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枫:亚述学家塞斯的“考古至上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1 次 更新时间:2018-02-25 09:5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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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枫  

   读十九世纪的英文文献,凡言及《圣经》研究,总会出现“Higher Criticism”一词。这个当时学术界和文化圈所使用的高频词,译自德文,与“Lower Criticism”相对。这一高一低的两种批评,指的是什么?我们可以看看当时人的界定。美国《圣经》学者布里格斯(Charles Augustus Briggs)曾著有一部通论《六经考辨》(The Higher Criticism of the Hexateuch, 1893),甫一开篇便谈到“高”与“低”这两种研究的异同:

   Lower Criticism处理的是《圣经》文本,搜求所有的《圣经》译本、抄本和引证,旨在确定出自《圣经》作者和编辑者之手的真本和原本。它所处理的是字母、词语和字句本身,不考虑其文学形式或者意义。而Higher Criticism则建立在Lower Criticism的基础之上。它将《圣经》文本从Lower Criticism手中接过来,将《圣经》作为文献来加以研究。

   根据这个十九世纪末的界定,则所谓“低端”批评,主要指版本学和校勘学研究。而“高端”批评,则是针对《圣经》所做的更深入的历史考证。汉语学术界有时将Higher Criticism直译为“高等批评”,我认为不若称其为“考证”,意思更加显豁。具体来说,“《圣经》考证”乃是运用语文学方法、对希伯来《圣经》中各支传统的来源和构成做精确剖析的研究。

   对《圣经》的怀疑与批判,源远流长。自基督教兴起之初,就有教外的学者攻击《圣经》不是信史,揭露其中的记述前后抵牾,充满时代错乱。十七世纪以降,批评火力渐猛,疑问也越来越多,主要聚焦于“摩西五经”的成书问题。《圣经》研究史上常常引用霍布斯和斯宾诺莎的例子。在《利维坦》第三十三章和《神学政治论》第八章,两位哲学家都认为五经虽传统上冠以“摩西”之名,却不可能全部由摩西撰写,而是后人所为。从十八世纪末开始,以往相对零散的怀疑和猜想,逐渐由德国学者加以更细密和更严格的分析。十九世纪初最具原创力的德国学者德维特(W. M. L. de Wette,1780-1849),在其博士论文中,根据《圣经》文本的内部证据,已提出“摩西五经”中的《申命记》,成书必定晚于其他四卷。他的后续研究证明,五经中的律法部分不可能来自上古,而可能晚至公元前七世纪才写定。

   德维特之后的两代学者,秉承历史批评的方法,稳扎稳打,将考证工作持续推进,最终迎来了一位集大成者,那就是著名的威尔豪森(Julius Wellhausen,1844-1918)。一八七八年,他发表《以色列史卷一》,对前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做了汇总。这部书经过修订,在一八八三年出版单行本,改题为《古代以色列史导论》。威尔豪森所总结提炼出的理论,通常被称作“底本假说”(Documentary Hypothesis),也可叫作“五经四源说”。这一理论将“摩西五经”分解成四支文献传统。称上帝为“亚威”(Yahweh)的为“亚威派”,称上帝为“神”(Elohim)者的为“神派”。《申命记》自成体系,自有独立的传承,称为“申命记派”。最晚出现的祭司派,大约在公元前五世纪对于以上三套文献进行了编辑和改写,并加入自己独有的观点和材料。

   从德维特到威尔豪森,《旧约》考证的重要发明,在于以古代以色列人的宗教史、祭祀史,替代了基督教的救赎史。《旧约》所展示的,不再是上帝的选民从被拣选到背弃上帝、从遭受惩罚到忏悔的历史,而是以色列人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敬拜上帝的历史,也就是以色列祭祀的发展史。《旧约》文本糅杂了多种材料,经过多重编辑,为编订者的神学立场所笼罩,而真实的历史则隐没于传世文本之中。因此,《圣经》考据的任务,就是考镜源流,认清文本的构造和脉络,拆解纵横交错的线团,剥离出每一条线索,复原拼合之前的面貌。

