谈怪论”(如“物是观念的集合”,“因果律是人心的习惯联想”),里德要求恢复并捍卫常识的地位。他说:“我坚信,绝对的怀疑论不仅能摧毁基督徒的信仰,也能摧毁哲学家的科学和平常人的审慎??现今,怀疑论的狡计已经使人类的常识和理性颜面尽丧。”里德拒斥那种认为感官不能判断的现代哲学论断,强调我们人类的感官(sense)具有一种卓越的判断能力,能够裁断是非从而终结各种无谓的过度争论。因此,常识就像是一位公正的法官,能裁决日常生活里的种种分歧。普罗大众认可常识并接受常识的判决,因为常识不在别处,它正在每一个人心中。“有感官的人就是有判断的人。良好的感官就是良好的判断。无感官显然与健全的判断形成鲜明对比。共同感官是一定程度的判断,是我们能与之交流和交往的人所共有的判断??我们靠眼睛判断颜色,靠耳朵判断声音,靠鉴赏力判断美丑;靠道德感官或良心判断行为的正误。”

   里德声称所有知识和科学必须建立在常识这种自明的真理基础之上,常识才是哲学理论的源泉。葛兰西称常识是哲学的民俗学。伽达默尔更是细致地指出,在苏格兰常识学派的新体系中,有关常识概念,亚里士多德-经院哲学传统起了实际作用。

  

   (二)共通感及良知论

   陈嘉映也主张“亚里士多德是诉诸常识的大师”。不仅如此,格雷格里克广受好评的著作还详细讨论了亚里士多德的常识理论。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中强调感觉只有五项,即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和味觉,除此之外无其他感觉。不仅如此,每一项感觉都有其相应的感觉器官,例如眼睛负责视觉,耳朵负责听觉,而各个感觉器官之间是不能“互通”或“共通”的。这样一来就很容易让贝克莱式的主观唯心主义有了可乘之机。有一种第六感官能“互通”所有这五项感官(即所谓“共通感觉”器官或终极感觉器官)从而对事物作出综合判断吗?亚里士多德的回答是:没有。

   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的感觉虽然彼此不能互通,但是存在一些“共通可感觉事物”。他说:“对于我们凭相应的这个或那个专项(个别)感觉所识得的共通可感觉事物,不可能另有一个特殊的感觉器官,这些共通感觉到的事物,我指运动,休止,形状(图案),度量(大小),单元(合一)。”例如,视觉和触觉都可以共通地感觉到形状。但是这远远不足以解决贝克莱式的挑战。于是亚里士多德主张:“两项分离的感觉各别施展其感应之为白为甜,它们于两者之间差异各都不明;这必须待之一个单体,而内蕴乃兼此两异的品性者,才能作出判别。”这个“单体”具有汇通五感的综合审辨机能,即既能感觉又能思想,从而克服割裂五感所导致的休谟式怀疑主义倾向。伽达默尔指出,在经院哲学托马斯·阿奎那对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的注疏里,“共通感是外在感觉的共同根源,或者说,是联结这些外在感觉,并对给予的东西进行判断的能力,一种人人皆有的能力”。

   在《论灵魂》的篇末,亚里士多德从目的论的角度解释了动物的感觉。他说各种感官之所以成为动物的必备官能,不是为了简单生存式的营生或谋生这样的低级目的,而是为了获得“幸福的生活”或“优良的生活”这样高尚的目的。这给“共通感”在古罗马时代里的人文主义转向留下了余地。伽达默尔认为,斯多葛派和后来意大利的维柯,都强调了共通感的伦理学-政治学向度。正是在此意义上,庞景仁先生主张苏格兰常识学派的特点就在于推崇“良知”(common sense),这是一种正常人的正确判断能力。


  

   在20世纪这个单一的自然科学思维成为新神话的时代里,伽达默尔毅然将“Sensus Communis”提升为解释学的核心概念之一,试图建立一种新的解释学“常识观”,这里面包含着许多深刻的思想内容。我们知道解释学与精神科学有着紧密的生命关联。在西方近代对方法论的热切追求浪潮中(无论是培根基于实验的经验归纳法,还是笛卡尔基于数学的理性演绎法),理智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成为了时代的主流,并最终导致了19世纪精神科学(Geistewissenschaften)的认识论危机。由于精神科学对主流的理智主义方法论的游离,它的合法性遭到了质疑,实证主义者就不承认精神科学的真理性。精神科学何以可能?狄尔泰穷尽毕生的心血想要从方法论-认识论上来为精神科学的合法性进行辩护,从描述心理学到解释学、历史理性批判,可惜兜弯子太多而事倍功半。

   伽达默尔高屋建瓴地指出:“所谓的‘精神科学’在过去和现在都正确地被叫作Humaniora或humannities(人学或人文科学)。由于作为近代之本质特征的方法和科学的勃兴使得这一点变得模糊不清。实际上,如果一种文化赋予科学以及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学以领导地位,就根本不会冲破人类作为人的共同世界和社会而生存于其中的更广的范围。在这种更广的范围中,修辞学和诠释学具有一种无可争辩的、包容一切的地位。”

   显然,在伽达默尔看来,与其费尽心力去从方法论上为精神科学作论证,不如从两千多年来精神科学的实际历史存在形态——人文科学、人文传统和人文精神来加以考察更为恰当。只有在这种广阔的历史本体论视域中,精神科学才会走出现代科学方法论所设置的羁绊,它的真理性才会从另一种更普遍的意义上被承认。

   具体来说,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能给精神科学的认识论提供何种辩护资源?这就是“Sensus Communis”,它包含着一种卓越的认识能力。伽达默尔解释说:“显然就有某种理由要把语文学-历史学的研究和精神科学的研究方式建立在这个共通感概念上。因为精神科学的对象、人的道德的和历史的存在,正如它们在人的行为和活动中所表现的,本身就是被共通感所根本规定的。”我们要十分注意,伽达默尔对“Sensus Communis”的援引是以意大利著名人文主义者维柯为切入点的,而“Sensus Communis”恰恰活跃在西方源远流长的人文主义修辞学传统之中。为了批判笛卡尔的理智主义方法论,维柯启用了一种“古今之争”的视角来回溯到以“Sensus Communis”为基础的修辞学真理观。可见,正是在维柯身上,伽达默尔找到了抵制现代科学方法论霸权的先驱者和同路人。“如果想理解人文科学的认识论和科学命运——直到它以浪漫主义精神科学的形态出现的方法论构造,那么‘修辞学’的背景就具有独特的讨论意义。”

   正如前面所说,“Sensus Communis” 所表达的是一些人生在世的常识真理,简单、基础、直截了当。然而问题是,常识是可错的、相对的,它并没有数学那样的普遍必然性和精确性。维柯辩护说:“正如知识源于真理,错误出自谬误,常识就诞生于真似之物。这是因为,真似之物可以说介于真理与谬误之间,因而真似之物几乎大部分都是真的,很少是谬误。”显然,从认识论上说,“Sensus Communis”所具有的真理就具有或然性或概率性,它是“真似之物”。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这个具有似真性的“Sensus Communis”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毫无用处或用处太少,相反,它对我们的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Sensus Communis”被应用于日常生活,需要借助修辞学的说服论证技艺。一般来说,修辞学被认为是一门关于如何把话说得漂亮、说得绝妙的艺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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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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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公号“学术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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