   若我们观摩德国《圣经》考证的进程,特别是威尔豪森的著作,会发现其核心的研究方法乃是基于传统的语文学。学者会辨别不同文献之间在内容和措辞方面的异同,会格外留意不同源流的文献片段所使用的独特用语。威尔豪森的《导论》一书,尤其展示出卓绝的考证功夫,代表十九世纪《圣经》考证的巅峰。《导论》英译本的出版,更使得“五经四源说”逐渐征服了一向对历史考证颇为拒斥的英国学术界。威尔豪森的理论,虽被后人不断质疑、修改、补充,但已构成现代《圣经》学的基础。但是,就在威尔豪森的观点成为学界主流之时,以出土文物为核心的《圣经》考古,也正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圣经》考古学始于朝圣和圣地探险。十九世纪早期,有少数虔诚的基督徒到巴勒斯坦地区勘察,目的在于确定《圣经》地名的具体方位。比如美国牧师罗宾森(Edward Robinson)曾于一八三八年游历巴勒斯坦,他依靠通晓阿拉伯语的传教士帮助,将当时的地名与《旧约》记载相对照,共找出一百余处《圣经》地名的旧址。当时他所依赖的不过是圆规、望远镜和尺子,外加希伯来文《圣经》和英译本。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英法两国在美索不达米亚开始大规模的挖掘,尤以英国人雷亚德(Austen Henry Layard,1817-1894)的发现最为知名。雷亚德在一八四五年到一八五一年之间,雇用当地人在摩苏尔附近的古代亚述遗址进行挖掘,并将出土的部分雕像以及大批楔形文字泥板运回英国,存放于大英博物馆。大英博物馆陆续收藏的上万件泥板中,有一部分经过专家的释读,陆续刊布,加速了对楔形文字的破译,对《圣经》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在埃及和近东地区又陆续有重大发现,比如阿玛纳书信和汉谟拉比法典等等。所有这些地下出土的实物,都对于以文献为基础的《圣经》考据构成极大的冲击。

   考古学这门新兴的学科,与传统的语文学相比,其方法和旨趣可谓大相径庭。当时重视最新考古发现的学者,开始对过度依赖文献的研究方法提出批评。这其中声音最响亮的是英国亚述学家塞斯(Archibald Henry Sayce,1845-1933)。塞斯的著作如今已无人问津,但他在《圣经》考古和亚述学领域是十九世纪后期卓有建树的学者,特别是抬高考古发现、贬低文本考证这方面,他是当时的急先锋。根据他晚年出版的回忆录(Reminiscences,1923),我们可以大致勾勒他的生平和学术。塞斯从小喜欢古代语言,受过良好的古典教育,十岁已能读维吉尔和色诺芬的原文。十二岁时,他的兴趣转向希伯来文和其他东方语言,开始了解马克斯?缪勒(Friedrich Max Müller,1823-1900)的比较语文学。他十四岁首次去伦敦游览,参观了大英博物馆,在埃及和亚述展厅内逗留良久,仔细观察陈列在玻璃柜中的楔形文字泥板,描摹上面的古怪字体。从此,他开始了对于古代东方文明一生的迷恋。塞斯中学时开始学习埃及象形文字,还初步接触楔形文字,购买了英、法两国博物馆出版的楔形文字图册。他于一八六五年入牛津,跟随马克斯?缪勒学习梵文和比较神话学,也兼习亚述学。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他出版过比较语文学和亚述语法方面的著作,还参与大英博物馆所藏楔形文字泥板的释读工作。

   一八七五年,马克斯?缪勒辞去牛津大学的比较语文学教授职位,希望将余生奉献给自己主编的《东方圣书》系列。牛津大学为了挽留缪勒,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将比较语文学教授的薪水分为两半,一半留给缪勒,而另一半用于聘请一位代理教授,以分担缪勒的工作。塞斯便以这种方式入选,开始执教于牛津。此后,他几乎每年都去东方游历,有时也参与考古挖掘。父亲去世之后,塞斯得以自由选择生活方式,于是决定放弃牛津教职,在温暖的尼罗河畔度过余生。从一八九一年开始,他正式定居埃及,成为真正扎根东方的东方学家。后来牛津专设了亚述学教席,无须授课也无须常住,于是塞斯欣然接受这个职位,每年从埃及返回牛津一次。所以他在后期的著述中,往往将自己的学术头衔写作“牛津大学亚述学教授”。

   塞斯本以语文学起家,但接触考古发现越多,就对于“纸上谈兵”的文献学研究越发抵触。在其著述中,较早流露出对语文学不满的,是他为施利曼《特洛伊》(Troja)英译本所作的序言,时在一八八三年十月。施利曼是德国商人,认定《荷马史诗》不是向壁虚造,必有历史依据。他于一八七一年自费前往土耳其进行发掘,结果挖出古代特洛伊城遗址。这是十九世纪考古的重大发现。十八世纪以来,古典学家基本否定《荷马史诗》的历史价值,如今施利曼的考古挖掘为荷马史诗的真实性正名。塞斯在这篇序言中,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他评论道:

   当考古学成为一门科学,当它的基本事实已牢牢确立,如今再想重返五十年前那种业余的崇古情怀,为时已晚。那时还有可能基于文学想象而不是科学的理论,还有可能在流沙之上建造草屋。但这样愉快的消遣已一去不复返。对于上古时代的研究,已经从文献领域转移到科学领域。

  

   塞斯借这篇序言宣告,在古史研究中,考古学已带来研究方法的深刻转向。他将“文献”与“科学”对立,实际上就是将语文学与考古学对立,这已然构成他其后二十年的主要观点。

   在此后发表的多种著作,特别在其回忆录中,塞斯均不厌其烦地描绘自己学术思想的转型过程。通过施利曼的挖掘,塞斯已初次领略了考古的威力,而后续的动力则来自阿玛纳(Tel el-Amarna)出土的泥板。这一批公元前十五世纪的文献,用楔形文字写成,其中有埃及法老与近东诸国国王之间的外交信函。这一发现让塞斯顿悟,长期以来学者普遍认为书写文字晚出,乃是完全错误的说法。他甚至认为远在摩西时代,教育已经广泛传播,已有文字和成熟的著述,官方通信往来也很频繁。塞斯回忆,一八八八年之后,他再也不能接受摩西时代无文字撰述这一说法了,也更坚信考古学乃是解决古史问题的不二法门。他在回忆录中说:“所谓文献学分析和批评的主要支持已然消失。从此以后,要确定一部希伯来文献的特征以及它是否可信,就不能依靠学者的假设、臆断或者无知,而必须依靠考古学研究。”(273页)在回忆录另一段,他又说:“地中海地区的考古发现已经给予荷马和早期希腊传统的‘考证’研究以致命一击。类似的发现,现在同样给从德国舶来的《旧约》理论以致命一击。主观的玄想必须让位于最终发现的坚实的科学事实。”(303页)在诸如阿玛纳泥板等出土材料的刺激之下,塞斯批评语文学、独尊考古学的调门越来越高。

   塞斯在一八八九年的著作《“圣经考证”与古迹之裁断》(The “Higher Criticism” and the Verdict of the Monuments)中,对语文学的贡献,先有一番相对公允的评价,承认考证家正是运用语文学手段,才能将“摩西五经”分解为不同源流的残片。但是,塞斯又批评考证家妄自尊大,以为Higher Criticism之“高”真的表示品级的高下。他认为语文学分析的局限,在于“所依赖的材料不必超出文献自身,所汲取的证据主要是内证,所依据的事实与外部证据少有关系或者完全无关”(8页)。而他心目中理想的“外证”只能是考古学所提供的实物,因而必须以考古学来检验和“控制”语文学、文献学的研究成果。

到了一九〇四年,塞斯出版了一本小书《考古物证与圣经考证的臆测》(Monument Facts and Higher Critical Fancies),对于以语文学为主导的《圣经》考证提出尖锐批评,火力之猛,是前所未见的。虽然塞斯在书中没有指名道姓,但明眼人会发现,他攻击的靶子就是威尔豪森。塞斯在开篇就指出:《旧约》乃是古代东方文献的合集,但现代学者却把它当作欧洲人的作品来看待。要理解古代东方人,就先要把自己变成东方人,不可盲从不可靠的理论,而要相信看得见、摸得着的证据。而能够经受科学检验的,只有直接来自古代的证据,或者是文献和铭文,或者是出土材料和器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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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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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18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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